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初年，苏轼的立身行实与出处大节，是宋史一大公案。
“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祐之党为难辨也”，“程曰洛党，苏曰蜀党，而刘曰朔党”，“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0页，以下凡引自该书，仅列书卷数及页码）邵伯温称“蜀党”为“川党”，进而概括，“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重”。（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第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页）
苏轼像
程颐，字正叔，今河南洛阳人；苏轼，字子瞻，今四川眉州人；刘挚，字莘老，今河北东光人。程颐、苏轼、刘挚被视为三党领袖，所以，以各自乡贯分别命名为“洛党”、“蜀/川党”、“朔党”，而“洛蜀党争”尤甚，“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卷四百七十一，第11240页）
学界更多聚焦于“洛蜀党争”，（何满子：《元祐蜀洛党争和苏轼的反道学斗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金诤：《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江汉论坛》，1985年第九期；王水照：《论洛蜀党争的性质和意义》，《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一期；诸葛忆兵：《洛蜀党争辨析》，《南京师大学报》，1996年第四期）但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苏轼请求外放时，另有说法，“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九，《乞郡劄子》，中华书局，第827页）苏轼并未将政敌归结于“洛党”，而是“韩氏之党”，“川党”一说，也自有渊源。
宋史学者方诚峰认为，元祐政争的关键不在于“苏、程（或洛、蜀）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是程颐、苏轼“共同成为批评、警惕的对象”，这反映了“一种流行的政治情绪”：“在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参照下，‘安静’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追求”，集中表现为“审慎、保守的施政风格”，苏轼、程颐作为当时的“文宗”与“儒宗”，是“安静”最大的威胁和破坏力量，在“不能安静”的意义上，二人与王安石具备相似性。（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这一论断，为梳理元祐初的“朋党之争”提供了新的坐标与参照，但仍有问题有待厘清。
一
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中书舍人苏轼除翰林学士。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孙升首次论及苏轼，苏轼“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不可以加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卷三百八十八，第9444页）认为苏轼不可执政，否则，将有成为下一个王安石之虞。
方诚峰认为，“对苏轼本人最直接的批评就出现在他任翰林学士之后”，（《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60页）这也是苏轼切身感触。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苏轼辞免翰林学士承旨，就作如是言，“自忝禁近”，“台谏言臣者数四”，“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苏轼文集》，卷三十二，《杭州召还乞郡状》，第913-914页）
这和翰林学士的特殊性有关。“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洪迈著、凌郁之笺证：《容斋随笔笺证》，中华书局，第768页）苏轼也称，翰林学士“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苏轼文集》，卷二十三，《谢宣召入院状二首》，第665页）这表明苏轼已进入宰辅候补梯队，成为执政官，甚至登庸，指日可待。后来，苏轼再兼侍读，而王安石自翰林学士兼侍讲除参知政事，司马光以翰林学士兼侍读除枢密副使，使这一预期更具想象空间。
