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3日，复旦大学国际研讨会“跨国史视野下的非洲左翼思潮与运动”（Fud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African left: theories and practices’）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全球史研究院、上海中非关系研究网络（CASIN）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遇洲副教授担任召集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秀学者汇聚上海。
从非洲视角出发，会议主题聚焦于非洲左翼思潮与运动中三个相互交织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泛非主义和非殖民主义，并细分为七个专题：左翼想象与民族独立抗争、大众媒体与群众动员、非洲社会主义理论、泛非主义与反殖民运动、非洲左翼中的性别讨论、中非外交中的女性、文化生产与左翼运动。与会者来自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与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背景，研究方法互有补充和交叉。研究内容既注重宏观历史的梳理与反思，也延展至更微观的视角，如大众参与、文化生产和性别权力等。每个专题都从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进行探讨，覆盖非洲多个国家，强调跨国联结与影响，使非洲左翼思潮运动的研讨更为全面、立体。
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此类聚焦非洲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尚属鲜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必将推动未来非洲史研究的深度学术对话。
专题一：解放运动中的左翼想象与实践
佐治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Toivo Asheeke探讨了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中的两种泛非主义倾向：马列主义影响的泛非主义以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如解放运动政党；黑人民族主义导向的泛非主义挑战后殖民国家的边界，强调第三世界的解放，如Toivo重点关注南非黑人意识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20世纪70年代，这两种泛非主义的分裂愈发显著。在当下的动荡中，非国大等长期执政的政党遭遇挑战，黑人民族主义对解放的诉求也许能带来启发。
弗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Naseemah Mohamed研究了1965-1980年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 Union , ZAPU）的政治教育。Naseemah采访退伍老兵，收集整理他们对数十年前政治教育的记忆——从军营、学校到工会会议，ZAPU的政委向士兵们讲述非洲解放运动的历史，将敌人明确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政治教育模式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非洲本土的信仰相结合。
交流环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遇洲提到Tovio研究中的坦桑尼亚学生运动，其中的跨国黑人力量（Black Power）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的紧张，反映了两种泛非主义的冲突。学者们也进一步讨论了中国与非洲解放运动政委的联系，以及非洲的互动式教学方法（call and response）。
专题二：文化空间中的大众动员
斯坦福大学法语文学助理教授Fatoumaka Seck以塞内加尔的毛泽东思想为研究主题。毛泽东思想也是在1960年代的全球反主流运动中得到多元诠释的时尚文化。通过亚非作家会议、法国留学等经历，塞内加尔青年接触到兴盛的毛泽东思想，发起新左翼文化运动。从电影中的反殖民偶像到对从1960年代激进青年成长为今日的总统顾问的影响，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的塞内加尔仍留有遗产。
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Ismay Milford则主要关注坦桑尼亚新闻教育中的宗教与社会主义张力。自1961年起，天主教“白衣神父会”（White Fathers）在东非开展记者培训，试图在宗教与社会主义、西方教育与非洲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在1970年代亚非拉新闻界挑战西方媒体霸权的背景下，这所宗教背景的学校培养了社会主义新闻人才，但还是面临国有化的压力，新建立的坦桑尼亚新闻学院也无法摆脱对西方学术资源的依赖。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讲师邓哲远通过报刊史料研究尼日利亚1967至1977年的社会主义论辩，呈现关于工农党创始人Tunji Ọtẹgbẹyẹ的一些争议。人们讨论了社会主义者持有资本的作用与风险。
交流环节，因斯布鲁克大学当代史助理教授Eric Burton指出三篇论文均涉及社会主义在非洲的本土化与外来性，并与宗教存在张力。学者们进一步讨论了亚非交流间的西方媒介，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以及外国援助与干预的复杂性。
专题三：非洲社会主义理论
