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从记者“博兹”到“伟大的英国作家”
——查尔斯·狄更斯的动态新闻观与创作实践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新闻力量终于告别格拉布街，迈向了舰队街，这意味着英国现代报业发展的新方向。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英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与文学并驾齐驱着前行，这是英国新闻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属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时代。狄更斯作为一个“时代符号”，或一种“文学现象”，西方学界关于他的研究已历时170余年，包括传记、专著、论文，以及专门的研究杂志。狄更斯协会注意到，近年，关于狄更斯与新闻业故事的挖掘和学术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国内狄更斯研究肇始于晚清，以林纾的译作和短评为发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繁荣阶段，侧重于分析狄更斯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内容方面。可以说历史上的狄更斯研究，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位“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身上。
查尔斯·狄更斯
然而，狄更斯还有另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既是他文学之路的起点，也贯穿起了蕴藏在他文学创作中的内在精神——一种记者的精神。1858年，英国政治社会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在一篇评论狄更斯晚期作品的文章中写到：“伦敦就像一页报纸……（因为）狄更斯在用一位特派记者的眼光描绘着伦敦。”白芝浩把狄更斯比作一位特派记者，对其作品中暗含的记者般敏锐的觉察能力和独特的新闻观表达了肯定。
实际上，狄更斯的新闻观和新闻实践与其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互为映衬，其间的张力，便是使狄更斯成为“时代旗帜”的关键。因而，本文不对其新闻与文学作品进行一般区分与定性假设，而是将前者作为一个被早期研究所忽视的领域加以关注，通过狄更斯在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发掘其投射出的动态新闻观和具体的新闻实践方式，进而勾勒出更为“饱满”的狄更斯文学形象，以及19世纪具有维多利亚主义色彩的英国新闻业。
作为观察者：
与 26个铅字兵为伍
在狄更斯真正拥有记者身份之前，他先后在律所和博士公堂度过了四年时间，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磨练，专业主义的精神深深地埋在了他心中。这种专业主义至上的新闻观首先体现于他对职业技能的掌握和熟稔。19 世纪 20 年代末，狄更斯在伦敦格雷旅馆的埃利斯和布莱克莫尔公司和另一家法律事务所担任法律助理，不久后辞职，当上了当时英国一种特殊的法厅博士公堂的记录员。
作为一名记录员，就必须掌握速记这项技能，而其难度较高。狄更斯前后共用了18个月的时间学习，这也让他得以在任博士公堂记录员的期间，充分发挥着自己学来的速记本领，迅速、准确地为各种审讯案件做着记录。狄更斯全然不介意身处沉闷的司法机构，反而是兴奋于利用在法厅工作之便，了解各种社会情况和政治案件，并接近和仔细观察法界各色人物。这些经历，让狄更斯为今后的创作积累下了无数真实有趣的素材，如法官、律师等文学作品中的角色，都时常出现在他的创作中。后来，狄更斯回忆起自己在博士公堂工作的时光，把它评价为是“我平生受益最丰的年月”。
狄更斯的新闻观还体现在其正式成为记者后的阶段，他始终恪守新闻专业主义，为实现报道的准确度和及时性而付出了许多汗水。狄更斯在《真太阳报》和《时事晨报》工作期间，用最细致的观察和最清醒的头脑，在议员记者席上接受着“最为高级的政治教育”。由于下议院记者席常常拥挤不堪，有时候只能在临时大厅中做记录，于是狄更斯常年在膝盖上写字，乃至于把双膝磨破。1832年，在讨论爱尔兰暴动法的一次议会上，狄更斯做到了一字不落地记录下了爱尔兰事务内阁部长斯坦雷的发言，稿件准确无误，备受赞扬，之后成为了业内公认的“最快速、最准确的速记记者”。在这段时期，狄更斯不仅用专业技能为自己赢得了赞誉，还开始思考起了一个重要的、有着指引他未来事业发展作用的问题，即“记者”这份工作的真正含义：记者的工作，是把个人与时代情境的互动进行拼接、解读，还是仅仅将其记录下来？
18世纪的英国新闻业是格拉布街新闻人的政治战场，多数文人用“笔杆”参与着政治，为英国“铺设了公众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台”。虽然这种公众舆论的自由一定程度上被舰队街守护着，但仍然有许多源自格拉布街的陋习在舰队街得以沿袭，如对花边新闻的热衷，以及违背新闻记者客观性的“宗旨”，进行不实报道等。因此，狄更斯的思考在彼时英国新闻职业理念初步形成的语境下可谓是领先的。关于“记者工作内容”这个问题，还蕴含着狄更斯对于“作为专业人士的记者群体”这一身份的思考。在狄更斯看来，记者的工作除了客观、准确、及时地进行报道以外，还需要让事件与社会得以联系，为读者提供一种超越报道内容的解读。狄更斯作为新闻实践者，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新闻业有着对“解释性”的需求，而该时期的新闻业并没有发放给记者足够的“解释权”。
