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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访谈丨李唐:我想要体验不同的世界,越多越好
采访 | 中国作家网编辑陈泽宇
李 唐
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出版长篇小说《上京》《身外之海》《月球房地产推销员》,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热带》,曾获十月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等。
李唐是“90后”里自觉承载先锋余绪的作家。他并非是形式探索的执着者,但钟情于精神的再造。李唐的小说轻情节、重氛围,梦境、迷踪、声响是萦绕在他不同的叙事中显著的文本事件,同时也内在地结构着作品的主题。显然,这是一位对细琐极度敏感的写作者,善于从细小的情绪点染人物,当这些情绪足够清晰时,也就有了小中见大之感。李唐笔下的人物有异质性追求自觉,他们和她们的失眠、嗜睡、失语、妄想、恐惧都通往与真实世界相悖的虚幻,叠加的虚幻塑造出牢固不可破的消极自由。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在他笔下都呈现为困惑的他者或神秘的客体。但没有人可以抓着头发把自己扔出地球,相应的,致力于这种路径的写作也就呈现出别样的难度与野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李唐广泛的和普遍的不及物完成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的介入,以犹在镜中的姿态和位置予以读者警示。如果说上述的说法有些过于抽象,当大家认真读完李唐的小说往往会有更一致的意见:他是一个诗人。
《我们终将被遗忘》,李唐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陈泽宇:李唐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你聊聊。我们曾有一段时间不长的共事经历,在那之后,似乎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作为前同事的我们经常拜读你的新作,不过大家更关心的是:李唐现在去哪儿了?李唐这会儿又在哪儿?至少,我对常换工作的作家很好奇,你是在体验生活吗,还是单纯喜欢这种“逛游逛游”的感觉?所以很想从这里开始听你讲:过去几年你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唐:泽宇好!其实从我最开始想写作的时候,就觉得边工作边写作是件很酷的事。那时我迷恋的是卡夫卡、佩索阿和耶茨、卡佛这样的作家,他们平日里都有自己的工作,与常人无异。只有在工作完或下班后夜深人静之时,才会一头钻进文字的世界里……这让我觉得写作者像是地下工作者,有不同于表面的身份,同时又是隐藏的,仿佛多了一重人生。
不过写作确实让生活多了一重维度。我根本想象不到如果没有写作,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从心理层面上或许要比现在艰难许多。所以我感谢写作,即使它也带给了我痛苦。
工作于我而言可能是一种保护吧,因为我确实没有信心完全依靠写作为生,这让我有点害怕。我不想让写作这事跟生计挂钩,这样会压力很大。因此我早早就已下定决心,要用其他工作来养活写作,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我还没找到既不用工作,又可以不靠写作为生的途径。至于说换了几份工,有各种各样的缘由,有些亦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只能说,写作者的身份有时会将我带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要么领导会担心你不够专注本职工作,要么会给予你不切实际的期待。工作时,知道你写作的人越少才越好。
《身外之海》,李唐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2018年3月
陈泽宇:与许多从外省来京的写作者一样,北京对我特别有身体感的经验是不确定、犹疑和大——它的确太大了,允许每个人从中把自己稀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你笔下的北京经验和“北漂”们所感受到的有显著不同,但也不处在京派或京味传统的延长线上。你爱惜的那些人物似乎和具体的地方性是脱嵌的,同时又在整体上具备了有效的模糊性。身外之海,仿佛万人如海。从成长和写作来看,北京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精神原乡和这座日新月异的都城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李唐:其实我一直觉得北京本土写作者在写作上是吃亏的,因为我觉得本土作者和外来作者的经验没什么本质不同,这样的话本土作者反而相当于缺少了一种故乡经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几乎不会写北京,而是写一种更“普遍”性的城市经验,也就是你说的拒绝“地方性”。现在依然是如此。
北京对我的意味并不复杂,就是我的家,以及我的一切。我根本就从没真正离开过。但是我在文字中一次次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某个具体的城市,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所以我要再一次感谢写作。创作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行为,无论你离开家乡还是待在一个地方,无论你过着怎样的人生,都值得去书写,也都能形成你自己的风格。
《酒馆关门之前》,李唐 著,西苑出版社,2018年8月
陈泽宇:依稀记得六、七年前的某天下班后,我们在办公室有过一次长谈。你说正在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关于民国时期的旧京,关于“劲松”和“架松”,关于一个刺客和万牲园门口的巨人……《上京》的确是一个与你先前写作不太一样的故事,城市青年身上的那种去历史化的隔膜感被投射到了城市的历史性上,体现出主体的挪移。但从主人公“梦生”这个名字来看,《上京》的时空置换背后也有着变化的限度。当时你怎么想到要写这个?这么多年来,你的写作有过下意识的变化吗?
