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座帝陵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直接为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
◇“作为多民族政权，西夏文化多样杂糅，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中原农耕文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
◇贺兰山多山洪，西夏陵在贺兰山下矗立近千年，从未遭山洪毁坏，离不开王陵建造者所修筑的防洪工程。这些古人顺地势修建的防洪工程，有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西夏陵三号陵 冯开华摄 / 本刊
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王朝如流星般闪过，短暂却璀璨。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与宋、辽、金等王朝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曾控制河西走廊。然而，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灭后，因史料匮乏、文字阻隔，西夏逐渐销声匿迹，从此扑朔迷离。
幸而，贺兰山下的苍茫巨冢在近千年风雨中仍巍峨屹立，以其气势恢宏的陵寝布局、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精美的琉璃构件和丰富的残碑石刻，诉说着西夏昔日的繁荣辉煌。
走进西夏陵，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党项族、汉族、回鹘族与吐蕃族等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西夏陵；而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亦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见证。
王朝缩影
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卡斯特尔飞越宁夏贺兰山时，用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山脚下一片奇怪的建筑——圆锥形的“土堆”，并收录进其《中国飞行》一书。
这些“土堆”是什么？“土堆”下又埋藏着什么秘密？
约40年后，宁夏考古人员钟侃和同事在凛冽寒风中初次走近这些“土堆”时，心中疑惑恰如卡斯特尔。
年轻的考古者捡回一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便一头钻进浩瀚史料中。他们翻遍史书，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同时，明代安塞王朱秩炅也曾写过一首《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神秘土冢，很可能与西夏帝陵有关。残碑上的神秘文字，亦被考证为西夏文字。
据史书记载，李元昊立国前夕，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度变成无人能解的“天书”。
带着这些“土堆”可能就是西夏帝王陵墓的期待，1972年，宁夏文物部门正式对这片区域开展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根据陵墓规模和独特的月城结构，从数百座陵墓中辨认出史书中有明确陵号记载的9座帝陵。然而，这9座帝陵分别归属哪位帝王却迟迟没有定论。
和钟侃一起踏入这片神秘陵园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学者李范文。在李范文眼中，西夏文字是打开西夏历史与文化的钥匙。为此，他毅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西夏故地宁夏工作。在这次考古发掘现场，李范文被安排负责后勤，他便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一文一碑地辨识。
六年里，李范文对3270块西夏残碑逐一考释，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和《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出近6000个西夏文字，最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夏汉字典》，成为继西夏学开拓者王静如之后第二位捧回法国儒莲奖奖杯的西夏学学者。
李范文解密西夏文字的执着，为西夏陵考古发掘工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从中成功拼合出一块西夏文碑额，并考释出碑额上16个西夏文篆书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七号陵被确定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确定主人的陵墓。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夏陵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者基本廓清西夏陵总体布局、遗存构成等信息。据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丰介绍，西夏陵遗址分布在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洪积扇戈壁上，这片近40平方公里的戈壁被多条山间冲沟切分成4个自然板块，内含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等四类建筑遗址，以及7100余件文物。
“九座帝陵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直接为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王昌丰说。
从大学时选择“宋夏战争”作为自己的论文主题起，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已深耕西夏学近40年。在这个蜚声海内外的西夏学学者心中，西夏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全世界研究西夏者“必到之地”。
“站在陵墙上，双目所见，唯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杜建录说。
本刊记者在遗址区看到，271座陪葬墓分散分布于9座帝陵周围，保存较好者不仅墓冢高高耸立，地面建筑夯土遗迹也依稀可辨，而保存较差者仅残存墓冢。
根据目前已知的各陪葬墓规模、形制，考古专家将西夏陵陪葬墓分为三个等级，绝大部分尚未进行过考古发掘。已经发掘过的3座陪葬墓，主要出土有反映西夏随葬制度的铜、铁，石制的动物形器、武器、瓷器、动物骨架，以及丝织品、钱币、饰物、食物等随葬品。