狄更斯在驯服了“野蛮而神秘的速记”后，他感受到这 26 个铅字兵的能量事实上难以通过速记工作得以彰显。出于对“解释权”的追求，他不再只是“按照规定”去使用这 26 个铅字兵了，而是想方设法将它们排兵布阵，试图使用这些铅字兵，打造出一个“狄更斯世界”。就像美国出版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给我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于是，狄更斯与铅字兵为伍，用发表在杂志《月刊》上的《杨树小径上的晚餐》开启了他在新闻实践上的第一个转变——从新闻报道转向文学创作，而这也是他在舰队街上的社会角色“反客为主”的开端。
从此，狄更斯的观察范围再也不只局限在法厅和议会了，他逐步走向了最为真实的伦敦街道，本雅明在谈及狄更斯的创作时如此形容道：“书桌紧贴建筑物的墙壁，他按着笔记本，报摊则是他的图书馆。”这体现着狄更斯在观察日常生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也蕴含着狄更斯对于描述社会事实真相的职业追求。
“反客为主”的开端和新闻实践的转向并非偶然，他在为《时事晨报》做议会记者时，已经养成了在空余时间构思小说、撰写随笔等习惯，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生活见闻的独立思考。并且，狄更斯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精神力量的感染，在访谈录中，狄更斯把父亲阁楼上的各种书籍称之为“精神食粮”，这让他在一度艰难的童年岁月里，也拥有了美好的阅读时光。狄更斯认为正是因为这段时间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他说：“这些书保全了我的幻想，保全了我对某些超越我当时处境的希望。”在这种种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催化下，狄更斯作为职业记者的阶段仿佛成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涅槃时期。
记者博兹：
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青年狄更斯非常崇拜“英国现代新闻之父”——丹尼尔·笛福、剧作家约瑟夫·艾迪生和作家理查德·斯蒂尔。他的新闻观和语言风格也因此大受影响，甚至在他后期发表作品时，还效仿了笛福在刊物上连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所使用的报刊连载式发表模式。笛福既是小说家，也是记者，他的成就显著表现在他对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方面实现了语言风格的突破，而狄更斯深切感受到了这种平实易懂又极富感染力的语言魅力，他便决定让这样的语言风格贯彻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而艾迪生与斯蒂尔创办的杂志《闲谈者》和《旁观者》，则为狄更斯新闻观的树立提供了一定基础，并影响着他在日后创办杂志时所设立的创刊目标。
笛福和斯蒂尔通过撰写新闻报道和创办刊物，为18世纪英国的新闻业增加了一种足以对抗传统宫廷文化的大众文学类型，其公共性和服务性特征为后来报刊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舆论功能奠定了基础。狄更斯在他们的影响下，加之自己经历过的社会场景与政治感受，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上体现出的新闻观具有强烈的揭露性，这最初表现在他任记者期间，以博兹（Boz）为笔名发表的系列特写集《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一系列关于伦敦生活的速写中。
《博兹札记》插图
《博兹札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副标题在英文版和译介中通常被作省略处理，但却显示了《博兹札记》最为核心的面向，表达了作品的立意与主题。事实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一标题曾在 19 世纪的伦敦引起过巨大争议，发生这样的现象，是由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一定程度上受宫廷文化所控制。其间，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围绕宫廷生活展开，极少有把普通群众、儿童视为与宫廷人物同等重要和同样值得关注的对象。而狄更斯的《博兹札记》却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伦教的街头巷尾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上，刻画着当时最为市井的伦敦街头生活，书籍扉页的插图也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街头生活场景。还有1836 年，“皇家沃克斯豪尔气球”创造出载人飞行距离世界纪录的时刻，一群人正在向两个乘坐热气球离开的人挥手致意。而书中其他插图也代表着普通人生活中最为基本的生活场景与文化活动。