孙升意识到苏轼有望“预闻政事”，率先向太皇太后示警，但言官们集体弹奏苏轼，始于“学士院试馆职策题”，却激起太皇太后关于“言事官有党”的警惕。对此，方诚峰认为，言官背景复杂而多元，大多并非苏轼“直接政敌”，元祐之初 “朋党之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名”，“主要存在于太皇太后的心中”，是她为维护自身权威而有意制造的，未必是客观事实。（《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第75页）
当然，方诚峰探讨的重点非苏轼本人，故相关研究未进一步深究“策题”内容及政治意涵，所以，难以解释言官集体弹奏苏轼为何出现在“策题事件”之后，而非苏轼“入院”，就任翰林学士之时。
试馆职一事，时在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七，《武昌西山并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58页）苏轼自述，“因发策草麻”，言官“罗织语言，以为谤讪”，但言官弹奏苏轼，未必如方诚峰所言，仅限于“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69页）或许还源于“策题”与“甲寅诏书”之间的联想。（卷三百八十一，第9248页）
“甲寅诏书”，也称“慰反侧之诏”。“甲寅”，即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诏书却颁布于七月十一日。（卷三百八十二，第9316页）尽管延迟发布，言官们早已闻风而动，“诏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论其不可”，“甲寅诏书”甫一出笼，更招致言官们轮番轰炸，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林旦、监察御史上官均、左思谏王岩叟接连上疏，请求太皇太后“速赐寝罢”。
“元丰末命”中，神宗驾崩，皇太子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伊始，高氏召回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韩维等保守派官员，借由司马光等人荐引的言官势力，废罢“元丰之法”，清洗顾命大臣，史称“元祐更化”。
更化政策，触发一些现实难题，高氏转而寻求缓和新、旧政策与臣僚间的矛盾。元祐元年正月二十日，更化政策的设计和主导者司马光“始以疾谒告”，逐渐力不从心，最终于九月一日病逝，（卷三百六十四，第8716页）给高氏调整更化政策创造契机，“甲寅诏书”在此背景下出炉，是调和政策的集中反映。
学者王化雨认为，元祐元年（1086）四月，“慰反侧之诏”就已酝酿，最初参与谋议的，是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王化雨：《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二期）范纯仁，范仲淹次子，旧党中的温和派，他“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卷三百八十四，第9366页）主张沿用王安石创立的青苗法。不过，“慰反侧”发端，可能始于元丰八年（1085）底，早于王化雨所说。
元祐元年正月初一，朝廷发布逾年改元诏书，高氏调和新、旧的立场昭然若揭：
吕陶记闻云：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议者乃云：“对钧行法。”朝士善谑乃云：“岂独法令然，至于年号，亦对钧矣。”然谑戏之谈亦有味，此可见当时改元意，姑附注此。（《卷三百六十四，第8697页）
“当时改元意”，即“大率新、旧二法并用”，“新、旧二法”，即“元丰之法”与“嘉祐之法”，元丰、嘉祐分别是神宗、仁宗最后的年号，废罢“元丰之法”，恢复“嘉祐之法”是更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改元暗示高氏意欲兼取“嘉祐之法”与“元丰之法”。
苏轼“策题”与高氏“改元意”，是不谋而合、一脉相承的。元祐二年正月九日、十九日，苏轼为“策题事件”自辨，“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仁宗、神宗）忠厚励精之政也”。（卷三百九十四，第9595页）“庶几兼行二帝”，与“大率新、旧二法并用”，殊途同归，都与司马光既定的政治路线冲突，这是言官弹奏苏轼的内在逻辑。
二
起初，言官并未明显排斥苏轼。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太皇太后询问：“近除胡宗愈、苏轼如何？”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吕陶对“甚合公议”，即是证明。但十二月十八日，左司谏王岩叟引爆“策题事件”，随后演化为言官的“集体行动”，他们嗅到策题隐藏的政治意涵。
