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马旭飞:中国企业海外开疆拓土,可以“卷”,但要讲质量

图片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终身教授马旭飞。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作者 | 温世君   

编辑 | 岳家琛

出品 | 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阴霾笼罩,地缘政治紧张、科技竞争加剧,国际经济环境也愈加复杂多变。但同时,随着产能和经验的不断积累,“走出去”也成为当前很多中国企业一道必选题。在这场智慧和韧性角力的十字路口,中国企业的出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性议题。

在种种不确定性面前,我们不禁要问:站在当下看,全球化还是必然吗?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关税等贸易保护手段?曾经靠大杠杆、大举并购“走出去”的路,还通不通?在“走出去”过程中,又走过什么弯路?

围绕这些话题,作者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创新与影响力)马旭飞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马旭飞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郭台铭讲席教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长期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企业战略研究。马旭飞也曾任职于中化集团,在世纪之交曾亲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握手。

马旭飞认为逆全球化只是暂时的,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面对全球化的逆潮,马旭飞建议中国的企业“应该在所谓的‘内功’上进一步的提高”,“短期、甚至短中期都会有挑战阵痛”,但长期来看,“很多伟大的企业都是在寒冬期成长起来的”。

“一般讲并购80%都不成功。”作为中国”走出去“的亲历者和专业的研究者,马旭飞分析:曾经有些企业在出海初期,信息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却盲目追求速度,最终也付出了代价。他建议,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外资进入中国的经验,通过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先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如做事习惯、消费者特点、与政府打交道方式等,适应环境之后,再更进一步。

未来,中国企业出海也不可能是一片坦途。马旭飞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少一些‘遥遥领先’的自豪感,多一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谦卑态度。”或者说,这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不得不为之。马旭飞说:“我们还不要忘记,我们比人家更难。你不学的话,哪有下一步出海的风平浪静。”

图片2024年9月,江苏连云港码头,滚装轮正在装载出口汽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以下为对话实录:

“果链”上的企业每年都战战兢兢

作者:如何评价全球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 

马旭飞: 观察过去5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和背后的政治力量都存在周期性,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所以当前的逆全球化并非偶然,而是整个发展周期的一部分。

正像有句话所说,没有经历过两个周期的二级市场基金经理或房地产从业者,都不能说自己是称职的。要在全球化这个角度说的话,没有经历至少一两个这样的起伏,也不好说自己对全球化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知。

作者:站在当下看,全球化还是必然吗? 

马旭飞: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实际上,当逆全球化的转向导致新的不平等和利益损失的时候,事情就转向另外一面,进而推动全球化。这是其一。

其二是要看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推动因素之一。如果是30年前或20年前,中国推动全球化或许没有人care(在意),但现在推动全球化,中国的实力就已经不容忽视了。

这其中的力量还包括其他一些经济体,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疫情后,我去过一些国家,与当地朋友进行了交流。总体感觉,不管所持观点如何,民间都渴望加强交流与往来。例如,在英国,一些民间组织,从脱欧开始,他们就有不同的声音,一直在呼吁重新全球化,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者:你刚才提到了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是否可以认为,现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包括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现了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抗衡?

马旭飞:这个我是同意的。

抗衡有时候是主动,有时候被动。我们调研了一些企业,就是被动的。他们在产业链之中,哪怕不是“链主”,但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如逆全球化等,被卷入了产业链变动,或者进行了产能的转移。但也有些企业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虽然不能称之为“反击”,但实质上是在构建自己的全球化产业链,哪怕一开始只是个“配角”的角色。

实际上,我一定程度上也不赞成“链主”、“配角”这样简单的区分。这种角色都是相对的,在某一条产业链上似乎有个“链主”,实际上这个链子上面还有一些企业,或者下面还有一些企业。那到底谁是“链主”?必须动态来看。

作者:“链主” 的角色应该如何理解?

马旭飞:“链主”就是英文的Lead Firm,有时也称为 Chain Master。最典型的就是“果链”,苹果公司是“链主”。“链主”在产业链里的地位当然与链上的其他企业完全不同,苹果公司每年都更新自己“果链”上的名单,果链上的其他企业每年都战战兢兢,能否上榜成为一年一度的考验。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一个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买卖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的概念。因为某些企业生产苹果公司订单所建造的设备,或者整个生产线、产能,可能只能用于苹果,不一定能用在别的地方。

但果链上诞生的这些企业,很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真正的能力。这些能力一旦形成,就可能催生出新的产业链。

这个过程是无法阻挠的。这是个学习的过程,第一步可能被打蒙,比如确实没上供应链名单,但第二步的时候会发现还是有核心竞争力,或者核心能力,或者自己特有的一些资源。

如果再结合一些中国的特点——产能大,产业链全,同时市场大,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我们有可能从原来是别人产业链上布局的一个棋子,变成一个自己下棋的人。

作者:在战略层面上,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应对关税以及其它贸易保护措施?

