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学家”沈括会在北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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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是谁？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是有些愚蠢的问题。这当然是因为沈括在中文世界里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他为何家喻户晓，与回答沈括是谁一样，开启了在当代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种种可能。

1926年，竺可桢在一本叫“科学”的杂志上发表了《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其中称：“我国文学家之以科学著称者，在汉有张衡，在宋有沈括……自来我国学子之能谈科学者，稀如凤毛麟角，而在当时能以近世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则更少……正当欧洲学术堕落时代，而我国乃有沈括其人，潜心研究科学，亦足为中国学术史增光。惜当时人君不知学术为何事。”这段论述部分起源于竺可桢与《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的遭遇，但似乎只有《沈括传》的最后一段对竺可桢有意义，即：“（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至于《沈括传》里叙述的主轴——他先后连任官职，不是竺可桢关注的重点。

现代写作者同样割裂了沈括的官仕生涯，分别将他的知识和身份赋予“科学”“科学家”之名。它一方面推进了关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科学发展之间关系的种种争论，另一方面也使得对沈括的追问超越个体研究：沈括为何会在这个时代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变化？这样的历史变化是否可以构成沈括及其知识出现的背景？或者说，对沈括的讨论能否成为管窥中国历史变化的途径？

本书英文书名将沈括和empiricism（经验主义）并置，似乎来自将沈括视为科学家的既有研究传统。但是书作者左娅借由张载（北宋思想家）对“闻见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将empiricism转化为了闻见主义。左娅认为，宋代的士人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物的双重性质所对应的两种认知方式，其背后则是认知之官的差异，即耳目与心的差异。个体的物，具有可以被耳目所感知的各种属性，即色形声臭。这种感知只会停留在物的个体性的阶段，它是一种表面的交流，无法深入到表层的背后。而其背后的原因，是耳目不思。德性所知借由“心”，可以深入到其背后，不仅理解到个体的物，也理解到物所构成的世界的关联与秩序。不难看出，“闻见之知”被转化成了分析沈括以及宋代知识的概念工具。

书作者左娅将北宋描述为一个典型的system（左娅将其翻译为统理和棣通之观）的时代，北宋出现的“新学”鼓励每个有野心的士大夫去思考当时的重要议题以追寻“道”，发展出一套自己对整体秩序的理解，在条件允许时将这种理解用于政治实践。这催生了一种新的“主流”，即：这个时代的体系建构者想要达到一个全面视野下的整体，这就是所谓“道”。这样一个体系建构者的谱系，最终在朱熹的理学中得到完满。这个体系竞逐的背景成为了理解沈括的关键。而沈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他的闻见主义是与统理不同的，它展示了宋代思想深层而真正复杂的动力，及其所提供的复杂可能性。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是他建构非统理的关键文类。通过将沈括描述为一个“例外”，闻见之知不仅成为分析沈括的工具，也成为了理解宋代的工具。统理和非统理的对比，使得对沈括知识论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一个个体，而是构成对整个时代的知识论的分析，更多的士人被纳入到这个叙事中，比如王安石、邵雍、程颐、程颢等等。

作者在书中展开了更多的问题：经验知识在中国古代知识建构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经验知识的知识论和知识实践传统？这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和医学史关注的问题。

左娅将自己的研究路径归于知识史，这一路径的自我界定的表述，与沈括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归属相关：沈括是科学史的话题，却不出现在思想史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将公认的科学史实践扩展到狭义上不那么“科学”的对象。这种扩展不仅是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也是方法类型的扩大。在这一知识史中，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本科学概念的文化史。

同时，左娅在书中以交错的章节呈现沈括的生命经历和知识论立场的演进，部分相互对应。比如，书中将王安石与沈括在统理和非统理上的差异，嵌入到了沈括生命历程的分析之中，将他的政治经历与知识论的演进过程勾连起来。同时，关于王沈二人的知识论差异的讨论，也为理解新学和新法的关系，乃至宋代士人的“学”如何构成其政治实践的知识论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

作者：陈昊，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