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健工
英伟达被称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公司。整个人工智能技术革命都在它所提供的基础设施的基本单元GPU之上构建。正如我们已经生存在其间的数字文明遵循着摩尔定律，我们正在形成的智能文明，会不会开始踩着黄氏定律的节奏前行呢？
这本书就是关于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故事。英伟达已经成为21世纪最大的财富故事，自1999年1月22日首次公开募股至今，英伟达的股价飙升了450000%，它已经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
《黄仁勋 英伟达之芯》 作者：【美】Stephen Witt，周健工 译 出版社：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技术信仰
黄仁勋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对计算的深刻理解，并建立起前瞻洞察。1993年创办英伟达时，他早在大多数人之前就认识到显卡的潜力，其视野超越了游戏领域，并且英伟达在游戏硬件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之后，他将GPU从图形渲染工具重新想象为大规模并行计算平台，相信它对人工智能、科学计算和机器学习产生革命性影响。
黄仁勋从这一技术轨迹中还看到了商业路径，他后来解释说：“视频游戏是计算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同时销量也非常高。视频游戏是我们的杀手级应用，它是一个飞轮，可以进入更大的市场，为解决大规模计算问题提供巨额研发资金。”
如果说人类进入了探索智能并且用智能推动科学发现的又一个大航海时代，那么这片蔚蓝深邃的海洋，是黄仁勋发现的。他最早敏锐地发现了少数游戏发烧友和科学工作者开始将多个GPU卡结合起来，把并行计算用于科学研究，能大大加快对数据的处理速度。于是他决定创造这个市场，投入资金开发能把GPU连接成高性算力的软件系统CUDA。而且他坚信，一旦有人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取得突破，带来的机会将是难以估量的。这样就把一家赋能游戏玩家的显卡公司，转变成一家赋能科学研究的公司，并且把加速计算从游戏应用领域转变到通用计算领域，改变了计算范式。
这可能是本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一部分。除了英伟达的创办本身，CUDA绝对是英伟达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奠定了英伟达对计算的革命性影响，奠定了英伟达是一家像苹果一样伟大的、软硬件结合的公司地位，也奠定了它将颠覆英特尔，成为生成式AI时代通吃科技巨头的垄断者。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追求，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黄仁勋最早聘用了CUDA之父约翰·尼科尔斯，让他负责开发GeForce的科学应用试点项目。他在加入英伟达之前是并行计算的连续创业者，也是连续失败者。他让黄仁勋相信摩尔定律正在走向尽头，英伟达有一天会超过英特尔。
这是一种无声的使命宣言，这种使命也来自计算技术所面临的挑战。2005年，人类开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CPU的计算速度和进步速度，已经无法及时处理爆炸式增长的数据。各行各业都有一部分人开始寻找和构建更快的计算机。这一非常早期的业余爱好者的需求，被黄仁勋发现了，也被英伟达伟大的尼科尔斯当成了燃烧生命的事业。
英伟达这家企业并没有什么使命、愿景、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如果说有信仰，那就是对技术的信仰。尼科尔斯是在检测出癌症之后，对家人和同事隐瞒病情所带来的痛苦，每周工作72小时，推出CUDA的第一个版本。他是一个比黄仁勋更加纯粹的技术狂人，尼科尔斯对电子游戏并不感兴趣，他甚至不关心计算机图形，只专注于如何让微芯片运行得更快。尼科尔斯相信他在发明一项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技术。但是，CUDA的开发和推广异常艰难。尼科尔斯于2011年去世。
黄仁勋向所有相关学科和行业领域推广CUDA，并且与各行业的专家一起开发应用，这样在从GPU到CUDA的技术栈之上，就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的生态。从CUDA推出的2006年到2017年，英伟达在CUDA上的投入达到100亿美元。对华尔街来说，没完没了地在一项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技术上砸下重金，是不能容忍的。除了来自公司股价方面的巨大压力，黄仁勋本人也遭到机构投资者的逼宫，甚至要求他辞职。
深度学习的黄金时代看似突然降临，但其实背后真正的推动力量是英伟达。深度学习的几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对英伟达来说仿佛是天降大任，从2012年的AlexNet到2016年的AlphaGo，再到2022年的ChatGPT，这背后是从2块GPU到200块GPU，再到2 000块GPU，直到GPT-4的约20 000张卡。加速计算在走上一条自我实现的预言之路，扩展定律就好像是为英伟达量身定制的，它通向十万、百万卡级的更新一代GPU的算力，而大模型的参数也指向十万亿与百万亿级别，直至达到人类大脑突触总量150万亿左右。与此同时，扩展定律的重心也在向推理阶段转移。
人类一思考
那么，黄仁勋这样不顾一切地把人工智能推向人类未知的领域，就不怕人工智能比人类聪明，会反过来控制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物种吗？作者坦言，这也是他当初研究英伟达的初衷，也是撰写此书的动因。