“慰反侧之诏”艰难出台，遭到言官一致反对。九月己卯，元丰大臣、中书侍郎张璪因言路弹奏，罢知郑州，王化雨认为，这让“诏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高氏调和努力进退维谷，但王化雨并未论及苏轼策题有为“慰反侧”招魂之嫌，也许还寄寓了太皇太后的意志。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年正月十七日，苏轼接连自辩，“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有意诿过太皇太后，为自己开脱。（卷三百九十三，第9565页）邓润甫，字温伯，江西建昌人，避太皇太后父、高鲁王遵甫之讳，遂以字为名，别字圣求，时任翰林学士承旨，是苏轼上司，两人分别拟写第一、二以及第三道策题，高氏偏偏选中苏轼的第三首，也是备受争议的一首，政治意涵不言而喻。
言官将矛头对准苏轼，看似诛心之论，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苏轼看似代高氏受过，却未必全然无辜，毕竟无法排除拟题时窥测“圣意”的可能，这也坐实了王觌、杨康国、赵挺之等人对苏轼的警惕，“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苏轼难以洗脱将策题作为敲门砖、投名状，以躐取高位的嫌疑，这种“轻浮躁竞”的行径，是士大夫群体深恶痛绝的，也是他们批评新法派的罪状之一。（卷四百八，第9923页）
言官们认为，苏轼附和高氏 “慰反侧之诏”，这在主张“安静”的政治情绪和氛围下，是不折不扣的“立异妄作”，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异类”，而言官的集中批判，同样可以阻塞高氏借船出海的可能性。“策题事件”中，高氏立场耐人寻味，她不会对“策题”引发争议毫无预见，仍一意孤行，事发之后，“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始终袒护苏轼，（卷三百九十三，第9570页）不惜激化与言官群体的矛盾，认为“言事官有党”，冠以“朋党”之名，为集体罢免言官埋下伏笔，（卷三百九十三，第9572页）高氏或许有意通过将言官集体调离的方式，平息争端，敲山震虎。
问题的关键是，苏轼欲“兼行二帝”发端于何时？他与高氏不谋而合，还是曲意迎合？若将改元视为 “慰反侧”的萌芽阶段，苏轼流露这一立场在此之前，《贺时宰启》中，苏轼就阐述了这一立场。当然，诚如方诚峰所言，高氏在“新、旧”之间或许从无固、必， “核心关切”只有“自身权威”。（《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73页）
《贺启》言，“盖神考贻谋，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缵要，宜纤悉以勿加”，（《苏轼文集》，卷四十七，第1344页）“神考”即神宗，“成王”指代哲宗，神宗创立良法善政，俱有案可稽，哲宗只需继志述事，而无以复加，苏轼近乎毫无保留地肯定“元丰之法”。
从《贺启》中的信息，可以确定写于哲宗初年。元丰八年七月五日，“请谥于南郊”，“庙号神宗”，这是“神考”一词的由来。（《宋会要辑稿·礼二九》）贺启必作于此后，而九月十八日，“朝奉郎苏轼为礼部郎中”，（卷三百五十九，第8598页）即将赴阙，《贺启》称，“某限以在外，不获躬诣省庭，预百执事贺钧”，或写于十八日以前，而在此之前，“峻陟宰司”的“时宰”唯有韩缜。
三
“策题事件”爆发和延烧时机，比较微妙。南宋施元之父子为苏诗作注，引侍御史王觌弹章，“适当执政有阙”，（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七，《次韵王觌正言喜雪》，中华书局，第1424页）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薨，宰辅集团出现空阙，也是他人觊觎的时候，但接下来近两年时间里，始终阙而未补。
反观高氏垂帘之初，元丰八年五月十八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薨，二十六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次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日，韩缜自知枢密院事次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自门下侍郎除知枢密院事，司马光自知陈州守门下侍郎。
司马光病逝之际，正是“慰反侧之诏”发酵之时，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始终未按惯例“次补”，或与其立场和态度有关。根据三省、枢密院职责分工，更有资格和理由与高氏谋议“慰反侧”的，理应是吕公著，而不是范纯仁，而元祐元年十月，处理元丰大臣章惇知扬州，高氏认为吕公著“别怀顾望，阿徇他人”，自然不会是推行“慰反侧”的理想人选，应该也是他未能递补左相的根本原因。
很快，“韩氏之党”浮出水面。韩维，字持国，时为门下侍郎；兄韩绛，字子华，熙宁间，两次拜相；弟韩缜，字玉汝，也于元丰末拜相。其父韩亿参仁宗朝政事，苏轼称韩亿“笃生三子，翼辅两朝”，韩亿岳父王旦相真宗十二年，是名副其实的“世臣”与“阀阅”。
元祐元年十二月，左思谏朱光庭率先就“策题事件”发难，后来，高氏将言官与苏轼间的纷争归咎于朱光庭，“此朱光庭有私，卿等党光庭”，（卷三百九十三，第9570页）“策题事件”遂为元祐“朋党之论”转捩点。