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被理解为狄更斯通过记者与作家角色之间的转换，迂回地拿到了记者的“解释”权或话语权，也因此可被视作狄更斯新闻观和其新闻实践工作的第二个阶段。1869年，狄更斯在伯明翰米德兰学院的一次演讲中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是他新闻观的缩影，也同样表明了他在创作中最为关心并预设为主要阅读受众的群体。
《博兹札记》在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独树一帜，这为狄更斯带来了声誉的同时还为狄更斯塑造了一种文学身份的特征，即“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方面体现在《博兹札记》的第二个核心层面，也就是书籍结构和内容上。狄更斯把书分为《我们的教区》《场景特写》《人物》《故事》四个部分，共56篇。狄更斯用从艾迪生和斯蒂尔那里学习到的记者眼光——“以任意的好奇心和对生活的观察”，刻画着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苦与悲惨，揭露出各种社会压迫和非人道的官僚行为。恩格斯甚至提出《博兹札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小说流派，西亚·霍姆（Thea Holm）则认为狄更斯一方面描述着 18 世纪伦敦的陈迹，一方面刻画了彼时中产阶级的粗鄙，他说“年轻博兹仿佛站在两个时代之间”。
继《博兹札记》，狄更斯还在早期创作生涯中连载了《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老古玩店》和《巴纳比·拉奇》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正值 19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虽然新闻业已经争取到了广告税和纸张税的税制削减政策，职业记者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但这样的自由仍然是“保守”和具有维多利亚主义色彩的。狄更斯已然寻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革命”之路，即用文学的力量捍卫传统道德和推进社会改革，小说就是他用铅字兵传递话语的平台。
狄更斯俨然从记者身份转变成了小说家，可记者的使命感和他所信仰的新闻专业主义仿佛已经深入骨髓。这一系列早期作品都属于一种即兴创作的新闻式写作，作品中往往包含了他对时下各种不公平的政策和不人道的社会现象的抨击，如对充满了牟利、虐待的英国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社会崇拜金钱的恶劣风气的讽刺等等。虽然狄更斯的文学多为虚构，但一切社会问题的起源及刻画都来自狄更斯那双“特派记者”的眼睛。在下笔前，狄更斯总会拿出记者所有的职业技能，亲身体验即将描述的场景和访问需要刻画的人物，甚至对某些社会事实进行调查，在创作《尼古拉斯·尼克贝》前，他就曾私访约克夏郡的学校进行调查，而后以这所学校为蓝本创作了小说。
狄更斯把新闻记者式的眼光融入了他的早期创作之中，通过撰写小说，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不公平现象的揭露，这是他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基础上的另一种更具揭示性目的的新闻实践方式。林纾在《贼史》序言部分对其评价：“迭更斯（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
作家狄更斯：
批判者的姿态
狄更斯的写作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体劳动，他热爱与人交谈，也喜欢“闲逛”在路上，再把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东西转移到笔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狄更斯创造出了“文学伦敦”，他所描写的伦敦具有混杂性、多样性和随意性，这都是因为狄更斯的生活从未远离过活生生的群众和真实的社会。在完成了《巴纳比·拉奇》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文学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邀请狄更斯访美，而在此之前，狄更斯已经对大西洋彼岸那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大有兴趣，因此狄更斯决定赴约前去美国，并计划为美国之行留下一些文字成果。1842年，《游美札记》出版，这是狄更斯文学创作以来第一次使用小说以外的体裁进行的创作，它是一部旅行随笔，属于报告文学的范畴。
《游美札记》，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张谷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