马旭飞:这个问题要长期来看。这跟中国一些企业的特点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成本领先,就是靠成本。本来成本领先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结果我们能做得这么好,管控成本非常领先,因为“卷”嘛。但卷应该是卷成本本身,而不是卷价格,不是去打价格战。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环境可能对我们有一个倒逼机制,成本这么低了,其实定价高一点的话,可能利润空间就大了。

而另一方面,过去我们靠成本,忽然间现在成本”按不住“了——各种原因包括环保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等,再加上关税。能不能去提价?能不能提价了还可以把这个产品卖出去?还是要看有没有别人学不到的地方,别人超越不了的地方,能不能做出别人做不好、做不出的东西,而且还能卖出跟别人一样的价格,这就要想办法。

我在《出海战略:中国企业的新蓝海》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中国公司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到很多。或者不是学习,而是当做一面镜子去看一下,可以参考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回溯到80、90年代,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进入中国是进入一个充满神秘的东方国度,他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当时,这些外国公司,例如宝洁等跨国公司,产品定价通常都很高。

整体上而言,目前中国公司应该在所谓“内功”上进一步提高,当然短期、甚至短中期都会有挑战阵痛。长期来看,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很多伟大的企业都是在寒冬期成长起来的。

真正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一定是成本控制得非常好——成本是非常难控制的,做管理的大家都很清楚——又把自己的产品的性能,包括质量,包括创新点,包括品牌等等能够做得很好的企业。

作者:也就说长期来讲,这个过程也可能会筛掉一些企业。

马旭飞: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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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战略:中国企业的新蓝海》,马旭飞、封小韵/著,中信出版集团,第1版第1次印刷(2024年10月)。图片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没有核心竞争力,就不要去竞争了”

作者:你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企业要以跨国公司为镜鉴。那么参照已经经历过企业大出海时代的,比如日本、韩国的企业。对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值得参考的经验,跟他们相比,我们又有什么特殊性?

马旭飞: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长期研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走出去“、日本企业全球化等问题,这背后基本的原则和原理是通用的。

好在我们是后来者。看到别人在中国怎么经营管理,在全球怎么经营管理,学习成本应该不会那么高。但是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还是在“交学费”。

当然我们作为后来者劣势很多,但也有很多优势。比如现在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大大提高,不像以前。现在还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对于移动互联网应用比较好,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了加速机会。投资有投后管理,出海也有出后管理,这个甚至更为关键,这不仅可以借鉴经验,也有可能用现在技术比如AI(人工智能)实现提升。

真的要讲不同的话,首先中国和日本、韩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就是他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这么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贸易争端,从关贸总协定到WTO,他们当年按照美国这套规则走就行。但现在规则制定者本身不太遵守规则,或者就不想玩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基于这一前提,包括战略、经营层面的管理或者技术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在选择出海区域方面。因为出海无非是几个问题,出海的地方,是否要出海,怎么去出海,什么时候出海?

但第一个问题是location(区位),第一个就是要想好到什么地方去。现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环境,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原来完全是不一样。那么这时候,跟以前日韩的企业,他们在区位选择上需要注意的事项,和他们的一些逻辑,可能底层逻辑就不太一样了。好在从location来讲,我们还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布局。

作者: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他们当时可以将北美、欧洲市场作为首选的海外市场目标。

马旭飞:是的,当时他们基本上是纯经济方面的一个较量。现在不仅有经济,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还有军事的一些干扰,所以就比较难一点。还有一个时代特点造就的不同,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一下子把规模扩大。

作者:中国不少出海的企业,都是跟互联网或者科技相关的企业。这也是个时代的特点,过去日韩企业出海,它可能主业就是产业、贸易。

马旭飞:是的。

作者:是不是日本企业更愿意“调整身段”,把自己变成,或者至少外表上变得像国际企业?例如任天堂设立美国总部,松下更改名字,相比之下,中国这样做的企业是否不太多?

马旭飞:从National变成Panasonic。这种“化妆术”我们的企业也有,要去找的话也很多。

比如在国内,要去问你听过SHEIN(一家面向海外的快时尚中国电商平台)吗,很多人大概没有听过,因为他们也不在国内销售。又比如传音(专注于新兴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实际上很多人也没有听过,因为他们也不在国内销售。真正的中国全球化的公司,大家也可以看到的一些,比如联想确实是非常全球化的一家公司。

作者: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大家还是有很多共性的?