苏轼认为，言官对己“诬谤”之风，“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苏轼文集》，卷三十六，《辨黄庆基弹劾劄子》，第1015页）邵伯温认为，朱光庭、贾易依附程颐，但吕陶看来，赵挺之、贾易俱“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他们是一体的，（卷四百三，第9815-9818页）郑雍也认为，“易出韩氏门下”，“所言多为韩氏报恩怨”，（卷四六三，第11061页）
程颐在《代家君祭韩康公（绛）文》中写道，“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国士之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2页）表明程、韩为姻亲，朱光庭是程颐门人，与韩维关系暧昧。元祐元年二月初二日、二月十三、闰二月一日，左正言朱光庭反复上书，将韩维与司马光、范纯仁誉为“三贤”，是宰相不二之选。（卷三百六十五，第8746页；第8773页；卷三百六十八，第8852页；卷三百七十六，第9141页）
范纯仁娶王质之女，王质是王旦侄，（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卷十四，《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州事王公墓志铭》，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韩维是王旦外孙，韩、范“两家契义”，范纯仁以两句诗形容与韩维关系，“论交白社逾三纪，接武黄扉近十春”，（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五，《酬持国携具见访之作》）相交于微时（“白舍”），又同在门下省（“黄扉”）为官。
范纯仁是与高氏讨论和拟定“慰反侧之诏”的宰执，但他保守派的底色，且宰辅集团中资序最低，不足以担负“慰反侧”重任，韩绛如期进入高氏视野，范纯仁也建议高氏并召文彦博与韩绛入朝。
高氏称韩绛为“四世元老”、“国之长城”，“出入将相，垂三十年”，（《苏轼文集》，卷四十，《韩绛上表乞致仕不许诏二首》，第1141页）当时宰辅团队半壁江山，中书侍郎吕大防、尚书左丞李清臣、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都出自韩绛门下。熙宁初，韩绛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辟吕大防、范纯仁为宣抚判官，李清臣为书写机宜文字，，韩绛待以“国士之知”，范纯仁没齿难忘，“青云空费提携力，白首应无报称期”。（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五，《康国韩公子华挽词二首》）
王珪、韩绛、王安石均为杨寘榜进士，分别以第二、三、四人及第。熙宁间，韩绛两次登庸，出入新、旧两党，享有盛誉，是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以及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难以睥睨的。
司马光改行差役法，遭新法派蔡确、章惇反对，旧法派中范纯仁、刘挚、苏轼、苏辙、王觌、孙升也有异议，朝廷设立“详定役法所”，“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一详定闻奏”，但事涉“衙前一役”，议而不决。韩绛是“免役法”先驱，至和二年（1055），仁宗“罢诸路里正衙前”，行韩绛提出的“乡户五则之法”；（卷一百七十九，第4330页）英宗治平四年（1067），“役法之议”又始于韩绛。（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页）此时，王安石尚未入朝，神宗颁布募/免役法，还要等到熙宁四年（1071）。（卷二百十一，第5130页）
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韩绛建议“依周礼、唐六典”，改革官制，开元丰改制先声。（卷一百八十八，第4536页）同年，王安石始“献书万言”，（卷一百八十八，第4531页）成为以后变法的纲领。元丰五年，神宗以“三省制”取代中书门下体制，可视为对韩绛的回应。总之，韩绛是“元丰之法”的缔造者之一。
韩绛还与旧党领袖司马光亲厚，“司马温公方与执政忤，而公言温公代己为枢密副使，至于宰相，又荐之”，又举“程颐有学行”。（李清臣：《李清臣文集》，卷十二，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元丰末年，韩绛留守西京，与旧党人士往来频密。
苏轼也与韩绛往来。《贺韩丞相启》是写给韩绛的，从“昭文相公”、“蕞尔种羌之叛命”、“边徼苦寒”等相关语句，可断定。熙宁三年十二月丁卯，“吏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遣使即军中拜之”，韩绛先王安石拜相于军中。而《贺韩丞相再入启》中“史馆相公”，同样写给韩绛，熙宁七年四月，韩绛自观文殿大学士、行吏部侍郎、知大名府守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贺启》中，苏轼自称，“轼登门最旧，荷顾亦深”。（《苏轼文集》，卷四十七，第1343-1344页）
