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人生迄今最长的一次旅行。
202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周年纪念日，我从驼峰航线的终点昆明出发，经由上海中转，飞越浩渺的太平洋之后，落地美国旧金山，然后一路向东，从新奥尔良中转，抵达佛罗里达州，再乘坐汽车前往东海岸的罗克利奇小镇（Rockledge）。
这漫长的旅程，是为了与鲍勃（Bob）重逢。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但在内心里，他却像亲人一样。
认识鲍勃是在六年前。二战史学者戈叔亚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来中国寻找表哥的遗骸，问我是否有兴趣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我所发起的“老兵回家”公益活动，除了照顾幸存的抗战老兵外，寻找抗战阵亡将士遗骸也是重点项目之一，但是寻找美国人的遗骸，这是一个让我望而生畏的事情。
戈叔亚长长地“咦”了一声，说，“人家可是来帮助中国的，现在却是连家都回不得！”
戈叔亚的这句话打动了我。我想，我应该去见见这位老人。后来，当带我们前往苍山寻找60号飞机的向导茶兴华也说出同样的话时，我明白，心怀感恩，是一个人最为朴素的情感。
未曾想，这次感动，最终让我陷入了一场非议之中。
2018年10月，我在四川建川博物馆见到了前来参观的鲍勃。在陈列着40位抗日援华义士塑像的广场，92岁的老人在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e）的半身像前悲喜交集。
几年以后我得知，当他在美国为吉米申请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墓碑时，却被告知“他不符合条件。”几年后他又再次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机构——在异国寻找失踪军人遗骸的努力因“资金短缺、意愿不足、效率低下以及美国的极端官僚主义”而停滞不前。
陪同鲍勃来参观的是陈安琪，她的父亲陈维龄在抗战时加入空军驱逐大队，多次参加对日作战，之后转入中国航空公司，在驼峰线上飞行了100多架次。
我不会英文，鲍勃不会华语，通过陈安琪的翻译，我了解到更多关于他的表哥吉米（Jimmie）的故事。
吉米于1921年出生于芝加哥，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将他送人领养。他的养父母在40多岁还没有孩子，所以从小就对吉米非常溺爱。
高中时的吉米已经有了自己的敞篷跑车。在河滨军事学院（Riverside Military Academy）就读期间虽然成绩平平，但是他酷爱飞行，毕业时就拿到了私人飞行员执照和双引擎飞行执照。
“吉米是当地最帅的小伙，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鲍勃告诉我，“最后，当地一位最漂亮的女孩，成为了吉米的女友并订婚，她叫琼安（Joan）。”
鲍勃和相差五岁的表哥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来往，英俊的表哥，只是他心中的一个亮点。他渴望自己将来也和表哥一样帅气，甚至因此会有一点嫉妒。
1940年7月，德国出动2000多架飞机轰炸英国，发起二战中最大规模的空战“不列颠之战”。吉米报名参加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训练项目未果，随后，他告诉父母自己想加入英国的航空运输辅助公司（British Air Transport Auxiliary），为英国各地的基地运送飞机。他对姑妈说：“我想去，但我不想杀人！”
母亲含泪同意后，吉米前往加拿大再转往英国，开始了他的冒险旅程。他驾驶过喷火战斗机、飓风战斗机、布伦海姆轰炸机、教练机、水陆两用飞机——几乎所有类型的飞机，除了四引擎轰炸机。
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在1942年7月，中国航空公司的资深机长哈罗德·斯威特（Harold Sweet）找到吉米，希望他加入中国航空公司。
“China？”吉米有些茫然地说。他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没有任何概念。
哈罗德说，同为同盟国的中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后，美国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经由印度通过空中航线运入中国，“中国需要你。”
最后一句话打动了吉米，这也符合他的想法，在战争中尽一份力，但不想杀人。
1942年9月23日，21岁的吉米离开家乡，他的父母开车将他送到机场撒泪相别，但再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从芝加哥飞往美国南部的迈阿密，继而是波多黎各、圭亚那，再几经周转，最终于10月7日，吉米到达印度汀江。这里，是驼峰航线的起点。吉米作为副驾驶员被编入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机长是曾在飞虎队击落三架日本战机的约翰·迪恩（John Dean），无线电操作员为杨光鎏，任务就是在驼峰航线上运输战略物资。