马旭飞:对,做得好的话,就是说除掉刚才那些提到的一些难以抗拒的,或者说是一些中国现在碰到的这种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做的好的企业本身,不管出不出国,首先肯定得是有竞争力的。就像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1935-2020)说过一句话,没有核心竞争力,就不要去竞争。

我在《出海战略》也谈到了中国出海的第二个阶段“疯狂赶海(2001-2017)”。这个阶段的一些企业,我也不用说名字,实际上没有核心竞争力,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举债的能力很强,核心竞争力就是有大量现金。

作者:前几年挺多的这样的公司。

马旭飞:对,没有核心竞争力,就不要去竞争了,国内尚且如此,国外肯定是这样。在之前“疯狂赶海”这个阶段,当时人民币汇率非常好,同时还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杠杆,企业也用了比较大的杠杆,去并购很多的外面的资产。

但到了出海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我在书中说的“战略出海”阶段,那就需要有核心竞争力了。当然,到外面去并购,买资源、买资产、或买技术,是另外一回事情。

除此之外,一定还是要有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一块是通用的。我们不能只看某某公司到外面把一个矿给买下了,这不同于我们把一个产品卖出去,或者是我们在外面去建厂、去销售,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有时候我们谈出海,就发现两个人说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在说买的事情,我在说卖的事情,这个是在说造的事情,那个是在说并购的事情,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核心竞争力是共性的。除了共性以外,因为跨境到不同的国家,就要有文化情商——对别人文化的理解。再加上对别人政治环境的理解。海外各种各样的环境,在不少方面其实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有一帮人专门研究国别,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什么样的一个运作。

在国别研究方面,其实我们商务部网站有很详细内容,几乎覆盖每个国家,每年都更新,做得很好,是保姆级的投资指南。我们自己已经有这样的研究了,但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出海的企业能够知道这些研究,并应用这些研究。当然,这些是比较正式的制度性研究。

还有一些非正式制度性的,就是对文化的了解。文化本身也可以衡量,就是文化价值观。比如一些基本的看法,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或者平等感,是不是愿意冒险等等。要注意的是,文化价值观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对和错,只有不同。

所以出海比较好的企业,一定是在核心竞争力方面有其过人之处,同时在对国外环境的理解,无论是法制政治制度理解,还是对文化的理解,也还是不一样的。

作者:我曾经看到过联想杨元庆的观点,他也非常重视文化的问题,正好与你的观点相呼应。

马旭飞:对,就像费孝通老先生讲过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最应该倡导的就是这种文化,即对差异的包容和对他人的理解。

“中国企业可能放松了警惕”

作者:刚才也谈到了并购的话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企业也在推进全球并购。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你对此有什么评价?对于未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你怎么看呢?

马旭飞:一般讲并购80%都不成功。不成功当然包括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也包括完全失败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中国企业出海第二个阶段,确实并购很多,也有慢慢成功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就是联想。2004年,这是标志性的事件,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并购了IBM的PC部门。虽然一开始对联想的整个业绩影响比较大,但慢慢进行了一些调整就转过来了,整体长期来看,是非常成功的并购。

那当然还有TCL并购汤姆逊、阿尔卡特,并购那两年的年报,也是最差的两年。这样的案例很多。

为什么要采取并购这个模式呢?并购是需要钱,钱的获得容易了,当然愿意去并购。第一,并购快,比自己从零开始建厂、建一个机构或者建一个渠道,都快。所以这还是跟出海第二阶段的这种认知,或者这种心态是有关系的。想快速得到,就该这么去做。

当时也有一些资源方面的并购,对别人资产、技术、品牌进行并购。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资产,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才进行的并购,这是那个阶段特有的一些现象。

但我们现在再来看海外并购,需要分析的情况就非常多了。我们跟一些企业家去交流发现,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多年在国内“卷”也好,或者是经营管理也好,去了海外发现我们在管理上还可以进行“输出”。海外并购后能够把这个厂的经营管理做起来,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没有这样能力去接管别人的厂。

作者:这个有点像得了奥斯卡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就是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在美国买厂、建厂,会把中国的管理带过去,很有意思的事。

马旭飞:是的,“一把手”也是非常关键的,我在《出海战略》也提到了,一把手在并购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涉及较大金额的战略性并购,企业领导者所展现的全球化视野和文化情商就至关重要。