不仅如此，庆历七年，与温成皇后张氏争宠，慈圣光献曹皇后落败，养女高氏被放出宫外，而耿耿于怀。（吴铮强：《官家的心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4-206页）其后，又有“十閤宫人”因温成皇后而“得幸”。（《官家的心事》，第174页）嘉祐四年七月，韩绛上书，仁宗将“十阁中尤骄恣者”放出后宫，（卷一百九十，第4579页）韩绛此作为，无形中与高氏建立难以言喻的机缘。
四
《苏轼文集》保留了高氏与韩绛往来诏书与批答，始于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终于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苏轼代高氏起草，将写作时间置于另一组时空中，别有一番景象。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司马光薨；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韩维自门下侍郎，以资政殿大学士、知郑州。诏答往来时间，大致发生司马光病逝与韩维罢政之间，二者似乎存在隐秘关联。
可资参照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文彦博，“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首荐彦博”，“及蔡确罢相”，司马光更建议，“若以今官制，（文彦博）以太师兼侍中行仆射”，“臣但以门下侍郎助彦博”。（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560页）司马光欲“以彦博为首相”，自己屈居下位，“范纯仁、朱光庭等上言文彦博不当烦以宰相职事，令别议优礼”，（卷三百七十六，第9141页）遭范、朱抵制，而范、朱均与韩氏关系密切。
方诚峰认为，司马光力主文彦博为“百僚之首”，有两重意味：文彦博是“祖宗朝的象征”，即“嘉祐之法”代表性人物，司马光也需要元老重臣扭转三省疲弱形象。（《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51页）
高氏也需要文彦博的资历和威望，但不希望他掣肘，尤其司马光病逝，文彦博很可能是“慰反侧”的重要阻力，这从文彦博处理“车盖亭诗案”的立场可见一斑，他是唯一主张将“元丰大臣”蔡确贬往岭南的人，这与“慰反侧”宗旨相悖，范纯仁则相对审慎与包容。（王巩：《清虚杂著三编》，《随手杂录》，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00页）
元年四月十五日，文彦博落致仕，加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但随即五月初二日，“诏判大名府韩绛俸给并视文彦博之数”。（卷三百七十七，第9149页）司马光病逝，文彦博的进退成为朝野观瞻的焦点，“外议藉藉，谓文彦博必代光之位”，文彦博将继任宰相的传言甚嚣尘上，高氏却充耳不闻，文彦博退而求其次，“荐冯京为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七，第9422-9424页）仍未获高氏回应，相反，“文彦博的地位有被边缘化的迹象”。（《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第53页）
种种迹象显示，高氏首要人选可能是韩绛，并非文彦博，而她赋予韩绛的预期角色可能就是所谓“侍中、行右仆射事”，由司马光肇始，而一度属意文彦博。此前，殿中侍御史吕陶弹劾中书侍郎张璪，“欲结文彦博”，“附韩维”，“优礼”韩绛，（卷三百七十七，第9153页）苏辙接力弹劾张璪“欲以结文彦博、韩维为自安之计”，（卷三百八十五，第9373页）张璪置右相吕公著于不顾，却攀附文彦博、韩维，似乎嗅到了某种信号。
二年三月十八日，“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韩绛充集禧观使，发来赴阙。”二十九日，“太师文彦博奏乞致仕，右仆射吕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诏不允。”（卷三百九十七，第9670页）韩绛以集禧观使入朝的政治信号，文彦博、吕公著一定了然于胸，于是，不约而同退休或请辞，以退为进。
熙宁初，富弼自判河阳入为集禧观使，随即拜相。（《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第151页）韩绛自判大名府入为集禧观使，与富弼再入相如出一辙。但政局、情势的发展，阻断了韩绛入相的潜在可能。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范）百禄与（韩）维争收例归中书事”，（卷四百三，第9808页）苏轼将此视为“川党”与“韩氏之党”纷争的导火线，也是压垮韩氏兄弟的那根“稻草”。
苏轼《乞郡劄子》毫不讳言，“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九，《乞郡劄子》，第827页）“争议刑名”的实质，即“争收例归中书事”。