约克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Zeyad el Nabolsy通过尼雷尔、恩克鲁玛和桑戈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呈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社会主义的图景。他们认为非洲传统社会具有共产主义（communalism）特质，没有阶级，社会和谐，强调平等与个人义务，由此无需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或阶级斗争。然而，坦桑尼亚乌贾玛社会主义与加纳的发展实践都面临内外阻力。尽管如此，非洲社会主义在医疗、教育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中留下重要思想遗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助理教授Olivia Umurerwa Rutazibwa分享了她关于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的初步研究。她观察到，桑卡拉似乎被当地人、非裔移民和主流媒体所忽视。根据桑卡拉在哈莱姆、联合国与古巴的演讲内容，她希望结合Adom Getachew的反殖民理论研究桑卡拉的思想贡献，以及其在民主、发展援助、国际债务等问题上对当下的启示。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刘烨介绍了中国“继续革命”思想对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影响。在1960年代，毛泽东思想批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修正与停滞，关注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热衷于讨论各类社会主义思潮，追踪中苏论战动态，并在中国革命的影响下激进化，认为阿鲁沙宣言后的国有化仍不够进步，学派也因为对政府的不同态度而分裂。
交流环节，有人提出冷战两极局势下政治实用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则举出反例，指出非洲社会主义与革命团结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围绕非洲社会主义中的土地问题，社会主义理论是否被制度化实践，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模糊边界，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专题四：泛非主义和反殖民团结
因斯布鲁克大学当代史助理教授Eric Burton指出，1966年三大洲会议中的非洲视角被以往研究忽视，许多非洲国家反对会议在古巴召开，并质疑非洲解放运动在中苏分裂下被工具化。例如加纳希望会议在阿克拉召开；南非非国大虽不认同选址，但仍在流亡中寻求古巴援助；赞比亚认为会议与开罗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AAPSO）冲突；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坦桑尼亚怀疑会议受苏联资助；埃及因面临六日战争危机和与拉美军政府的外交需求，未能召开后续会议。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殷之光教授分享了他在全球南方研究中对非洲地区的思考，即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左翼运动在中国与非洲的共性，例如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真正社会主义的定义等。他回溯了19世纪末以来非洲在垄断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被殖民的历史，探讨压迫性世界秩序与发展模式问题，指出这些共同的现实背景与议题使中非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似性。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Bright Gyamfi追溯了非洲发展经济与规划研究所（Institut Africain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de Planification, IDEP）内激进经济学家的贡献与没落。在泛非主义与拉美发展经济学影响下，他们批判全球不平等经济秩序与新殖民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外国援助无法解决非洲的欠发达问题，提倡区域经济合作，但忽视了后殖民国家内部问题。1970年代经济危机下，许多学者被解雇，非洲国家最终转向经济自由化和“失落的十年”。
交流环节，学者们建议Eric在史料实证基础上拓展论文，深研革命基建（infrastructure）的概念，一位曾多年担任Tricontinental网站编辑的观众补充了三大洲会议的许多细节。学者们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学与政治学、阶级与种族、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的联系。
第一天会议结束后，与会学者品尝了中国美食，参观了复旦大学校园。学者们驻足于毛泽东像与陈望道像，聆听五四运动与复旦奠基的历史，继续着对社会主义与左翼思想的讨论。
第二天会议伊始，哈佛大学杜波依斯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Christopher Lee主旨演讲，正值万隆会议（1955年）七十周年之际，他反思了亚非主义（Afro-Asianism）的多维意义。首先，产生于外交与贸易语境的“中非关系”存在不对等叙事，需打破二元结构，探索更多元的历史视角，比如Paper Sons and Daughters探索了南非的中国移民家庭。其次，亚非主义与泛非主义存在诸多共通性，可以被视作一个政治运动、一个跨大洲的历史现象，以及不同种族与文化间的团结精神与实践。第三，亚非主义超脱了修辞的范畴，成为一种万隆会议参与者集体塑造的“想象共同体”。 以Richard Wirght的游记Color Curtain为例，在非裔美国人视角以外，更需要以亚非视角作为方法来研究。最后，他强调印度庶民学派的启示：权力塑造叙事正当性，在多极全球化的当下，第三世界书写需审视包容对象及其背后动机。
专题五：非洲左翼女性
继而，Christopher Lee探讨了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家露丝·弗斯特（Ruth First）的生平活动研究。她于1970年出版的著作The Barrel of a Gun延续了法农的思考，以苏丹、尼日利亚与加纳为例，分析了军队掌权后导致的频繁政变，批判非洲特权阶层延续殖民式掠夺。同时，作为南非的白人犹太移民女性，Ruth First长期流亡伦敦，她自视为孤独的革命思想家，尽管数次前往非洲考察，仍感到“启蒙”与“被剥夺者”之间的距离。
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刘紫丰则关注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 Bois）的黑人左翼女性主义。在W.E.B.杜波依斯妻子的身份外，她积极参与了万隆时代的亚非团结实践，从家庭与母性的视角控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次访问中国后，她对外赞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以理想化的亚非团结替代种族资本主义。同时，她认为种族无法被还原为阶级问题，并不完全认同中国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话语。
