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禹是为中华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古代英雄，大禹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阶段的关键时期，大禹文化源远流长，是蚌埠市的核心文化资源。
我市有涂山、荆山、禹墟、禹王宫等丰富的禹迹和纪念建筑等，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6年以来对禹会村遗址进行的系列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了蚌埠禹迹的真实性。这些都是蚌埠打造大禹文化品牌独有的资源优势。我市应抓住大禹一生建功立业关键时期的治水、会诸侯、与涂山氏联姻等重大事件，对涂山、荆山、淮河、天河、禹王宫、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大禹文化相关资源进行整合，把具有蚌埠特色的大禹文化作为城市文化核心品牌，塑造城市灵魂。
今年，我市成立了大禹文化研究院，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大禹文化专题研究，已形成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即为成果之一。
2024年12月6日《蚌埠日报》
夏代以来逐步形成和强大起来的中国，以其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深厚的内涵、广博的胸怀，向外释放出强大的辐射力，对周边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均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秉持“王者无外”的理念，与周边诸国共荣共生。
自先秦时期的“箕子朝鲜”始，东亚、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曾是古代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半岛先后出现的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列国，日本列岛的弥生时代至江户时代，东南岛国琉球，东南亚的安南、真腊、暹罗等，对东方文明古国一直有着天然的向心力。它们向中国朝廷纳贡献礼，接受皇帝的册封赏赐，接受汉字、儒家典籍等中国传统文化。
汉字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汉字的基础上，又创立了本国文字，推动了当地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汉晋之后，儒学在东亚和东南亚流行，至隋唐时期，儒学经典成为学校教科书，儒学成为官学。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行政、官制、律法、历法等社会制度也深受中国影响，加深文化认同，价值观趋同，形成大中华文化圈，构筑起东方文化共同体。
大禹自古以来就为东方各国共同敬仰，大禹文化作为大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有深远的影响，形成大禹信仰、水神崇拜等，在历史典籍、文学作品、风俗传统、地理建筑等方面，留下很多历史痕迹。
日本年号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都是引用中国的古典著作，出自《尚书》《易经》《诗经》《礼记》等77部中国古代文献，“平成”年号即出自《尚书·大禹谟》。
在朝鲜的建国神话中，作为治水之神的禹王，把“五行治水之法”传授予开国檀君的太子扶娄，扶娄后继位成为“檀君二世”。与此相关的祭祀活动绵延至今。
由于地理、政治的密切关系，朝鲜半岛自古与中国往来密切。如汉武帝在半岛北部、中部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唐代长安和沿海许多城市设有“新罗馆”“新罗坊”，新罗等国引用唐朝制度，教授儒学；引进制瓷、制铜、雕版印刷工艺，引种种茶、推广中原农艺。半岛士人熟诵乐府唐诗，在文学上追慕汉风。半岛上以“禹”命名的地名、山水名也很多，如禹池里、禹山、禹津江等。此外，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16世纪朝鲜半岛盛行书院，最多时达900多所。书院兼具祭祀先贤、教授儒学的功能，重祭祀甚于教育，在历史沿袭的过程中祭祀功能持续传承。半岛南部的大邱广域市有仁山精舍、月谷精舍、洛东书院等。大禹作为儒家尊崇的上古圣贤，也是书院重要的祀神之一。
2022年4月发布的韩国禹王遗迹分布图。（资料图片）
建于1660年的韩国江原道三陟市的禹王碑（大韩平水赞碑），是该市与禹王相关的历史遗迹。三陟市一带东临大海，西靠太白山脉，中有丘陵平原，夏季降雨集中，易发洪涝灾害。地方官许穆带领当地民众，为祈求风调雨顺，建筑了这方石碑。和日本的众多禹王碑一样，这座“大韩平水赞碑”建立目的也是出于对“治水之神”禹王的信仰。