同为参与二战的老兵，鲍勃在2021年发表的《英雄的墓志铭：寻找一位二战时期的失踪飞行员》(Epitaph for a Hero: The Search for a WWII MIA Pilot)的一文中曾缅怀这些英雄：驾驶动力不足、超载并且老旧的运输机，飞越中国与印度，穿越长江、萨尔温江和湄公河三大河流以及无比凶险的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天气条件极其恶劣：高空风速可达每小时100英里，突然出现的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可能使笨重的C-47运输机失去控制，“地面通讯几乎没有，无线电设备十分原始，而跳伞进入丛林或高山绝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但飞行员们清楚这些风险，也深知他们每日任务的重要性。”
就在40天后，吉米的父母，终于等来了儿子的消息，但它却是一封中国航空公司副总裁哈罗德·比思毕（Harold Bixby）从昆明发来的电报：吉米的飞机在驼峰航线上失联。
80年后，我带队去苍山寻找60号飞机时，母亲在深夜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几乎是同样的话：你的儿子在苍山上失联。后来母亲见到我，依然含泪颤抖着告诉我这件事，我似乎能感受到80年前，另外一位母亲的惊慌。
在失联七个月后，美国国务院认为吉米“推定死亡”。他的父母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你离开我们太早了。
十年后，吉米的父亲去世；再五年后，他的母亲去世。
“他们是因为过度悲伤而去世的。”讲完这句话，鲍勃把身子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默。
似乎为了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我脱口而出，“您愿意委托我们，去寻找吉米的遗骸吗？”我甚至害怕他拒绝，接着说，“这个费用，我们自己来筹集。”
已经92岁高龄的鲍勃瞪大眼睛看着我。
后来的这几年里，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我当时去见鲍勃的时候，并没有决定要帮他寻找吉米，在寻找中国的抗战老兵时，两岸关系的跌宕起伏就常令人力不从心，如何再去面对意识形态迥异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纷争。
但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人推着我作出了这份承诺。
鲍勃在他2020年出版的《寻找吉米·布朗——一个二战时期在中国失踪的飞行员》（The Hunt for Jimmie Browne：An MIA Pilot in World War II China）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个意外：
“当孙春龙问我是否可以授权他们去寻找60号飞机，而且由他们的机构承担所有的费用时，我惊呆了，说不出话来。足足过了一分钟，我才告诉他，这个提议是多么的无价！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努力经常遭到冷酷无情的拒绝，现在竟然有一个会说中文的伙伴，来主动帮助我们。”
鲍勃寻找表哥的遗骸，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年他刚刚退休。
有一次，他无意中读到前上尉飞行员约翰·吉诺维斯（John Genovese）出版于1945年的《我们无武装飞行》（We Flew without Guns）一书——同样作为中国航空公司招募的飞行员，吉米前往中国时约翰还在纽约，于是琼安委托他带去吉祥物：一头用布做的蓝色小象。
这个后来被命名为“塔福”（Tarfu）的小象，陪伴了吉米的每次飞行。
直到11月17日那天，因为日军空袭巫家坝机场，塔台命令紧急起飞，匆忙之间吉米忘记了吉祥物小象。约翰在书中写到，回到飞行员陋舍后塔福映入眼帘:“站在那里，看上去非常忧郁，耳朵大大地竖着，长鼻子垂到靠垫旁边”。飞行员一向有职业的迷信，他当即说到，“坏事了！……”
这是吉米消失于这个家族半个世纪之后，鲍勃再一次看到他的故事。吉米的父母去世之后，吉米也被大家遗忘。鲍勃觉得，他应该去寻找表哥的故事，他要带他回家。
为此，他先后四次来到中国。最有价值的一次，是在2010年，他见到了作家刘小童，在他的《驼峰航线》一书中，竟然记载了60号飞机坠毁前的信息。
飞机从昆明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已经到达丽江即将进入横断山脉时，60号飞机机长约翰联系上在南线飞行的另一架飞机，询问南线是否有日军的战斗机，他说，60号飞机结冰比较严重。
不一会，塔台收到了60号飞机的紧急报告：飞机在下坠，我们正在抛卸锡锭……
报告尚未结束，无线电已开始静默。
鲍勃将这些重要的信息告诉了美国探险家克莱顿·库勒斯（Clayton Kuhles），经验丰富的克莱顿分析，60号飞机有可能由北线转向南线时坠毁。他打开地图，一眼就看到了高耸的苍山。
500英里的驼峰航线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为艰险的运输线，提供了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由于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总共坠毁500多架飞机，中美飞行员和机组成员牺牲超过1500人。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飞机残骸，成为飞行员的航标，这条布满飞机残骸的山谷也因此被称为“铝谷”。吉米所在的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机组，就属于最早失事的机组之一。