作者遍访了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吉奥、杨立昆等人，在得到截然相反的回答之后，转向了英伟达内部。这里是未来所有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策源地。除了追问内部的员工，他也反复追问黄仁勋。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人类对人工智能展开过多的哲学思考时，在一旁发出冷笑的，正是黄仁勋。黄仁勋帮助创造了现代人工智能。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无非就是在GPU和CUDA上运行的软件应用，如果掌握了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你会发现它看起来一点都不神秘。机器人并没有做什么出奇的事，它们只是在处理数据而已。2022年，ChatGPT的出现震惊了世界，黄仁勋并没有参与那些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争论，正如他从来都不议论政治。他正忙着推出下一代GPU，忙着把数据中心改造成人工智能工厂。黄仁勋对马斯克和奥特曼深感不满。他们一面购买他的硬件，一面又表演性地制造人工智能风险的言论。
“你看，你买了个热狗，于是机器就推荐你加番茄酱和芥末酱，难道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吗？”他反问作者。在黄仁勋看来，人工智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社会快速适应了汽车和手机等事物，我们也会同样习惯机器人来清扫家里。“机器人并没做什么出奇的事。” 当记者问黄仁勋是否认为自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奥本海默时，黄仁勋反驳说，他在造原子弹，我在造计算机。
作者提及了辛顿的顾虑。“人类仅是智能进化中的过渡阶段罢了。” 黄仁勋对此嗤之以鼻，他不乏尖刻地说：“许多研究者都不明白他为何这么说。也许他只是想博取人们对他工作的关注罢了。” 黄仁勋的看法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他的影响下，辛顿的p(doom)=50%，即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机率为50%，已经下降到了10%~20%。目前真正坚持这一点的，只有本吉奥。
这让作者有些失望，但并不甘心。在最后一次采访黄仁勋时，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终于惹恼了黄仁勋，把作者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就像家长训斥一个“有些叛逆的少年”。采访不欢而散。作者被带到一处超级计算机的机房里，他在服务器以1 000亿亿次/秒疯狂计算的轰鸣声中，敬畏而又带点绝望地感受到自己生物大脑的迟缓和躯体的衰老。这是本书精彩的结尾，就像一部大片一样。
创始人模式BT2
黄仁勋是美国标普500中任职时间最长的科技企业CEO。这在硅谷极为罕见。他已经61岁，依然思维敏捷、身体灵巧。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英伟达。
他的管理风格一定是直觉式的。他从不戴表，因为最重要的时间就是现在。有60个人需要直接向他汇报，他们同时开会讨论，每个人要知道其他人的工作、想法和困难，并且公开向别人求助，也了解其他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黄仁勋的企业沟通方法，是从绝对的透明中追求最大的效率。
他没有副手、也没有接班人。他的管理，在工作场所有点像是家长式的。他没有固定办公室，而是在不同的总部大楼和会议室流动。他喜欢处于中心的位置，在总部楼顶上也能对开放透明的格子间一览无余。无论企业的规模把他的地位抬得多高，他始终保持对技术一线的关注与投入。
黄仁勋没有学过管理。他把工作当学习，把学习当成工作。黄仁勋的官方办公室里摆满了书。他曾经对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非常着迷，不仅读了他所有的著作，而且聘请他担任公司管理顾问。实际上，黄仁勋坚持CUDA，也是因为他相信颠覆创新理论，即一项新技术的早期需求，来自业余爱好者，科学家、专业人士会自己动手，用GeForce显卡攒高性能计算机。黄仁勋从中看到了下一代计算的需求。但是，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投入研发资金满足一个业余爱好者的需求，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当时英伟达已经是一家在游戏行业领先的公司，黄仁勋必须从战略上考虑：如果你不做，别人会做——下一个“英伟达”可能正在某个角落做这件事，他们就是要颠覆现有的英伟达。
黄仁勋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教条。“你必须汲取他书中的智慧与教训，但克里斯坦森的错误同样不胜枚举。事情远比表面复杂得多。”在克里斯坦森的理论中，早期低利润用户是越野摩托车手与挖沟工人；而在黄仁勋看来，新用户则是从事科研的科学家，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英伟达或许能帮助其中一位改变世界。
黄仁勋喜欢谈论“零亿美元市场”。这可能是科技企业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概念，是指从一个尚未得到市场验证的技术中，去判断它未来的市场前景。这听起来是一个悖论，它有时绝对不能错过，但有时又必须放弃。它需要公司创始人敢于押注新技术，但又不停地根据第一性原理进行因果性的分析。战略性下注新技术，是创始人、CEO最重要的作用。例如，黄仁勋很早就把人工智能称为他的"零亿美元市场" ，这并非来自科幻小说，而是因为他判断它极有可能改变计算范式。黄仁勋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创造新市场，而不是去接受市场，不是与竞争对手共享市场。