李唐:《上京》在我的写作里确实算个异类,因为它某种程度上算是“历史小说”。我当时是受到两个影响的叠加:一个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北京的魅力,像是一个“异世界”,使我非常着迷;一个是无意中读到了我所住的劲松地区的历史,知道原本是叫“架松”,这个“异世界”就蔓延到我家门口了。于是我想写一个“颠倒”的北京城——还是同一个地方,但仿佛是当下北京的“影子”,如同《EVA》里那个倒着建造在地下的城市,因为那个北京确实已经消失了。
写作上我一直在求变,但说实话变化不大,我还为此苦恼过。现在想来有点自大了,根本还没到我该苦恼的时候,于小说而言我才入门而已。我希望我的每个小说都不一样,所以有时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一会儿写老北京,一会儿写科幻,一会儿又写魏晋。我只能说我想要体验不同的世界,越多越好。
《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李唐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华文天下,2019年1月
陈泽宇:对于你的创作之路来说,写作是从诗开始的,小说是后来的事,现在这两副笔墨也都在。但感觉你写诗的数量在减少,还有些深夜发在朋友圈的诗翌日失踪……诗和写诗对你意味着什么,在最初的时候,以及今天?
李唐: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诗,小说最好的那部分也是诗。诗并不是一种形式,只有分行才算。诗歌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小说写多了……但这个问题我确实前几天还在反思,我确实很想多写一点诗,至少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我的诗大多是闲暇时写的,而这两年我总是放松不下来。
陈泽宇:想听你谈谈爵士乐,隐约感到它对你艺术敏锐度的形成有着较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对这块一窍不通)。
李唐:爵士乐是一种即兴的艺术,我其实也基本上一窍不通。最开始听爵士是大学时候,一个叫做“乔治男爵”的鼓手,感觉像是非常抽象的画,脏兮兮穷兮兮的,没那么多花哨,也没那么多装饰。鼓就是鼓,钢琴就是钢琴,一切都是那么赤裸。尤其我之前听了大量摇滚和后摇,炫技炫得我快吐了。爵士乐也炫技,甚至更厉害,可爵士乐即使炫技也很质朴,你能听出音乐是从乐手的肉体里迸发出来的。自由爵士的先驱Ornette Coleman说过:“次中音萨克斯是最能吹出人的灵魂的。”(大意)我想整个爵士乐也是如此,它是最贴近人性的,仿佛就是在街头巷尾的流浪艺人的作品。它带给我极大自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可以像爵士乐那样自由、无所畏惧,当然还差得远。
《热带》,李唐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2019年10月
陈泽宇:在“90后”作家里,你是成名较早且一直保持创作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了关于“作家”的自我认知呢?还有,你怎么看待“xx后”代际划分,在你看来“90后”作家是否有某些可堪把握的共性?后面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无聊的。
李唐:我现在也没有自己是个“作家”的实感,如果有人当面说我是作家,我会非常羞愧。我更愿意称自己是“写作者”,可能因为“作家”后面有个“家”字,成“xx家”一般是旁人的认知,哪有自己这么说的。关于“xx后”的问题,我觉得年龄相近的写作者会有一些天然的亲近感,尤其等更年轻的写作者不断出现后,这种亲近感可能会更强烈。除此之外,“90后”写作者几乎没有什么共性,大家努力的方向也不尽相同。
陈泽宇:世界正在变化,其中一点是媒介。在地铁上,我发现前两年许多年轻人的手机屏上是网络小说,近几年基本变成短视频或微短剧。视听时代的全面到来对你有影响吗?对写作呢?