狄更斯在这部报告文学中再次发挥了一位新闻记者的专业技能，对美国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社会现象和政治生活等进行了准确、翔实的描述，并且重点关注了美国政府机构和地方机关，目的在于与英国的现实情况进行参照，为英国那些需要改进和学习之处提出建议。狄更斯在《游美札集》的结束语中曾表达，他要用文字把读者带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这就是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因此，狄更斯用记者敏锐的洞察力和严厉的笔触，记录下了美国社会生活里的种种反面现象，如美国国会所谓的“自由与平等”，美国黑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移民的艰苦等。然而，最使狄更斯感到震惊的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新闻业的虚伪和暴利，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谈道：“舆论自由！究竟自由在哪里？”他对美国新闻业的抨击不止停留在文字层面，在享有了一定的国际声誉后，“狄更斯的话”越来越能够被更多人听见，这便使他新闻实践的方式较以往更为激进了。
19 世纪中期，作为民主机制的美国新闻业奉行自由至上主义，以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提出的“自我修正过程”和“观点的自由市场”为口号，后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为思想指引，表面上提倡给予社会成员自由思考、表达和行动的权利，实则界定着权威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标准，基于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强调着个体的重要性，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下，对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要求。虽然自由至上主义主张以政宪制度保护个人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强调市场本位，反对政府干预，属于民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天赋人权”的理论实则并没有基本的政治或社会基础。这导致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报道”忽视事实，让报纸从意见媒体转变为消息媒体，同时使新闻记者的身份转向为报道者。
狄更斯机警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即具有操纵力量的媒体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性特征，这让高举“言论自由”的国家形象瞬时倾塌。此外，狄更斯还看到了当时美国在处理版权问题方面的纰漏，这使他对美国人民的欢迎与掌声全然不顾，并于一次演讲中义正严辞地对美国在执行国际版权法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建议。在美国，这成为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媒体事件，有人批判狄更斯唯利是图，也有人被狄更斯的真性情打动。总之，对于狄更斯来说，这次演讲令他开启了新闻实践的第三阶段——从由小说发轫到进行公开批判演讲。
新闻实践是狄更斯新闻观的外化形式，与此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方面，狄更斯同样通过作品，直接地展现了自己对于新闻业本质的认识与自我价值观的阐述。《游美札记》中，狄更斯首先抨击了美国新闻业不良的娱乐风气，他认为美国新闻中包含了太多哗众取宠的低级娱乐言语，还存在着不实报道以及花边报道。其次，他还发现了作为大众媒体的报刊被党派和利益所绑架的“伪民主”情况，种种事实都与当时“自由至上主义”的氛围不相协调。
狄更斯通过《马丁·朱述尔维特》批评了崇拜金钱的社会风气和被金钱左右的新闻业，为早期访美那次“不充分”的演讲提供了文字上的补充。诚然，这是狄更斯首次面向公众彰显自己作为“新闻人”所持有的绝对批判性的新闻观，这种批判的力量不分地域，只是根据事实而展开。英国文学评论家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褒奖道：“我们能感受到小说在揭露和剖析社会敏感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强大能量。”但也有学者指出狄更斯小说中的用词过于随意和粗俗，认为这是他文学语言最为糟糕的部分。不同社会阶层对狄更斯文学的审美大相径庭，但在对于其作品意义的呈现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认可并无过多分野。狄更斯把揭露式的目光渗透进了文学创作中，把批判性的行事态度贯彻到了新闻实践里。19 世纪40年代初期，狄更斯书写了“英语作品中最为生动的讽刺性篇章” ， 这是狄更斯新闻观的批判性大为显现的第三阶段，也是狄更斯新闻观外化至其新闻实践方面最显著的时期。
作为改革者的狄更斯：让更多人获得“发言”的权利
作为改革者的狄更斯：
让更多人获得“发言”的权利