韩国“禹”姓是全国168个姓氏之一，人口40多万。韩国丹阳禹氏是大禹后裔，尊禹弦为始迁祖，约为十世纪后期从中国迁入。丹阳禹氏八世孙禹倬，字天章、号易东，是高丽末期著名学者。禹氏后人为纪念禹倬，于1570年在庆尚北道安东市开办易东书院。
韩国禹氏宗亲会和大禹研究相关学者近年搜集汇总，编辑成《韩国禹王遗迹分布图》，截至2022年4月，共计收录了韩国禹迹37处。
山水相连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东南亚与中国由来已久的文化渊源。
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和宗教一个是自北向南、一个是自西向东影响东南亚。在半岛北部，主要是儒家文化传入，汉字与儒家经典广为传播；在扶南、占婆、真腊、骠国和南部海岛国家，主要受印度文化和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蜀国王子蜀泮逃到越南北部红河谷地建立瓯雒国，都古螺城。越南正史称为开国第一朝，也称蜀朝。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末天下大乱，南海郡尉赵佗攻灭瓯雒国，于公元前204年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南越国全盛时疆域包括岭南和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发兵南下，次年灭南越国，设交趾郡。三国东吴改设交州，唐设安南都护府。
南越国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农耕技术，岭南地区与越南中北部迅速进入农耕时代。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也对这一区域产生重大影响，汉字在越南全面普及。公元1009年，李朝取代前黎朝后，沿用唐宋的典章制度，实行科举选才，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1919年。
越南现存孔庙将近30座，是东南亚地区现存孔庙最多的国家。河内文庙是越南著名的古迹之一，始建于11世纪的李朝。公元1076年，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国学堂国子监在文庙旁建成，主要供王侯贵族子弟学习汉学典籍。
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大禹文化随之传播。成书于16世纪的《大越史记全书》，称越南人的祖先为神农氏之后。《吕氏春秋》称大禹治水“南至交趾、孙朴、续樠之国”。《史记》《吴越春秋》均以大禹为春秋时期越国的祖先，有越南学者认为：越南人为越国之后，是大禹的后裔。
大禹文化在日本绵延古今，与岛国风土共融共存，大禹信仰遍布日本列岛。有关大禹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典籍、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号称最早的日本正史、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也多处述及大禹。日本最早的禹迹是建于镰仓时代的鸭川禹王庙。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于2015年11月成立的“禹王遗迹认定委员会”，在日本各地考察到与大禹信仰相关的像、庙、宫、碑、桥等文物史迹超过150处。
始建于1228年的京都鸭川禹王庙，是已知日本最早的大禹纪念建筑。据传，1228年8月，鸭川洪水泛滥。有僧人向治河官建议，在鸭川东岸南建夏禹庙、北建辨财天社，一同祭祀，就可消弭洪水——夏禹是中国的治水英雄，辨财天是佛教的水神。治河官采纳了僧人的建议，建造了南北庙社并祈祷鸭川安澜，之后洪水迅速消退。
2022年4月发布的日本禹王遗迹分布图。（资料图片）
日本现存最早的禹王神像，铸造于江户时代的1630年，由德川家族以纯金铸造，通高80厘米。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政权。德川家康重视儒学，他认为“欲为天下之主者，不可不通《四书》之理。”作为儒家推崇的禹王，也为德川家康所敬重。禹王神像现收藏于爱知县名古屋市德川美术馆。
日本皇室也有信奉大禹的传统。京都御所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中心，从1331年至1868年，共有28位天皇在此生活。在京都御所殿内隔扇之上，有一幅《大禹戒酒防微图》，作者为江户末期的狩野派画家鹤泽探真。该画是一幅警示画作，目的是让历代天皇以大禹为楷模，保持自重、自省、自戒、自勉、自强不息的精神，防微杜渐，以期成为众望所归的有德之君。
