澳大利亚为什么加入AUKUS？——澳大利亚在不确定时代下的外交政策 | 国政学人

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外交政策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大量解释。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国家利益是根据“权力”来定义的，国家将寻求权力安排的平衡，这种平衡会随着大国的兴衰而变化。然而，这些假设不仅夸大了权力平衡安排的明确性，还狭隘地将国家利益视为物质安全理性考量的结果，将任何偏差都视为误判。简单地说，他们把利益视为理所当然。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将这种对体系压力的强调作为中介，承认社会力量会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们模糊了物质利益，因为“外交政策的选择是由实际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做出的，因此重要的是他们对相对权力的看法，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或力量的相对数量”。然而，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者很难解释持续的战略失误，因为他们认为误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抵消”。他们还被指责“偷运”社会力量，因为缺乏因果机制来解释它们何时以及如何起作用。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学者承认观念和身份在国家利益形成中的作用，它们倾向于强调这些范式是如何具有自我强化的本质的。然而，一些建构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当出现导致制度安排不再实现其预期目的时，制度规则可能会弄巧成拙。

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学者们精炼了以上这些想法，它们强调国家身份叙事来解释国家行为。他们认识到，“自我”叙事以何种方式告知并影响着各国界定自身利益的方式，超越了传统的物质安全。从这些角度来看，国家构建了“自传式身份叙事（autobiographical identity narratives）”，以一种赋予其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的意义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这种以重复行为为特征的惯例有助于构建一个基本的信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体可以获得本体安全。当这些日常关系被破坏时，尽管没有任何实际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国家还是会感到不安。

本体安全学者强调羞耻感机制（the mechanism of shame），这种机制会对一个国家维持其自我认同叙事的能力产生焦虑。羞耻感来自于国家认为与其身份不一致的行为或不作为，从而导致“自我的彻底破坏”。羞耻感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回顾性羞耻感，它代表了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对自己的行为所代表的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有关的恐惧，另一种是作为对可能结果的反事实评估以及它们在身份方面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预期羞耻。

本体安全学者强调国家在寻求实体安全的同时，也需要寻求身份安全。这些观点揭示了各国在试图稳定关系和确保自身身份时，是如何做出看似与地缘政治或战略利益相矛盾的外交政策选择的。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施动者依附于竞争惯例，在其中找到了一种“自我”感。以同样的方式，施动者可能会对合作惯例和联盟产生依恋，因为这些合作构成了他们身份的一部分。虽然维持这种关系在追求物质安全方面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对联盟的依恋也可能稳定本体安全既需要一元的“自我”感（即一个人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对话的“自我”。也就是说，从与他人的对话中产生的自我意识。简单来说，“自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独白，但也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因此，当关系的本质开始改变时，本体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这是因为各国被迫重新评估它们自身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真正的本体安全是一种“幻想”，因为维持“自我”感的基础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想象和构建的，它并不是一种可以获得的财产。

事实上，几乎所有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在政策制定层面都是通过本体安全的主导叙事来证明的，即需要与“强大的朋友”保持关系，维护自身作为地区中等大国的地位，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同样，作者也认识到，在本体论安全文献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构建或至少夸大物理和本体安全之间的二元选择。这不是非此即彼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两者是相互构成的。然而，正如下文所述，为加强澳大利亚的人身安全而采取的早期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构成澳大利亚“自我”意识的常规行为。

——“被抛弃的恐惧”

“被抛弃的恐惧”深深扎根于澳大利亚人的内心。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在许多场合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需要伟大而强大的朋友”。从1788年第一个英国殖民地开始，澳大利亚的新移民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对新殖民地的安全一直感到恐惧和焦虑。

直到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没有明显的独立外交政策。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澳大利亚有自己的外交政策问题，包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移民控制，以及对在1904-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期间意外击败俄罗斯海军的强大日本的恐惧。的确，日本的迅速崛起和帝国野心使其成为东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对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一种基于恐惧和依赖的二元关系。

然而，1942年2月（1991年第55天）新加坡沦陷后，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种“累积的震惊感（cumulative sense of shock）”，澳大利亚对英国的安全依赖开始消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对英国的经济依赖已经减少，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重点是保持一种强大、可靠的军事关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当英国自己的军队被束缚在欧洲时，英国无法帮助澳大利亚的防御。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随着1951年《澳新美条约》的签订而得到巩固。事实证明，这一联盟至关重要，并将有助于塑造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澳大利亚在未来几十年的许多战略选择，因为政策制定者将美国确立为新的“伟大且强大的朋友”。