2011年9月，克莱顿接受鲍勃的委托，前往云南苍山寻找消失的60号飞机。
最终，在海拔4084米的山崖上，克莱顿看到了撞击点，并且在下方的乱石中，发现了很多金属碎片，其中一块碎片上，有4681的编码，这正是他们想要寻找的那架飞机。
再有不到40米，60号飞机就可以飞越高峰的。
但因为条件和经费所限，当时寻找遗骸的工作暂时停止。
带领克莱顿前往苍山的向导名叫茶兴华，家在苍山西坡的一个山沟里，这是抵达苍山腹地的最后一个村庄。
2011年9月，克莱顿找到茶老，这是时年60岁的茶老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他略微有些不知所措。陪同的翻译告诉茶老，他们听说在苍山上曾经掉下来一架飞机，问他是否知道具体地点。
茶老警惕地问，要去做什么？
对方告诉他，他们接受家属的委托，寻找机组人员的遗骸。
这让茶老无比兴奋，他的内心里， 有一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念想。
6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在喝了一大口米酒之后，兴奋而略带神秘地对茶兴华说：“我亲眼看到过飞机！”
年幼的茶兴华一脸羡慕但又疑惑地看着父亲，对于当地人来说，飞机就是天上飞的神鸟，连省会昆明都没有去过的父亲，怎么可能见到过飞机？
他的父亲是猎人，一边大口喝着酒，一边慢条斯理地说：
那是在民国三十一年的秋天，我上山去打猎，跑在前面的猎狗突然狂叫起来。我当时想，可能遇到了大的猎物，赶快上前去看。结果，竟然看到一架飞机，就在马龙峰的悬崖下面。
飞机的机舱里，还有人，尸体已经腐烂，看着像洋人。天上，有一大群乌鸦在盘旋，悬崖边的一块石头上，还挂着一把手枪，我想去拿，但够不着。根据现场情况判断，飞机可能是撞到了山上。
让茶兴华意外的是，父亲在晚年的时候，经常会向他提起这架飞机，告诉他，那架飞机上的人，可能是帮助中国人来打鬼子的；他们还都是孩子，都是父母养的，无论生死都应该回到他们的家乡。
茶兴华问父亲，你怎么知道？
父亲告诉他一个秘密，抗战后期，兵源越来越少，作为独生子的他被乡上抓了壮丁，到了大理整训时，他担心父母没人照顾，就当了逃兵。
国家要保护，父母也应该有人照顾，父亲说。
“如果有机会，带他们回家。”这是父亲留给茶兴华的遗言。
2018年10月，我们接受鲍勃的委托之后，立马开始行动。传来的消息令人激动，当地政府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但山上马上要下雪了，要在第二年春天才可以上山，到时他们再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鲍勃收到了邮件，能感受到他的兴奋。我和鲍勃一样，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春天的来临。
虽然那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有端倪，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快就会结束。但事与愿违，它快速升级为中美贸易战。
我很沮丧地给鲍勃发邮件说，“我们的行动不得不中止，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在中国做事，是需要讲政治的。”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回复鲍勃的邮件，但鲍勃依然没有放弃，他不停地询问各种可能性，特意还把邮件翻译成蹩脚的中文。
每次收到他的邮件，我内心都无比的沉重，隔着电脑屏幕，我能感受到他的急切，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直到2019年底，我突然有些释然：新冠疫情爆发了，我终于有了一个不可抗拒的理由。
在疫情期间因为少有联系，有时候，我甚至会萌生出一个念头：这个老先生会不会已经去世了？想到这些，“释然”的同时，也会生出深深的愧疚。
直到两年后的冬天，我突然收到了鲍勃的邮件：又一个春天马上到了，我们全家人都期待着，你能够带吉米回家。
这句话，戳中了我内心里最为柔软的地方。我知道，我必须开始行动了。
后来有人问我，明知道要冒着很大的人身风险和其他风险，为什么依然倔强地去做这件事情？
我说，如果鲍勃有一天去世了，我却没有任何的行动，那么它会成为我一辈子的包袱，我的余生都会在不安中度过。
我们找到了当年带美国探险家克莱顿上山的向导茶兴华。2022年5月12日，他带我们进入苍山。
在途中休息的候，我问了茶兴华一个疑惑不解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愿意带我们来到苍山？那时，他刚刚过了71岁生日，女儿一直不想让他上山，但是他告诉女儿，这会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前往马龙峰。
茶兴华说，“那些洋人是来帮助中国的，应该让他们回家！”
这句话，也是他的父亲，那个发现坠机的老猎人告诉他的一句话。这些目不识丁的山民，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政治，什么是大国博弈，却说出了最为朴素的真理。
在进入苍山的第三天，我们的攀登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穿越海拔3000米左右的箭竹林，手指一般粗的竹子密密麻麻，寸步难行。向导用镰刀在前面开路，我们走在后面。更为艰难的是，到了下午，下起了大雨，我们的雨衣全部被竹子刮成了碎片。