在狄更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以各种方式与新闻业联系在一起。1850 年，狄更斯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活动——创办杂志《家常话》和后来成为《家常话》继任者的《一年四季》。杂志的成功创办让狄更斯获得了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对于文字编辑的控制权。狄更斯的记者身份在杂志发行后获得了大众的称道。除享有荣誉以外，创刊这一行为还有着另外一种话语符号的意义，这使杂志以作为狄更斯的代言工具而存在，呈现出狄更斯独特的“改革家”风范。由此，狄更斯不再需要依赖其他出版商来发布作品了，他开始写作、编辑、自行出版，为了使新闻事业蓬勃发展，他还召集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为他工作。自此以后，狄更斯从一个前往舰队街投稿的记者变成了在伦敦考文特花园附近拥有办公室的杂志创办人，狄更斯掌握的“话语权”逐渐扩大，这为他个人思想的输出提供了有效平台。
《家常话》正式出版时正值首次世界博览会举办之际，当时正值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商品文化兴起的关键时期，《家常话》这一名称源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在狄更斯看来，杂志应该是“生活的一览”，既够投射出时代精神，还应该包括评论、忠告和漫谈， 他要求杂志应该办得“活泼、活泼，再活泼”。在狄更斯的打造下，杂志在市场获得了许多人士的认可，其质量远高于其他某些当代期刊，于是，杂志便为狄更斯输出政治观点和发表社会议题，从而为实现社会“改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狄更斯在 1850年3月30日杂志首期《写在最前面的话》中发表了他的创刊宣言：
我们渴望生活在《家常话》制造的情感氛围中，并融入进读者的思想里。我们希望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带任何条件地成为成千上万，也许不曾谋面的读者的同志和朋友。我们试图把纷乱世界中的社会奇观、是非善恶带入千家万户，了解这些，不会使我们降低对于自我的坚持，不会减少我们对彼此的宽容，不会削弱我们对人类进程的信念感，更不会减轻我们对这一刻生活在夏日黎明中如此优待的感恩。
19世纪中叶，英国新闻传播产业化过程逐步提升，所有限制新闻出版的法律被逐渐废除，英国新闻出版自由几近实现，这让《家常话》作为社会改革工具的属性及价值愈加突出。在狄更斯宣言的引领下，杂志的基调被确定下来，即多揭露社会弊病和非人道事件，关于私人丑闻和娱乐新闻的内容则一律不允许刊登。关于对杂志质量的把关，狄更斯颇费了一番苦心，除了他自己承担的撰稿工作，他还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修改其他投稿者的文章。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杂志内容的质量和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是由此保证有关社会问题、儿童教育等内容能够更好地传达到读者一端。
《博兹札记》插图
成功创刊后，狄更斯的“改革家”身份在社会上越来越活跃，这是他新闻实践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不断突破着一位记者的“报道”工作，甚至试图超越“解读”和“批判”，用杂志组建起完整的“狄更斯世界”，并不断向社会输送着自己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虽然狄更斯的后期创作内容远离了真实的政坛，但却始终怀揣着民主主义，并对社会群众表达着关切，他写道：“他（狄更斯）坟墓前应该得到一个来自工人阶级，表示最高敬意的花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小说内容的角度出发，认为狄更斯这一类擅长揭示社会真理、批判非人道主义的英国小说家开创了全新的小说流派，是“时代的旗帜”。与之相反，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狄更斯并非一位合格的“革命作家”，无论是狄更斯早期的文学创作，还是后期通过杂志完成的社会揭露工作，或流露出的个人社会愿景，只能看到一些对于法律、议会、教育等制度的简单抨击，却从未真正提出过切实的改革方案。虽然这不在小说家的职责范围内，可他也未试图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甚至于这些作品仍然部分沿用了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观。
狄更斯虽然通过不同的新闻实践表达着自己的新闻观，但相较于把狄更斯称之为“社会改革者”，更为贴切的说法也许是有着“改革家作风”的狄更斯。他没有推翻旧有的社会政策，更没有推翻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也对参加竞选提不起任何兴趣，他只是尽可能地发挥出积累后的能量，为自己赢得话语权，让更多人收获“看到”、“听见”和“发言”的权利，而这些通过不断实践和进取而成就的新闻事业，就让狄更斯从众小说家中如“旗帜”般飘扬而出。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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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2月4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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