吕陶，字元钧，眉山人，为苏轼舅父程濬及堂嫂蒲氏撰写墓志铭，（吕陶：《净德集》，卷二十一，《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志铭》；卷二十七，《静安县君蒲氏墓志铭》）被视为“川党”中人。范百禄，字子功，范镇从子；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
苏辙《祭范蜀公景仁文》，“昔我先人，公早知之”，“轼方在朝，公举谏官”，“辙自东来，复馆于门”；（苏辙：《苏辙集》，《祭范蜀公景仁文》，中华书局，第435页）苏轼更称范镇“吾先君子之益友也”。（《苏轼文集》，卷十四，《范景仁墓志铭》，第435页）后来，苏轼为儿子娶下范镇孙女。（《苏轼文集》，卷五十，《与范子丰八首》，第1452页）苏轼与吕、范间的地缘、姻缘关系，或许是他们被指为“川党”的原因。
五
“争议刑名”始于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树欲静而风不止，四、五月间，“监察御史张舜民罢职”掀起另一场轩然大波。
张舜民罢职，或与触怒文彦博有关。张舜民“言及于彦博”，“触怒于柄臣”。（卷三百九十九，第9722页；卷四百，第9741页）对张舜民的处置，激起言官集体反弹，御史中丞傅尧俞裹挟言官集体救解张舜民，殿中侍御史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未尝有言”，引发言官内部党同伐异，未参与集体行动的吕陶、上官均沦为众矢之的。
“侍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缘张舜民事劾（吕）陶、（上官）均面欺同列”，杜纯、贾易将矛头对准吕陶、上官均，导致事态发展迅速外溢。吕陶转而揭发杜纯、贾易“附韩维”，进而指责“谏官结为一党”，“朋党之势复作”，殃及韩维兄弟。（卷四百，第9753-9755页；卷四百三，第9813-9816页）
吕陶举报韩维“多除用亲戚”，结党营私，触及太皇太后权威，她批复右相吕公著，“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津要”，“纪纲自此不复振也”，“维之欺罔，宜在不赦”。（卷四百三，第9808-9810页）
吕陶自辩，溯及“策题事件”以来言官对苏轼的轮番攻击，进一步形塑了高氏“言事官有党”的叙事与认知，但也引发贾易质疑吕陶动机，“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卷四百四，第9828页）换言之，吕陶拒绝加入救解张舜民的集体行动，或许因为张舜民触怒文彦博。
吕陶《净德集》、文彦博《潞公文集》，均未留下吕、文往来迹象，但苏轼常年与文彦博关系密切。倅杭时，“频得潞公手笔”；（《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范梦得十首》，第1700页）知密州时，文彦博参与“超然台”唱和；（《苏轼诗集》，卷十四，《和潞公超然台次韵》，第681页）谪居黄州，也有书信往来；（《苏轼文集》，卷四十八，《黄州上文潞公书》，第1379页）文彦博退居洛阳，其子文及（甫）作德威堂，“请铭于轼”，（《苏轼文集》，卷十九，《德威堂铭并叙》，第572页）而且，文彦博先后举荐苏辙、范祖禹、孔文仲与胡宗炎，（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三十八，《举苏辙》；卷三十九，《举范祖禹》、《举孔文仲等》；《卷四十》，《举胡宗炎》）“吕公著谓文仲为苏轼所诱胁，论事皆用轼意”，胡宗炎从兄胡宗愈则与苏轼、孔文仲“比周”。
贾易“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论奏（吕陶），文仲拒之”，孔文仲拒绝参与贾易弹奏吕陶计划，（卷四百三，第9818页）胡宗愈则指责与贾易联手弹奏吕陶的“杜纯谗附韩绛”。（卷四百三，第9820页）后来，谏议大夫王觌言，胡宗愈“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卷四百一，第10003）质疑苏轼、吕陶疑似依附文彦博，阻击“韩氏之党”，这是“川/蜀党”与“韩氏之党”得名的由来，“洛蜀党争”不过冰山一角，暗流涌动的，或与文彦博阻韩绛入朝有关，苏轼、吕陶等人卷入其中，被冠以“川党”之名。
总之，“争刑名事件”以及“张舜民罢职事件”，使韩绛入主中枢的预期戛然而止。先是，七月初二日，“集禧观使、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康国公韩绛加守司空致仕”，致仕表章所言，“满盈之惧”、“倚伏之虞”，（《苏轼文集》，卷四十，《韩绛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许诏》，第1145页）绝不只是惯常的谦抑之词，更是他对太皇太后心术的忌惮，不得不以致仕的名义黯然出局；继而，十五日，“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然犹用前责辞”，（卷四百三，第9810页）韩维也出知地方；元祐三年九月三日，韩绛薨于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