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
Tilly Goes to Church: The Religious and Medieval Roots of European State Fragm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4;118(1):88-107.
《美国政治学评论》2024年第1期，《蒂利走向教会：欧洲国家碎片化的宗教根源和中世纪根源》。
本文作者
Anna Grzymala-Busse，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及其转型的历史发展、政党、宗教与政治。
导语：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中世纪教会是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一支强大力量。关于国家建构的经典叙述集中于近代早期世俗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战争主义者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分裂通过战争让位于国家整合。在这些叙述中，世俗冲突掩盖了小国和小机构是为了应对战争的压力而产生的。早期的现代战争结束了欧洲的领土割据，并附带地建立了国家机构。早期的现代战争将国家体系巩固为更少、更大的国家。为这些战争提供资金的需要也使得国家机构的兴起成为必要。成功发动战争和征税的统治者继续巩固其领土所得，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和主权。查尔斯·蒂利的概括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简洁：“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研究背景
经验上的不一致对蒂利的这一解释提出了挑战。首先，欧洲的分裂异常持久，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与好战主义者认为早期的现代战争淘汰并巩固了国家的观点相反。
其次，战争主义者宣称的许多机构是早期现代战争的不经意的结果，如税收、法院、中央行政机构或议会，早在战争的压力使它们被认为是必要的之前就出现了。
第三，冲突并没有统一地导致国家巩固。早期的军事竞争在欧洲转化为一种原始的、世袭的管理，而不是更有效的、形式化的管理。战争产生了危机：旧政权的法国因军事冒险而精疲力竭，就好像十八世纪的波兰那样，以至于“战争没有制造这些国家”。
更广泛地说，战争可以阻碍国家形成，结束密集的经济增长，传播疾病，耗尽劳动力供给。在其他地区中，国家形成与战争并不相伴。
要解释这些异常现象，我们的视角需要跳出早期的现代战争。欧洲国家形成的奠基时代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的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会是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行动者。因此，一个雄心勃勃的中世纪统治者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不是另一个君主，而是教会。教会运用其巨大的财富、人力资本和道德权威来确保自身的自治，并阻止它的对手崛起。教会试图利用临时联盟、代理人的战争和意识形态来粉碎那些被它视为对其自治产生直接威胁的统治者。它挑战潜在的霸主地位，间接地给予地方显贵和独立城市攫取权威的机会。
因此，领土碎片化并不是偶然的：相反，它被教会蓄意鼓动以企图保护其自治权。与教皇权的持续冲突促成了欧洲权威的碎片化。教会的主要目标和竞争对手是神圣罗马帝国。在那里，与教皇的不断冲突意味着中央国家权力无法巩固：虽然德国皇帝经常在海外作战，但地方王公和城市控制了当地领土。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如英格兰或法国，统治者可以更容易地巩固中央权威则是因为教皇放纵他们或是提供了帮助。教会的物质资源和制度创新也为世俗税收、法律框架和行政区划提供了范本，但教会也可以通过分裂统治者的中央权威来阻碍这些制度被采纳。
本文框架
本文认为教会是欧洲中世纪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本文首先回顾了占主导地位的“战争主义”对国家形成的解释。然后带着蒂利的观点来到教会，把中世纪教皇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参与者和竞争者来考察。教会动用其财富、精神武器和军事同盟，刻意割裂领土权威，确保自身的自主性。
为了检验教皇冲突破坏和割裂了欧洲的领土权威这一命题，本文收集了关于欧洲国家边界随时间变化的数据，以及在1000-1800年期间发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边界内的冲突。数据还包括关于城市、冲突地点、长子继承制和议会的现有数据。本文还考察了两种替代性的解释：公社的兴起和长子继承制。
本文的结论是，教会促成了权威的持久分裂，以及以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为特征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兴起。
欧洲国家形成的新视角
本文认为，欧洲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以及不同的行动者集合。国家分裂是蓄意的、持续的，教皇在不断地支持这一行为。各国并没有均匀一致地实现巩固：教会促成了其敌对势力（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领土权威的碎片化，并帮助巩固中央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近代早期，战争都不是建立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建立国家：一些高度分裂的国家直到19世纪才得以生存，而另一些国家则在没有战争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巩固。
的确，教皇冲突在中世纪时期加剧了碎片化，而世俗冲突则在近代早期加剧了碎片化。同样，在早期现代战争需要国家机构之前，国家机构已经出现了几个世纪；在这些土地上，中世纪统治者可以巩固权力并采用教会革新。
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天主教会，本文获得了一个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新视角。
国家形成开始较早，这种中世纪国家发展在关键主角、动力和机制上与早期现代国家不同。中世纪国家的形成是由宗教权威塑造的。教皇和主教，而不是国王一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教皇的动机不是宗教意识形态或教义，而是教会的制度性自治。中世纪的教皇始终在阻止敌对超级大国德意志帝国的复活，并利用一切手段，从法律辩论，到代理人战争和十字军东征，以实现其目标。因此，这种早期国家形成的机制包括对临时联盟和意识形态武器的竞争和效仿，而不是需要国家机构的国家间冲突。
这个论点建立在注意到教会如何帮助传播整个欧洲的法治和行政规范的古老传统以及近来对教会对中世纪国家建设及其遗产的重要性的强调。这一分析的贡献在于比较了教会的影响和其它分裂原因，具体说明了教会所使用的世俗和临时性策略，并使我们注意到有助于分裂领土权威的直接机制（教皇冲突）和间接机制（赋权贵族和公社）。
结语：于恩典中失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成功，教会从恩典中注定了自己的失坠。它所煽动的政治分裂意味着，当宗教改革兴起时，个别的王公和领主可以保护新的敌对宗教，使其不再被天主教垄断。宗教改革在支离破碎的德国兴起，又或者腓特烈三世能够成功地保护路德免受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报复，这绝非偶然。在用法律和武器与君主作斗争的过程中，教会使这些统治者加强了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论证、行政基础和法律架构。世俗贵族在行政上取代了主教和神职人员。在王国内部，统治者越来越多地决定谁来为教会服务，谁来管理教会。
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教会输掉了战争。然而，如果没有中世纪教会、中世纪教皇和统治者相互冲突的野心，以及他们所促成的早期国家形态，国家最终的至高无上是不可能的。
编译 | 郑宇晨
排版 | 张若宜
审核 | 郭睿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