埃克塞特大学讲师靳夏楠研究了非洲左翼工会斗争中的女性领导者。尼日利亚的Funmilayo Ransome-Kuti在1940年代领导市场里的女性抵抗殖民税收与性骚扰；南非的Emma Mashinini在1970年代通过工会为黑人女性争取更高薪资与更多保护。这些女性的经历揭示了种族、性别与阶级压迫的交叉性。
交流环节，上海交通大学施东来副教授进行评议时，向学者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如何将产生于1990年代美国身份政治背景下的交叉性概念，应用于亚非背景下的种族与阶级关系？如何看待亚非团结中的“左翼东方主义”，比如杜波依斯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由此，引发现场讨论。
专题六：中非外交中的女性
密歇根州立大学荣休教授孟洁梅（Jamie Monson）通过考察1961-1965年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的中国访问，探讨公共外交中的非洲女性。她们并不是被动接受中国援助的客体，而是利用访问机会，主动推动政治议程并追求个人喜好。比如Bibi Titi Mohamed在争取资助时，会巧妙利用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以换取更好条件。Monson强调女性翻译的文化桥梁作用，如周恩来访问桑给巴尔时，直接用斯瓦西里语与观众互动的是陪同翻译沈志英；桑给巴尔妇女Aysha Zahor曾在苏联的妇女大会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也是毛选的斯瓦西里语译者。
Jamie Monson的学生，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Caitlin Barker关注1959-1961年喀麦隆民主妇女联盟（l’Union Démocratique Femmes Camerounaises, UDEFEC）的访华经历，提出了“亲密外交”（diplomacy of intimacy）的概念，强调喀麦隆妇女在殖民与性别限制下借外交空间表达抗争。她们遭遇的殖民酷刑并不为法国与喀麦隆国家档案所记载，但《人民日报》记录了她们的反殖诉苦，中国妇女代表因类似经历而感同身受，形成跨国连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田泽浩分析了中国与莫桑比克围绕女性与武装斗争的革命团结。不同于苏联宣传的女性和平使者形象，中国更突出妇女在解放斗争中的贡献，创作有《红色娘子军》等作品。莫桑比克也有一支妇女分队承担侦察、动员、战斗等工作，她们的训练被指派给两位中国教官。她们在1977年受邀访华，与中国妇女有过交流。
交流环节，埃克塞特大学讲师靳夏楠在评议中提出问题，包括女性苦痛在政治中的作用，女性的主体性及其与男性党员的关系，社会主义交流中表演与身体的联系，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专题七：激进与进步的文化实践
两位学者共同分享了南部非洲艺术团体Medu如何反抗种族隔离政权。“应该如何理解艺术研究领域中非洲左翼这一概念？”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张丽方分析了Medu的图像艺术创作。1979-1985年间，南非流亡者与全球艺术家活跃于博茨瓦纳，他们将海报、T恤和旗帜偷运至南非以支持抗争，并自我认同为与人民联系紧密的“文化工人”，以图像传递泛非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团结精神。
罗德斯大学高级讲师Thembinkosi Goniwe研究了Medu的南非历史与跨国联系。自1960年沙佩维尔屠杀后反种族隔离政党被禁，留在南非的学生积极参与黑人意识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与艺术创作，并在1976年索韦托起义后的流亡中建立Medu，在“非种族主义”（non-racialism）理念下与古巴、美国等地的艺术家合作。
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史博士候选人Athi Mongezeleli Joja分析了南非艺术家Gerald Sekoto的两幅画作。Mine Boy通过日常物件关注黑人矿工，而The Song of the Pick描绘了白人监督下黑人劳工遭受的压迫。他认为南非抗争艺术并非始于Medu等团体活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在1940年代的种族隔离法案和大罢工背景下，阿扎尼亚黑人民族主义（Azanian Black Nationalism）兴起，Sekoto等艺术家的创作就已经深度参与了激进抗争。
交流环节，北京大学亚非系副教授程莹认为Medu的创作可以置于世界革命艺术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张丽方补充了革命女性形象在中国与古巴的传播。一位来自南非的听众留意到Medu的集体创作与个人艺术家的不同，并希望了解更多艺术背后的左翼理论背景。
闭幕式上，Jaime Monson教授提炼了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无产阶级革命与非洲传统社会的共产主义；国家主导与跨国离散的运动；中心与网络；旅行与流动；接待、表演与游记；机构与基建（institution and infrastructure）；二元关系的打破与交叉性；记忆与遗忘。她建议学者们在未来进一步讨论资本与种族资本主义，开展青年、政党与军事领域的研究。
孙遇洲副教授回顾了一年来筹备会议的经历，她呼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更加多元、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结合近期研究，她讨论了解放斗争中的军事训练、非洲主体性（agency）、第三世界网络、人们对亚非时代的感怀（nostalgia）等问题。在人文学科面临挑战的当下，她强调未来会议需探索更多跨学科与方法论的创新方向。
会议结束后，施东来副教授主持了上海中非关系研究网络（CASIN）第一届全球中非写作大赛颁奖仪式。获奖者朗读作品选段，引领大家走入非洲的中国工厂、移民家庭与村庄等不同场域，聚焦具体的个人经历与情感体验，思考中非交往中延续至今的友谊与互动。
两天的会议虽然短暂，但是为非洲史学术共同体注入了丰富的思想能量，也激发了更多维的跨学科、多视角对话。会议不仅探讨了中-非、亚-非以及全球南方的历史与现实，也共同反思了关于去殖民化、国际主义与革命实践的新问题。这些探讨从历史研究延展至艺术、文学和外交领域，从宏观理论拓宽到微观实践，揭示了非洲史学术研究在理解与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