李唐:影响还是很大的。纸质书的销量今年下滑很明显,原创小说的出版受到了很大冲击。许多选题前两年还能做,今年就做不了了,未来会怎样也没人知道。许多出版机构压缩了文学类选题的数量,这是对写作者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我这样的非畅销书作者。
对写作本身倒是没多少影响,该写什么还写什么,要不还能怎么样呢?
《菜市场里的老虎》,李唐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
陈泽宇:世界正在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变化”需要在“注视”和“行动”中才得以实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写作者对与自己看似无关的生活很漠然,我知道你不属于此列。但仍有疑问:虽然说实践和参与型的知识分子生活与更纯粹的“纸上生活”并无价值的高下之分,但从一种社会分工或职志的角度看,文学人在当下何以介入“时代”呢?尽管这可能并非属于文学的理想。
李唐:我确实经常关注社会问题,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而是一个正常人本该做的。但我对文学介入时代本身一直是持悲观看法的。文学什么也解决不了,甚至影响也有限。文学对时代的影响是间接的,甚至是间接的间接。我以为,每个写作者只要真诚地写出最打动自己的事物,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会产生什么影响,非人力可知。
在此我想直接引用一段黑塞的话:“一位唤醒您、带给您认知的作家,并非亮光本身或是举着火炬的人,他最多代表一扇窗户,亮光可以通过这扇窗到达读者那儿,而这与英雄主义、高尚的意愿以及理想的政纲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功绩仅仅在于他是一扇窗户,他不挡住光,亮光射入时他不会关闭。如果他积极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人类的救星,那么很可能正是这一愿望会使他跌倒,阻止他让亮光透过。高傲或者极力追求的谦虚都不该是指引他或推动他的力量,这力量只应该来自对光的爱、对真实的开放、让真正的东西有穿过的可能。”
《上京》,李唐 著,中信出版集团·春潮,2023年1月
陈泽宇:2024年,中国作家网设置了一个栏目,叫做“我的‘关键之书’”,请不同领域和类型的写作者来谈谈对自己影响最大一本书,这种影响又不局限于写作本身。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的“关键之书”是什么?还想请你给朋友们推荐几本最近的手边书,有趣的或耐读的皆可。
李唐: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一本80年代出版的《叶赛宁诗选》,是我初中时无意中从书架找到的,薄薄的一个小册子,艾青作序。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可能就不会去尝试写诗,因为当时叶赛宁的句子实在太有意思了。
我最近在看智利作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三本:《盆栽》《回家的路》和《我的文档》,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家,对我也有启发。另外还想推荐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他的每本书都像是爵士乐。拉美文学就很有爵士乐气质。
陈泽宇:或许年龄增长对写作者处理内面的自我有所帮助,但从小十年前到现在,感觉你外貌几无变化。当同龄人已经开始面对脱发啊、皱纹啊、发福啊这些时间的馈赠,你看起来停留在了大学时代。所以最后一个“灵魂发问”是,你如何做到永葆青春的??毕竟你如此高产,又如此喜欢熬夜……
李唐:呃,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也不见得是好事。自己已经三十多了,却经常被认为还在读大学,这种感觉并不美妙,因为人们会觉得你还年轻,因此轻视你。不过我确实有意不使自己变胖,我一直记得村上春树说身体是心灵的圣殿之类的话……而我很懒,不愿多运动,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晚上别吃主食。
/ 陈泽宇 /
陈泽宇,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1995年生于济南。主持“茅奖作家研究”“文学批评经眼录”“理论评论新著列锦”“十号会议室”“行进的风景”等栏目。有作品散见于《文艺争鸣》《青年文学》《特区文学》《诗歌月刊》《文艺报》《芳草》《诗潮》等。
排版:肖 瑶
编辑:邓洁舲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