——地区中等强国

正如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和随后的外交政策决定受到“害怕被抛弃”的影响一样，它们同样受到澳大利亚将自己视为地区中等大国的观点的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努力塑造地区秩序，帮助发展追求稳定与合作的制度和规范。值得注意的是，亚太经合组织迅速发展为包括政府首脑会议在内的组织，成为最重要的多边组织之一。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与该地区的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到本世纪头十年，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仍是亚洲。直到今天，澳大利亚前15大出口市场中有12个在亚洲，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2.2%。因此，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两党的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就其地区影响力而言，澳大利亚“超水平发挥”。这些人包括前工党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和自由党总理约翰·霍华德。然而，迈克尔·韦斯利指出，这样的自我描述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让澳大利亚精英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感觉良好”。在精英决策层面，这已成为澳大利亚自我认同叙事的一部分，但它与美澳联盟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美国关系的任何倒退都将破坏其作为地区中等大国的地位，并造成未来的耻辱。最近，通过与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大利亚一直在努力与地区伙伴更深入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取得了以上这些进展，澳大利亚仍与美国保持着最牢固的安全关系。

——美国的盟友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捍卫者

《澳新条约》是美澳关系的分水岭。卢克·高斯林，现任澳大利亚议会议员，认为与美国的联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防御协议之一”，只有北约可以与之匹敌。他甚至认为，双方无疑会互相帮助，因为联盟“植根于法国东北部索姆河上勒哈梅尔以东的岩石、血染的山脊……这是使我们的士兵成为兄弟的第一次战斗”。这种情绪代表了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的一种信念，即由“共同价值观”创造的纽带将超越战略以及现实政治的考量。这显示了两国关系的“神话”是如何在澳大利亚的身份中根深蒂固的。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将在澳大利亚未来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提供“保险”。这种逻辑导致了许多外交政策上的失误，以显示作为战略伙伴的忠诚和价值。虽然战略利益有时是模糊的，但政策制定者将澳大利亚的参与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利益的松散定义联系在一起。1968年至1972年间，对越南的突袭使大约61,000名人员丧生，伤亡人数超过500人，受伤人数超过2,400人。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澳大利亚在其历史上首次启动了《澳新条约》。据估计，澳大利亚参与反恐战争在阿富汗花费了大约85亿美元，在伊拉克花费了41亿美元。这类事件在经济上和生命损失方面都付出了高昂代价，但在战略上的收获最多也只有微乎其微。

2011年，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布，到2017年，美国将有多达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达尔文轮流驻扎，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新军事基地，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关系。此举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最近，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次演讲中，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指出，在地区架构的发展中，“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2016年国防白皮书和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的核心观点。最近的国防白皮书中有50多次提到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是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

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澳大利亚于2021年9月15日加入了AUKUS三边协议。该协议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全面的安全部署，包括网络和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水下能力、高超声速和反高超声速、电子战、信息和创新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也将花费3680亿美元购买核动力潜艇。

事实上，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在二战后是有意义的。日本帝国军队战败后，美国成为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主导力量。从战略上讲，在此期间深化与美国的关系满足了现实主义者的担忧，因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将有助于推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使得美国更有可能保持接触并协助澳大利亚防御。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再拥有同样的主导地位，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关系却在不断加深。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是一种促进澳大利亚安全的手段，还是一种维持与熟悉盟友关系的努力？下文中，作者概述了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澳大利亚的利益。对于每个问题，作者都概述了AUKUS对澳大利亚没有帮助的原因，然后简要讨论了本体论安全问题是如何模糊或帮助澳大利亚决策者忽视这些问题的。

——美国相对衰落，退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美国仍然是一个拥有优越军事能力的大国，但它的相对实力已经减弱。因此，美国在塑造国际政治和促进自由民主规范方面的能力不如冷战时期，也不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实力巅峰时期。除了美国的相对衰落之外，基于特朗普“美国优先”世界观的美国外交政策中本土主义倾向的重新出现，导致人们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满，对联盟和贸易协定的交易观也越来越强烈。鉴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更多地以安全为基础，莫里森政府能够对特朗普更具交易性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观点视而不见。在安全方面，莫里森声称澳大利亚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由于这是特朗普想听到的，澳大利亚基本上躲过了特朗普的愤怒。即便如此，特朗普在上任几天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时，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仍然受到了考验，贸易区的价值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举动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

——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正在押注美国将继续参与该地区事务，而不是重拾特朗普政府那种反民主的冲动。尽管特朗普输掉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但一个像特朗普那样的人物重返总统宝座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或者至少是一个质疑美国在亚洲所扮演角色的人。国内政治紧张日益阻碍美国外交政策的对外表现。由于国内局势持续紧张，政府面临关闭的威胁，拜登被迫取消了原定于2023年5月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四国防御联盟”会议的计划。虽然这并不能反映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具体看法，但它表明，美国国内政治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AUKUS是否解决或克服了这些挑战？