富士山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地区的福泽神社又名神禹祠，始建于1724年，藏有文命碑等文物。1707年，富士山发生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大量的碎石砂砾淤塞了酒匂川河道，之后水灾不断。当地官员受命疏浚河道、修筑河堤。完成治水工程后，又在河堤上修建了禹王庙，即文命神社。神社内立了一方“文命东堤碑”，后来还建了一座宝塔。2019年，“文命东堤碑”被认定为当地的文化遗产。
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始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全面开战，尽管43年间中日始终处于摩擦、对立甚至是战争状态，日本国内的大禹信仰一直没有中断，先后有16处尊禹颂禹的纪念碑等建筑在千叶、鸟取、宫城、爱知、岐阜、冈山、大阪、福井、神奈川、京都、新潟等地落成。
祭祀禹王是中日两国官方民间都有的文化传统。
日本是海洋性季风气候，夏秋季多台风，降水集中，易发洪涝灾害。水患成为岛国居民千百年来的心腹大患。而大禹既是上古圣贤明君，又是成功治水的英雄，自然就成为岛国居民的崇拜对象，祈求大禹能够庇护人们远离水患、安居乐业。在河流密集、水患频发的地区，大禹崇拜现象非常普遍，流传许多尊禹祭禹习俗。
岐阜县海津市的“禹王祭”传统一直传承至今。海津市街头祠堂供奉着禹王像，每年5月14日的日暮时分，居民就聚集到祠堂前，向祠堂正中的禹王像顶礼膜拜，感谢禹王的保佑。
春秋二祭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春季的清明法会祭祀祖先和神明，秋季的报恩法会表达孝道和感恩。春秋二祭也是重要的社交活动，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家庭成员、家族之间和社会的凝聚力。
九州岛西海道丰后国的臼杵川禹王塔建成后，每年农历四月和七月都进行春秋二祭，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日本端午节挂鲤鱼旗习俗也与大禹有关。大禹在黄河晋陕峡谷劈开龙门，传说黄河里的鲤鱼如果能从下游跃过龙门，就可化身成龙。“鲤鱼跳龙门”寓意一飞冲天、一举成功，从江户时代开始，一些武士家族就在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在家门口挂上鲤鱼旗，祈求一跃成功的好运。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蔚成风俗，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高挂鲤鱼旗，寄托望子成龙的希望。
富士山是日本民族和文化的象征。神奈川县西部酒匂川的足柄地区临近富士山，古属相模国，当地祭祀大禹的风俗300年来绵延不断。足柄地区的一些学校、桥梁、公共建筑等都以大禹命名，如文命中学、文命隧道、文命渠、文命桥等。神奈川县同时拥有富士山和大禹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经过千百年的渗透、融合，已构建起深厚的文化认同，形成东亚文化共同体特有的文化生态。
因为儒家学说的盛行、贵族阶层的重视、平民百姓的传播，大禹事迹自古在日本家喻户晓。与中国的大禹崇拜一样，禹王在日本文化中也有一个从人到神的“升华”过程。起初，禹王是一个有道明君的形象，是政治伦理的典范，受到天皇及贵族的推崇。之后，由于一些地区频繁遭受水患困扰，人们期望禹王的神力可以像在中国一样能平成水土、救民祛灾，于是禹王治水的功绩被放大、形象进一步神化，大禹文化的内涵被移植转换。由此，禹王成为日本国的治水神、众生信仰的一部分。
日本的禹王信仰是中日文化交融过程中，不断适应岛国的风土环境和风俗习惯，经过选择、演变而形成的民间信仰，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文学方面，继《古事纪》借大禹商汤颂扬天明天皇“名高文命、德冠天乙”的名句之后，贵族、文人的典章诗文中，经常出现“禹”“文命”等词语或大禹意象。如正亲町天皇时期，快川绍喜受赐“国师”后，作《黄鹂化龙》诗：“莺入禹门改旧容，金衣八十一鳞重”，抒发兴奋喜悦之情。
日本传统祭祀仪式上的“禹步”有特定的步法：首先是并步准备，然后迈出左脚，步长尺余，再迈出右脚，然后左脚向前与右脚并步，完成这个循环后，再迈右脚，依次行、行、并循环，伴以上部肢体动作。“禹步”后来演化成日本民间舞蹈的一种特殊舞步，常见于集体行进式舞蹈，运动与停顿之间蕴含节奏的变化。
当代大禹文化研究得到日本学界和民间组织的重视，2013年民间研究机构“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成立，发布了第一张《日本禹迹图》。截至2022年，已发现大禹史迹158处，分布范围几乎遍布日本全境，部分禹迹被官方认定为日本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遗产。专家学者从古籍、地方志中钩沉禹王信仰史料，结合地方禹迹、风俗，编选相关内容纳入了本地区义务教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