就在那天晚上，我按照每天的约定，向后方大本营报告位置。结果同事告诉我，媒体报道我们“失联”，网上一片喧哗，当地也要求我们尽快下山。我预感到，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麻烦。
那天晚上，风雨交加，山间的河水暴涨，所有的队员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雨慢慢停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决定尽快下山。那时，我们离坠机点，预计仅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在依依不舍地离开前，我们在山坡上采摘了一捧高山杜鹃，面向60号飞机坠毁的方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我告诉那些飘荡在高山之巅的英灵：“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的机长约翰·迪恩、副驾驶詹姆斯·布朗、无线电操作员杨光鎏，今天我们代表你们的亲人来看望你们。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无法抵达坠毁地点。你们为国家作出的牺牲将永存于世。愿高山上的杜鹃花伴随你们。当条件改善时，我们会再次前来，接你们回家。”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山谷里的回响。这是我的一个诺言。虽然我知道，可能很难再有机会重返苍山。
走了约莫两三个小时，我们遇到了前来搜寻的救援队。
等手机有了信号，一下子涌进了海量的信息，全是期待我平安归来的朋友。
我把第一个电话打给妈妈，接通后妈妈哭着说，好娃哩，你把妈吓死了！后来，等我回到家里，妈妈给我详细述说了那天的情形。她说，那天深夜，她接到了有关人士的电话，说我在私自进入苍山后“失联”，有生命危险。
也许电话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让我尽快下山，但对于一位母亲来说，她开始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她开始哭泣和祈祷。
80年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一位母亲接到了她的儿子在云南“失联”的消息，她在忐忑和恐慌中度过了半年多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推测死亡”。但是她的内心一直无法得到安宁，因为她依然幻想着，儿子可以回家，至少，他们需要找到儿子的遗骸。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对一个母亲最大的折磨。
鲍勃应该是从新闻里看到了我们的行动失败，他安慰我说，不要放弃，等到秋天的时候，再想办法进山。
进入苍山，每年只有两个窗口期，一个是5月初，另一个是11月初，中间是雨季，往后就下雪。
虽然我想了很多办法，但前往苍山寻找60号飞机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对于鲍勃接二连三的邮件，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了。
2023年10月初，又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再次看到了鲍勃的邮件，他说，他知道没有回复，但是依然希望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寻找吉米。
这几乎是在乞求。
我告诉鲍勃，我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就在一个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指出，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电话铃声将已经入梦的我唤醒，让我第二天赶赴北京，商议寻找60号飞机事宜。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着这件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接着又陷入了漫长的等待。
我一次次地让鲍勃有了希望，又一次次地让他陷入失望的深渊。
鲍勃在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我答复后，给我发来一封邮件，非常生气：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吧。
这封信让我笑中有泪，这位98岁的老人，此刻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闹脾气，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对我寄托了太多的希望，觉得这份希望会一直都在。
这也让我觉得，有必要去见一次鲍勃。为了方便办理签证，鲍勃给我发来一份邀请函，他说：