黄仁勋最为独特的管理风格，是要求公司每位员工每周提交一份清单，列出他们手头最重要的5件事。自那以后，每逢周五，他都会收到两万封电子邮件。他提倡言简意赅，因此常于深夜里随机查阅这些邮件。
这是公司庞大臃肿之后，创始人想保持初创公司状态的最有效方法了。英伟达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每天读到每个人的思想和工作精华，相当于他把两三万名员工连接成一个超级计算机，让自己的大脑永远能站在技术和业务的最前沿，预测出技术的下一个重大事件。例如，他最早从这些电子邮件中获得关于Transformer架构的讨论；他也会掌握哪家公司的GPU成群地在训练什么。用这种方法，英伟达消除了官僚体系和大公司病。
黄仁勋讨厌用图表，他喜欢文字，认为文字能呈现真正的因果性思考和推理。他工作中最享受的部分，除了解决公司的问题，就是展开对公司各种可能性的想象，然后用第一性原理去分析。他每周工作7天，会议几乎占满了他的工作日。他不喜欢开例会和汇报会，而是一天到晚开头脑风暴、解决问题、提出创意的会。他每天早上首先把当天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完，剩下的时间就是帮助下属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我每天都有充分的时间。”
当然，当发现员工的问题时，他会当面指出并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员工犯了错，他会当场批评，往往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训斥犯错的人。黄仁勋认为，这样会让所有在场的人印象深刻，吸取教训。“从他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难道不是最好的学习吗？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本质上就是拿别人的失败当教材。” 黄仁勋当众训斥员工，但他会就事论事，并不会因此解雇员工。
在公司日常运营中，黄仁勋强调的工作节奏是“光速”：先找最快的可能进度，然后按照实际情况调整。他永远都在赶进度，给人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但是，当企业的方向是正确的，就会成为全员运转的高效机器，也会取得更快的进展，成就日积月累会更大。英伟达今年人均利润将超过200万美元，这样的业绩也激励着员工持续以“光速”的方式工作。
黄仁勋的管理，是典型的创始人模式。硅谷孵化器Y Combinator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提到了企业的创始人模式与经理人模式。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在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往往会听从建议找经理人去管理企业，但是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商学院里只教经理人模式，甚至不知道还有创始人模式。商学院里培养出来的经理人，善于向上管理，而他们所管理的部门，则象一个技术模块一样，成为一个对外的黑箱。经理人模式向人们灌输只要把这一个个管理模块组合起来，就能管好企业。而这实际上正是许多企业的悲剧所在。经理人当然具备了有用的技能。但如果大企业最终由这些人管理，创始人、CEO可能永远无法掌握企业经营的细节，那些向他汇报的经理人，会把CEO蒙在鼓里，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形成系统性的“欺骗”。想想看乔布斯用了什么方法，马斯克用了什么方法，黄仁勋用了什么方法：创始人模式。
华人企业家的时代
黄仁勋说，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个移民，是一个中国人。黄仁勋40年的工作与创业都在硅谷，甚至在一个方圆5平方英里的区域里，处于全球技术创新的浪潮之巅。
黄仁勋的勤奋和对工作持续的全情投入，也塑造了英伟达的企业文化。黄仁勋在用了一连串的严肃来定义英伟达的工作作风。“我们不是重演科幻剧。我们是认真的人，做认真的工作。这是一家认真的公司，我是个认真的人，只是做着认真的工作。”
黄仁勋的老同事认为，黄仁勋的成功在于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并以工作热情和成效不断征服周围的人。也有老同事认为，黄仁勋并非天生就是一位优秀的CEO，他通过不断的抽象化，解决了一个CEO的输入输出问题，他不断“工程化“ 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CEO。这体现出他超凡的适应能力。最后还是张忠谋的评价点破了其中的奥秘，黄仁勋的勤奋在台积电也就是略高于平均水平。“他的智慧的确超乎常人 。”
华人企业家主导了半导体这个领域。华人从最早的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创业者开始奋斗，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游戏改变者。这些人以黄仁勋为代表，还有AMD的苏姿丰、博通的陈福阳，更不用说以张忠谋为代表的中国台湾半导体行业，以及正在崛起的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
AI芯片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英伟达不仅处于全球技术神经系统中的关键节点，而且处于地缘政治角逐的中心。技术从未像今天这样塑造国家、社会与文明，黄仁勋无疑是这场宏大技术与历史变革中的代表人物。
我们再次回归技术。英伟达是终究难以摆脱技术发展周期的支配，终将逐流而去，还是主导一场仍在展开的“无限游戏”？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历史上从未有一种通用技术如此集中地掌握在一家企业手中，它推动和支撑了其他技术领域的突破与创新。黄仁勋的故事，还在继续。
（周健工 未尽研究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