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气
《进学记》分为“问学之路”“从师岁月”“师友往事”“东瀛书影”“学人书序”“我的大学”等六个部分。是黄仕忠在多年来所写有关求学问学、从师忆友、访书论学的文字中精选而成。全书以作者自己大半生的求学、进学历程为线索,呈现了一代学人的精神成长史。
作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的学术地位早已被学界公认,他的《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史研究》《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众多学术著作,多见识深刻而有填补学术空白、开拓学术疆域之功。
在黄仕忠的学术之路中,身为学者的“静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陈定方为《进学记》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留校任职的前15年,仕忠的工作较为清闲。我曾与他讨论过,是否可以像有些老师那样兼着炒个股之类,他笑而不接。其实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炒更’(打短工兼职),更不要说炒股了。按他的说法,要保持一份静气已是不易,一旦沾染外面的气息,再想静心做学问,就难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10年,人们先是感叹学问无用,后来又批评学界‘浮躁’,他却对学生说:哪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浮躁的,我们也应争取做剩下的百分之五中的一员。”
这份学者的“静气”,体现在黄仕忠不为经商等社会思潮所动,也体现在他不为学术潮流所动,而是笃定地进行着自己的学术探索。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项尤其需要“静气”、需要奉献精神而能泽惠学林的庞大工程:1997年出版《中国戏曲史研究》之后,黄仕忠的戏曲研究论文写作有过一段时间的停顿与徘徊。“不是因为没有话题可写,而是觉得论文数量的增加无法对一个领域的研究产生质的改变”。2001年,黄仕忠赴日本创价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因为没有授课任务,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访查日藏中国戏曲文献。在访查过程中,黄仕忠还萌生了一个为日藏曲籍编制一个“总目”的愿望,这是日本学者也未曾做过的一件事情。一年集中访查,加上此后又去了四五次,经过10年时间消化、整理,日藏中国戏曲目录终于编成。与此同时,《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等成果相继涌现,蔚为壮观,为中国戏曲研究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01年11月,与天理大学理事长山田忠一、创价大学教授水谷诚在天理教大教堂前合影。
传承
黄仕忠196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小山村,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至1985年在杭州大学师从徐朔方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在中山大学师从王季思、黄天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在《进学记》的“后记”中,黄仕忠这样写道:“青少年时在山村无书可读,为书诱惑,四处觅书,也因嗜书、爱书而稍有积累,高考恢复后才能侥幸考上大学。之后在学术道路上蹒跚前行,实乃有赖于硕士导师徐朔方先生、博士导师王季思先生的言传身教。我从两位导师那里得到的收获,不仅有做学问的具体方法与技巧,更有对待学问的态度,对学术与人生、学术与社会文化的感触,以及为人、为学境界的体悟。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若有所得,要感谢当年师长为我立下的格范,让我能沿波溯源,并秉持初心,恪守终生。”
1990年10月,与王季思先生(左)在华南植物园。
书中有《徐门问学记》和《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怀念徐朔方先生》两篇专写徐朔方先生,有《我心飞扬——记跟随季思师学习的时光》和《长留双眼看春星——回忆晚年的王季思先生》专写王季思先生。在黄仕忠笔下,两位导师的性格特点、学术品格等等都极为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书中写道:“徐先生是浙江东阳人。东阳与诸暨南部相接,两地风气相近,所以他是典型的‘山地越人’性格:为人实在,不作虚语;耿介狂狷,特立独行;是非黑白,界限分明。对于吴人式圆滑婉转,非不知也,乃不为也。所以他的弟子也以耿介者居多。”黄仕忠是诸暨人,从小就被母亲说是个“木柁”,憨而犟。诸暨人做事,是“石板地上掼乌龟——硬碰硬”,“这么有学问、有个性的学者,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导师么?”
1997年8月,与徐朔方先生(右)在杭州黄龙洞前散步。
事实正是如此,导师的治学和为人都影响着黄仕忠。书中特别写到徐朔方先生的几个故事,非常鲜明体现了徐先生的特点。比如,徐先生在1980年代初就写了一篇关于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指出随着中西交流,梅毒传入中国,汤显祖因此得病,“病患给他带来的苦痛经验,影响了他的诗文戏剧创作”。直到20年后,文章才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总爱引用列宁的话:“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徐先生却说:“列宁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宋史,引列宁的话来论定王安石,有什么意义呢?”
黄仕忠写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王季思,也极为生动,“当时导师没有专门开课授讲,但不定期地会举行精心安排的‘辅导课’(研讨课),给我们无数的启发。……一次是王季思先生主讲悲剧,他提出中国古代戏曲的特征是‘悲喜相乘’,并作了系统阐述。我听了,有一种每个毛孔都被打开的感觉,几乎浑身发抖,一时浮想联翩,十分激动。”
不仅有这种在学术传承上的“现场感”很强的描写,在将王季思先生的学术和生命历程放到历史时空中叙述时,尤其是写到王季思先生在特殊时期的遭遇与晚年心境时,作者既清晰勾画出历史情境又深切体察个体生命的困境,这种“温情回望”令人殊为动容。
《进学记》中所写师长、学界前辈还有不少,如陈定方“序”中所言,“与通常所见的回忆文字不同,他把这些学者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放到学术史的大框架里,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与个性,喜悦与哀伤,遇与不遇,理解与误解……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写出了学者鲜明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章合而观之,又构成一个整体,可见一个时代知识人的群像,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记录。”
我心飞扬
《进学路》“写出了人,记录了时代”,且“笔带深情”。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黄仕忠铭记在心。而对现实的关注是他“学术”和“文学”这两支笔的重要触发点,这也让他的“两支笔”格外有一种现实情怀。
他的博士论文作《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上溯《诗经》时代,下延至现当代文学,结束于1988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不仅着眼于文学本身,也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婚变事件,且有感于大学生和返城知青的婚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讨,对妇女解放、婚姻道德等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以传统学术为基石而又十分关注当下,或许正是这代学人的特色。”
而在随笔写作中,黄仕忠同样以质朴文笔秉笔直书,娓娓道来又十分感人。书中第六部分“我的大学”,记录了他本科阶段的学习与生活,书中他以恋爱、粮票、衣服、自行车、外语、体育等具体的事或物为线索,串联起当年的情景与故事。“那时物质贫乏而精神富足,有淡淡的酸楚,亦有按捺不住的青春勃发。”
2018年6月, 与夫人陈定方在中山大学学人文库。
这种青春勃发,留在黄仕忠读本科、硕士的杭州大学,也留在读博士并工作至今的中山大学,“我们很幸运,就是在这样神采飞扬的日子里学习、生活、思考、成长,完成学业。”
《进学记》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84年年底,全书审订编定,则已是2024年7月。时间跨越了整整40年。黄仕忠坦言,自己原先并没有完整的写作计划,最初所写的篇章,也较为零散。“这些内容实是长期萦绕于心,因偶有所感,便化而为文,斯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吧。原初并不着眼于发表,只是基于内心抒发的需求。”
或许正是“基于内心抒发的需求”,才让黄仕忠笔下的文字如此引人共鸣。据说他的另一本记录父亲母亲和家乡父老事迹的散文集《钱家山下》,也即将出版,可以想见,流淌在记忆里的童年少年的时光,一定涌动着更多绵延不绝的深情。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