亲爱的孙春龙，在过去的六年里，你和你的同事一直希望把吉米的遗骸带回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我想让你来看看吉米生活和上学的地方，他是自2018年以来和你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无论是否找到吉米的遗骸，我们毕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表明，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走得更远，我们之间是如此，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我特意将此次旅程的出发点，选在了昆明。
曾经作为驼峰航线终点站的巫家坝机场，已经被开发商建成了高耸的楼房，这里将成为昆明的CBD。
十多年前，巫家坝机场停止运营的时候，曾有很多人建议，将它做成驼峰航线主题文化区，但这个美好的愿望，并未能抵挡住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
当年的飞机跑道，已经成为城市的道路，不过有一个令人眼热的名字：飞虎大道。站在飞虎大道的一头，看着亮闪闪的路灯，我恍惚觉得，我是一架即将起飞的C47，我似乎听到了塔台的指令：驼峰60号飞机机长约翰、副驾驶吉米、报务员杨光鎏，请立即返航。
82年前，他们汇聚于此，他们的最后一次飞行就是从这里呼啸而起。对于驼峰航线上的飞机来说，平均寿命只有六个月，他们或是被击落，或是因为天气原因而坠毁，但对于60号飞机来说，却只有一个多月。美国的历史档案中对于那一天的记载，是飞机装完锡锭后，突然接到塔台的通知，发现日军飞机来袭，请立即起飞返回印度。
最终，他们消失在了滇西的高山之中，也消失于历史的迷雾与反复的纠葛中。
这是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旅行。
2024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纪念日，我从驼峰航线的终点昆明出发，由上海飞越太平洋，经旧金山和新奥尔良抵达佛罗里达州，再乘坐汽车抵达终点：东海岸的罗克利奇小镇。82年前，21岁的吉米就是从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出发，飞越大西洋，经由非洲，到达印度，再前往中国昆明。
我的起点，是他的终点；他的终点，成为我的起点。
温润的海风迎面吹来，我越来越觉得，我就是那个当年出征亚洲战场的毛头小伙，我急着回家，是想告诉父母战争胜利的消息，在我“失联”的这么多年里，他们的内心一定是波涛汹涌。
我要去找回我的敞篷跑车，开着它去接琼安，那个从高中起就暗恋我的女孩子；当年出征的时候，我和她已经订婚，我答应她，等战争胜利了，就和她举行婚礼……
是的，只要我们还有记忆，吉米就没有死去。
我一眼就看到了鲍勃的家，门口悬挂着一面黑色的旗帜，上面有一个低着头的人像，背景是战俘营的岗楼和铁丝网的图案。在美国的白宫和国会大厦，以及在很多公共机构和场合，美国国旗的下方都悬挂着这面“战俘与失踪人员旗帜”（Prisoners of War/Missing in Action flag, POW/MIA flag），从越南战争之后，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代表着他们的家人，一直在等待他们回家。
刚刚按响门铃，我就听到了鲍勃的声音，似乎他一直等待着我的到来。
是的，他见到我，就和我来了一个深深的拥抱，他说，“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这次来美国，我是计划当面向鲍勃道歉的；他委托我的事情，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一次一次地让他失望。我不想让他抱有太大的希望，这份希望过于沉重，但如果我不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这份重托，我的余生将会生活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我想告诉鲍勃，这六年里，从政府到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接力为此事而努力，我希望这会让他的内心感到一丝平静。
意外且有惊喜的是，就在启程前的一个星期，我突然得到消息，中方要组织更大的力量寻找60号飞机。这个消息，让这次原本沉重的旅行，突然变得光亮。
鲍勃听到这个消息，眼眶有些湿润。他拄着拐杖带我来到客厅，在客厅正中央的茶几下面，摆放着2015年他去北京时，中国政府颁发给他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我不会英文，鲍勃不会中文，我们的交流是通过翻译进行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翻译，我拉着他的手，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明白我想说什么。
就是这么奇妙，我和他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肤色和信仰，这也仅仅是我和他的第二次相见，但是，因为我们有着对人类共同美好的期待，我们的心，紧紧地相依在一起。
因为一次摔倒后腿部受伤，鲍勃变得有些浮肿，他比六年前，已经虚弱了很多。但你能感受到，内心里依然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
我去抚摸他的腿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歌，竟然是我无比熟悉的一个旋律：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欢笑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