在现编号为MⅢ-107的陪葬墓中，墓里尸骨曾受到扰乱，经鉴定为一男三女。结合多次入葬痕迹，考古人员判断该墓为一夫多妻的合葬墓，为党项族一夫多妻婚配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这个造型生动逼真、工艺高超的“国宝级”文物如今“镇守”于宁夏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西夏青铜铸造工艺及农耕文明的重要窗口。
“西夏陵大量的陪葬墓及出土的珍贵陪葬器物，都显示着帝王尊贵的身份和逝世后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西夏学学者陈育宁看来，帝王陵寝是官式建筑中最高级别的代表，体现封建制度的森严等级和不可逾越的建筑伦理，与中原王朝一脉相承。
文明见证
作为西夏陵考古发掘“第一人”，钟侃曾说过，在中国历史上，西夏陵是地面遗迹保存得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是研究和了解西夏史信息量最大的一处历史文化遗迹。
寒冬时节，慕名而来西夏陵参观的游客依然不少。暖阳下，在被推测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泰陵的三号陵陵塔前，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不厌其烦地向游人解惑——西夏陵为什么“不长草，不落鸟”？
“陵塔是西夏陵园中最高大的建筑体，刚被建造出来的时候，是七层高的实心八角密檐塔。如今，经过千年风雨，陵塔外的木结构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高大的夯土建筑供世人瞻仰。”师培轶说。
夯筑技术是我国自新石器时代沿用至今的主要建筑技术之一。西夏陵陵塔以黄土混合砾石夯筑而成，夯层清楚、密实，硬度强，显示了西夏对这一技术的熟练掌握应用。
师培轶解释说，三号陵陵塔夯土瓷实，经过分析还加入了白石灰，加之北方雨水少，植物难有存活空间。
西夏陵令人惊叹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些年，我无数次走进西夏陵，每一次都会被它所呈现出的建筑智慧所折服。越研究，越发现这里就是各民族智慧融合的一个典范。”作家唐荣尧说。这些年，着迷于对西夏的寻访探究，他从宁夏出发，徒步走过十余个省（区、市），探究西夏的来龙去脉和西夏后裔去向，先后出版多本西夏研究著作，并担任纪录片《神秘的西夏》《揭秘西夏陵》的总撰稿人和编剧。
2016年，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三位学者共同编撰出版了一本名为《西夏建筑研究》的论著。在书中，他们也不约而同地用“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来形容西夏陵建筑特征。
据文献记载，西夏境内不仅有党项族，也生活着汉、吐蕃、回鹘、鞑靼、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各民族不同的生业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给西夏文化带来多元特征。
在出土的一张西夏文草书户籍残卷上，西夏学学者史金波找到了一个乡里30户人的资料。释读后，学者们发现，这个乡里共有4户是党项族和汉族通婚，其中3户丈夫是党项族、妻子是汉族，1户丈夫是汉族、妻子是党项族。
“这些民间有名有姓的族际通婚案例是最鲜活的例证，更为真实、更为广泛地显示出西夏时期各民族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史金波说。
细阅西夏陵各时期考古报告可以看出，“仿巩县宋陵而作”的西夏陵大量吸收借鉴了中原王朝的陵寝制度。宁夏考古专家韩兆民、李志清1987年撰写《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时指出：“从王陵墓区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是依山面河，互为形势。这反映了西夏王陵墓区的择地，深受唐宋山陵葬仪及风水堪舆的影响。”
在帝陵布局上，西夏陵沿袭唐宋帝陵主要构成要素，加以改造和添配：保存了包括陵门、角阙、献殿、陵塔在内的陵城，陵城外神道、阙台等构成要素，以及神道—陵城的轴线对称布局特征；取消了北宋帝陵中的成对乳台，替之以碑亭，并将碑亭制度化于每座帝陵和部分高等级陪葬墓中。
“西夏人根据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也在帝陵建造中加入了独特元素。”师培轶说，最明显的就是在陵城中轴线外，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构成北偏西的另一条轴线，融合了党项族“鬼神居中”以避鬼神的传统信仰。其墓道封土也不同，帝陵墓道通常不可见，但西夏陵墓道封土呈突出鱼脊状，非常明显。
西夏陵的建筑装饰构件同样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宁夏博物馆，刻有汉文、西夏文的“国宝级”文物“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引人注目。据了解，西夏陵共出土了十余件类似的人像石碑座，整体近似一个正方体，正面看是一个大力士，其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眼圆睁而外突。不同于中原传统高等级石碑下的龟砆，这些人像石碑座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的风格。
六号陵出土的鸱吻，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古代琉璃鸱吻构件之一，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证实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的传播与发扬。
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迦陵频伽乐伎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为人面鸟身，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
在杜建录看来，西夏陵及其出土文物作为实物例证，生动地展示出西夏从建筑、文字到政治体制、农业生产技术等各个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恰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作为多民族政权，西夏文化多样杂糅，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中原农耕文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他说。