书中我举了三个例子,那代企业家确实值得我们后面企业家和年轻人学习:海尔张瑞敏,三一重工梁稳根,还有吉利李书福。他们各自并购了对方发达国家的所谓的“宝贝级”的企业,海尔是GE家电,三一重工是德国的一个隐形冠军家族企业普茨迈斯特,吉利是沃尔沃。

举个小桥段的例子,每次分享的时候,我都非常有感慨:一个人在问张瑞敏,如果有事情发生了,我们是听青岛,还是听纽约?张瑞敏脱口而出,听客户的。这种话能脱口而出,说明他天天在想这个事情。

作者:你曾经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线工作。站在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产业的经历者的角度,从上个世纪末到今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了什么弯路,又抓住了什么时代的红利?

马旭飞:走过的弯路,主要还是一个信息方面的问题。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所掌握的信息、依赖的信息源是不可靠的。现在情况可能就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尽调阶段,尽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并购过程中,人们常说要进行尽调,实际上出海并购也有其特定的尽调过程,而以往的弯路主要出在这里。

作者:你说信息源不可靠,具体是为什么不可靠?

马旭飞:就是你所依赖的这个信息源,是非常单一的。以滴滴打车进入巴西市场为例。巴西是很大的市场,一开始滴滴参股了巴西当地一家头部出行服务平台公司,与其合作,大约一两年后,滴滴将其并购。后来我们又进一步跟踪,我认为,大概率这家企业被并购以后会运作的不错,会比一去巴西就把企业买下要好。

弯路是什么?弯路在于因信息不对称而盲目追求速度,手头资金充足且杠杆较高时尤其如此。因为着急,想要快,这个快主要是来自于压力。来自谁的压力?还是我们自己人的压力。A企业要去并购,B企业要去并购,结果就看谁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然后出手就快。

但慢慢地,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开始老练了很多,谨慎了很多。比如我前面讲的滴滴,其实滴滴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感觉应该是大刀阔斧,很快的,但没有。

这方面也是我很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发现,外资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国当时要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20年前、30年前中国企业没有技术也没有管理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要“逼着”外国企业和我们搞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对吧?当然这也符合WTO原则。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学到了别人的技术,学到了别人的管理等等,或者保护了我们自己的企业。我们就见证了1996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成立,是中化旗下的外经贸信托与加拿大宏利保险合资,叫做MANULIFE-SINOCHEM(中宏保险)。

他们要进来就必须找一个partner(合作伙伴)。甚至后来纽约人寿还和海尔合资搞了一个海尔纽约人寿,海尔之前根本不做保险,但外资需要一个牌照。好像老外吃亏了,跨国公司吃亏了,因为没有完全控制新公司,控制的话所有利润我都收回去就行了。但这是最好的一个形式。

实际上外国公司在中国有一个合作伙伴,深度了解了中国人做事的习惯,中国的消费者,还有跟政府打交道方式等等,学会以后就不一样。

反过来,我们做了很多的数据、很多调研,发现中国企业很少想到外面去跟别人搞一个合资企业,很少比例,不像人家进来我们中国的时候。因为可能对方是一个所谓的完全开放的市场,人家不要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中国企业可能放松了警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弯路。

作者:很精彩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你刚才提到的文化情商难题。

马旭飞:中国的企业家、年轻的企业家也好,或者是想出海的企业家,还是应该少一些“遥遥领先”的自豪感,多一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谦卑态度。向谁学习?就是向已经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学习,向同属东亚的日韩企业学习。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我们比人家更难。你不学的话,哪有下一步出海的风平浪静。

“在更加有价值的地方去较劲”

作者:你刚才提到“内卷”,有人诟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相互竞争是“内卷”,把“内卷”带到了国外,但也有观点是 “内卷”对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有积极意义。你怎么看“内卷”?

马旭飞:“内卷”从定义上看,本身就很负面的一个词,一般来讲肯定是不对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但是如果把“内卷”看成一个中性的词,可以说是竞争。恶意竞争的“内卷”,答案很明显。如果是个中性意义上,中国的这种竞争本身肯定是好的。没有竞争是一定没有创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哪怕我们跟中国自己人竞争,那也一定会有创新展现,这也无可厚非。

关键是你看你在哪一点上竞争,竞争可能有十个方面,在定价方面竞争,在交付方面竞争,在性能等各方面都有可能竞争;而不是只在工作时间方面的竞争。

作者:其实就是应该卷一些“有质量的卷”,高质量的竞争。

马旭飞:对,卷一些有质量的。当你跨出国境一刹那,其实就应该在更加有价值的地方去较劲,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