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否定的。2017年，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总理多次重申，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是澳大利亚的“核心战略利益”。他接着建议，中国成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的努力应该受到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阻止。然而，特朗普政府最终导致的一系列事件，损害了基于规则的秩序和澳大利亚的根本安全利益。

AUKUS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官员的想法，但正如哈利·丹尼特所言，他们等到特朗普离开白宫后才把它带到美国的视野当中。这对于理解AUKUS的动机很重要，因为政策制定者正在等待特朗普离任。在AUKUS计划酝酿之前，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核潜艇。这只发生在对联盟未来的担忧达到顶峰的时候。澳大利亚对美国国内政治缺乏任何形式的影响力，并以此依靠美国国内的偏好来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并维持其联盟承诺。因此，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的回归可能会让AUKUS被摧毁，使澳大利亚在潜艇采购方面回到原点，而联盟的状态则将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境地当中。

——依靠本体安全

那么，鉴于美国一再否定其所构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为什么如此愿意通过AUKUS加倍下注，即使AUKUS似乎已经不太可能缓解两国关系即将面临的挑战？本体安全可以通过指出在例程中发现的安全性，和努力避免因无法维持这些例程而产生的羞耻感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与美国的关系在与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结盟方面具有重要的安全利益。它还带来了好处，即通过减轻对被抛弃的恐惧，增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大国的能力，并追求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共同价值观，来确保澳大利亚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景。在数百场演讲中，澳大利亚总理和外交官重申了美澳联盟的力量，以及澳大利亚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以至于这两者已经成为同义词和惯例。然而，特朗普对两国关系的共同理想和长期惯例构成了重大威胁。

对澳大利亚来说，抵制美国更加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冲动并不是一种选择，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的回归。这是因为两国日常关系的任何破裂都将成为一种耻辱，因为澳大利亚维持“自我”意识的能力将受到损害。因此，AUKUS可以被解释为重新强调和巩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受到威胁的关系惯例的努力。它满足了澳大利亚感知“自我”身份的需要，与美国保持亲密，避免了关系变化带来的耻辱。简而言之，它暂时减轻了人们对“害怕被抛弃”的焦虑；这让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感到，澳大利亚可以继续保持“中等大国”的地位，并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的未来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从中国的崛起，到质疑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美国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府的崛起，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未来几年应对许多挑战。2021年加入AUKUS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安全部署工作。然而，印太地区急剧变化的性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持续不确定性，重新点燃了澳大利亚根深蒂固的“被抛弃的恐惧”。

作者认为，AUKUS是对澳大利亚感知到“自我”意识受到威胁的过度反应，可能无意中危及了物理和战略安全需求。通过使用本体安全理论，作者认为澳大利亚进入AUKUS是一个并不完全基于实际安全考量的决定。相反，这是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的一项努力，旨在稳定其与美国的危险关系，从而加强其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自我”意识，以及基于规则秩序的捍卫者这一角色。然而，这种通过AUKUS维持常规和稳定传统联盟的努力给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些风险，传统的安全观念难以解释。

将本体安全甚至是更广的视角应用于AUKUS的研究，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有两个好处。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体安全使得人们对安全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超越通常从物理、物质角度看待安全的传统观念，本体安全主要是通过国家身份叙事和常规的稳定性塑造了对威胁感知，并为决策者决策提供了信息。因此，在地区动荡加剧、最亲密盟友美国出现孤立主义倾向的时代，它为思考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途径。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孤立主义思想的崛起所带来的对美同盟的感知威胁，破坏了以往的两国关系，在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中引发焦虑和不安全感，从而威胁到了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

其次，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本体安全为思考影响决策的因素提供了重要途径。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地认识到，维持长期关系和身份需求的努力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如何最好地维护国家物理安全的思考方式。简而言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2016年大选，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会考虑AUKUS并退出与法国的潜艇交易吗？如果特朗普政府回归，AUKUS能提供任何真正的保障吗？

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孤立主义者推动美国在更保守的基础上开展军事行动的高潮，特朗普呼吁减少驻扎在全球的美国军队。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美国减少自身参与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以及这对澳大利亚安全的影响。此外，特别是随着共和党逐渐偏离美澳关系的所谓“共同价值观”，宣称美澳联盟拥有与过去一样的规范性力量变得越来越困难。简而言之，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两国关系无法再为其安全提供与之前同样的保证，也不再代表两国将继续拥有相似的价值观。

ontological security

本体安全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

伟大且强大的朋友

autobiographical identity narratives

自传式身份叙事

the mechanism of shame

羞耻感机制

cumulative sense of shock

累积的震惊感

校对 | 任淼植 黄伊颖

审核 | 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