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上语言的变化均受制于外界的影响，如新事物的出现，大量移民的迁入等。当今促使上海闲话变化的原因，除了这些常规因素外，主要是强势语言的介入，有以下几种情况：
普通话的推广为人们交流扫除了语言障碍，但这把双刃剑同样限制或影响了方言的存在和依附的条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强势语言。它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且深远，从我们的第二代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到第三代更明显了，他们中已经有不少人听不懂也不会讲或不大会讲上海闲话了。其原因就是不仅在课堂上、学校里，就是在家庭和社会上，日常交流用的也都是普通话。长期开“国语”，使他们对方言缺乏感情、缺少感觉，甚至鄙视的同时，还会将普通话读音转到了上海闲话上来而使方言读音发生变化。如上海西南有个“裕兴花苑”，可用上海话时有人老是要读成“育兴花苑”。初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多次听察，才找到原因：“裕”在普通话里读“yù”，但在上海话中却应读“雨”，即“富裕起来”的“裕”音。而“yù”音转成上海话又读“育”，如“教育”的上海话读音便是。“裕”和“育”在普通话里同音，在上海话里是不同音的。于是他把普通话“yù”音当作“教育”的“育”音后顺着转到“裕”字上，“裕兴花苑”便读成“育兴花苑”了。这同将“弹街路”说（写）成“弹硌（格）路”一样，其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一样的。对传统词语的理解，屡屡出现错误，包括常识性错误，尤其是同农耕社会密切相关的词语出错更多。这是当事人自己不懂，不知道这些物事的正确名称造成的。这部分人人数众多，又是社会、单位里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行用语言由于媒体的介入，逐渐成一种强势语言。如主持人对着电视画面向观众讲的这是“鱼苗”，主办单位的本地人讲的却是“鱼秧”。而“鱼秧”的说法正是道地的上海方言，这在明清、民国作品中都有记录的。当然，不说“鱼秧”而说“鱼苗”不算什么错，反正都能听懂。但有的说法实属不当。一次，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介绍怎么样编竹篮时，用了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词：“竹条”，说是将这些“竹条”编成竹篮。这说明年轻的主持人生活知识相当贫乏，因为这些“竹条”有个专门的名词：“竹篾”，这是个讲了不知几百年的“术语”了。“（音‘海’）兜”，是一种带长竹竿的网兜，但在媒体上多次出现时一律称作、写作“网兜”。须知在老上海闲话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事。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及媒体介入后作用的放大，若干年后，大有可能会用表意不清的“竹条”“网兜”来代替“竹篾”“兜”了。很难想象，四五十年前的“上海城里人”会从嘴里说出“竹条”“网兜”来。可以肯定地说，因类似不懂这类词语的年轻人多得不计其数，这类依附于农耕社会产生的词语已经或将要被一种新的强势语言所消解、淹没。这二三十年来，大量的外地人员进入上海，在有的地区，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原住民。这是新的移民，移入数量、居住范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以本人居住的城区来说，外来人员和当地原住民的比例是4:1，总数已大大超过原住民。我们现在称他们为新上海人，但他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就是正宗的上海人了。他们在为上海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把各地的方言带到上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学会或正在学会上海闲话。若干年后，他们中会讲上海闲话的人会越来越多。但他们讲的上海闲话，发音再正宗，也只能讲最基本的那些词语，同我们的后代讲的上海闲话差不多。他们对长期积累下来的上海闲话词语，本质上没有感觉，有没有、懂不懂都无所谓。这部分人的语言将成为影响上海方言潜在的强势语言而逐步显现出来，并影响到上海方言的走向。大量出现“语转词”的影响。“语转”现象，西汉时的语言学家扬雄在《方言》中就已经涉及，他认为某些词表面上虽写成不同的文字，然而从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声音来说都是同一个来源，不过声音上略有不同。而晋朝时的郭璞进一步阐发说：“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也就是说，如果声音稍变就写成另一个词，并不妥当，因为这容易引起误会。语言学家是这么说，但人家要“别立名”又有什么办法呢？就如五湖四海的人来到上海后，讲上海闲话的发音也各不相同，以后又根据自己的发音记字，各写各的。可以作出硬性规定的普通话中，从中央级报刊到地方报刊尚且还不断出现把“启事”写成“启示”的同音错别字现象，何况方言中有不少本身就没有本字的，因此“语转词”现象在上海闲话中还会不断出现。使用这类词语的人员数量庞大，足以“三人成虎”，也是潜在的强势语言。这只要看看经常出现在报刊上的所谓“上海闲话”就知道了，以至有学者撰文直呼其为“伪上海话”。编纂出版《上海话大词典》，意图之一，就是要规范上海闲话的书面表达，其心可嘉，但看起来成效不会很大的，而且此词典本身也有很多让人不可理解的异形词。今后的上海闲话是什么样的呢？
可以预见的是：语音继续向糯、软方向发展，并同普通话读音渐渐趋同，即文读音增加，白读音、土音、古音逐渐消失以至殆尽。大量方言老词语的读音失记，能认识它们，但不知道其原来的读音，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它们还有原来的读音，因而一律用普通话似的所谓上海话读音代替，这在当今沪剧的说白和唱词中已经大量出现。
词语也向普通话靠拢，大量分工精细、富有特色的词语因依附条件消失、长期闲置而最终消亡，代之以普通话词语。自明清、民国以来流传有序的各类词语，留下的仅是事体、末事、真个、推扳、呒没、奥佬、老鬼、一歇、一埭、穿绷、清爽、辰光、白相、阿拉、伊拉、搭界、结棍、睏觉、龌龊、出佬、烦杀、戆大、搭架子、寻相骂、乡下头、人来疯、阿木林、门槛精等等，总体数量似乎还不会太少，但比起原本有的，这剩下的只能说是个零头而已。而且，它们承载传统文化的功能越来越淡化，变成仅是一种符号，最终因其缺少文化含量而逐步从各个领域退缩、让位，明清以来文字作品中尚未进入研究者视线的大量方言词语，由此成为“死词”。
上海市区和上海郊区的方言从语音到词语等的差距越来越小，而继续朝趋向一致方向渐渐发展。说到底，以后的上海闲话就是用上海闲话的音读普通话的词语、中间会得夹些方言词语，就像我们把讲得不标准的普通话称为“上海普通话”一样，这种上海闲话就成了一种“普通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