唐荣尧说，当下我国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早在千年以前，古人就用西夏陵这样一个建筑实体，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彭向前长期考证西夏服饰“吊敦背”、西夏乐器“马尾胡琴”、西夏兵器“神臂弓”的发明及传播过程。其中，“神臂弓”是西夏人在“弩”的基础上创制的，后向东传入北宋，历宋元明诸朝，在战场上风行数百年之久，在中国古代兵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西夏在广泛吸收周边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从而也对周边政权或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
生生不息
在西夏陵遗址区，不时能看到竖立在一处处遗迹前的米黄色石碑，碑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陵”13个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自13世纪西夏灭亡后遭毁弃以来，西夏陵默默承受着风雨侵蚀及各种病害，一些陵塔甚至存在倒塌风险。为更好地保护这处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国务院于1988年将其确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西夏陵获得最高等级保护。
三十多年来，西夏陵保护管理机构对遗址进行常态化维护，并针对主要干扰因素对其实施专项保护措施，控制并显著降低了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对西夏陵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影响，从而守护这片历史遗迹，延续其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
“夯土建筑保护是世界性难题，本着最小干预原则，直到2000年国内技术相对成熟时，我们才与敦煌研究院开展合作，从本体加固和提高夯土表面抗风化能力两方面入手，探索适宜西夏陵的保护方法。”西夏陵区管理处文物保护科科长任秀芬说。
任秀芬介绍，当时三号陵遗址存在的病害主要是根部掏蚀、裂隙等，技术人员采用土坯支顶的措施对遗址墙体进行了支顶加固，同时采用无机材料PS（高模数硅酸钾）进行了表面防风化加固，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2000年至今，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西夏陵先后对九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的保护加固措施不断升级，比如用于加固的锚杆材料，结合传统工艺技术，探索使用毛竹锚杆；我们还在探索通过人工培育生物结皮来实现预防性保护，以尽可能延缓自然环境对遗址的破坏速度。”任秀芬说。
自2015年后，西夏陵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引进了遗址动态信息及监测预警系统，借助科技力量提高遗址保护精细化水平和预防性保护能力。“从宏观层面，我们会监测每一年度降雨量、不同陵塔的降雨量、什么时候降雨等信息；从微观角度，则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高度的探头，去监测每一次降雨对土遗址含水量、电导率等造成多大影响。这些数据会被收集起来进行分析，以指导后期的预防和加固保护工程。”任秀芬说，他们每年还会组织技术人员对遗址进行全面“体检”，及时解决遗址出现的小问题，比如生物病害治理等。
周边环境整治也是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从2009年到2015年，西夏陵陆续实施多项环境整治项目，包括建成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封闭围护陵区和各帝陵陵园，并派专人日常巡查；搬迁陵区内生产生活设施，修复生态环境；建设现代防洪工程，维护古代防洪工程遗址等。
贺兰山多山洪，西夏陵在贺兰山下矗立近千年，从未遭山洪毁坏，离不开王陵建造者所修筑的防洪工程。
据宁夏文物考古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介绍，防洪工程遗址中，防洪墙一般建在地势较高、洪流较急的区域，主要以石块堆砌，内填黄土；排洪沟则直接于地面开挖。“这些防洪工程都是古人顺地势修建的，有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保护。”他说。
西夏陵的文物保护条件也在不断提升。师培轶清晰记得，1996年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时，文物库房就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存放的文物只有从遗址区收拣而来的残砖断瓦。两年后，初代西夏陵博物馆落成开放，库房“升级”到200多平方米，但条件依然简陋。2019年，新西夏陵博物馆投入使用，米黄色建筑与西夏陵区整体环境融为一体，建筑面积9000余平方米。“我们也有了规范的文物库房，还添置了恒温恒湿储藏设施，能更好地为馆藏有机质文物提供保护。”师培轶说。
展陈手段的迭代升级和互动项目的不断完善，也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在西夏陵博物馆，三维扫描技术、VR成像技术、智慧化展柜等展陈手段，让游客能通过触摸玻璃展柜与文物“亲密互动”；在遗址区，精准的文字说明与“复原”展示的建筑构件，带游客遥想陵园昔日的辉煌壮丽；木活字印刷西夏文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死去”的西夏文字活起来；书签、冰箱贴、西夏瓷等600余种文创产品，让西夏文化的余韵更加悠长。
“西夏陵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所有的改变都是希望能更好地向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展示和阐释西夏陵的文化价值。”师培轶说。
江苏游客王嘉柱慕名而来，高大恢弘的陵塔让他感到震撼，西夏神秘的文字和高超的制瓷技艺也令他惊奇不已。“此前从来没有想到，偏居西北的西夏，文明程度如此之高。”这名老人说。
今年夏天，作为西夏陵区管理处最年轻的研究员，刚从重庆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的陈皓莹按照要求，担任了两个月的博物馆讲解员。讲解过程中，她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文博机构了解中华文明，但也遗憾难以解答一些游客的提问。
时至今日，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也只是揭开了覆盖在神秘巨冢之上的面纱一角，西夏陵仍有众多未解之谜。“我相信，只要持续深耕，终能拨开迷雾，为世人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西夏文明画卷。”陈皓莹说。（记者：刘紫凌李钧德艾福梅马思嘉）
（《瞭望》2024年第50期 ）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