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很小，相当于浦东机场。”在澳门的观光景点，导游的喇叭不时会传来这句话。澳门的地理空间确实很小，但，Less is more，澳门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却很大，澳门不仅指涉自我，还通向他者，一言以蔽之，澳门叙事就是全球叙事。
1950年，澳门，街道上的黄包车，远处是大三八牌坊。
澳门这一符号所凝聚的历史时间是有层级的。在巴士和轻轨电车里，人们能听到四种不同语音的播放：粤语、葡语、国语和英语。声音具有直接性，四种语音传递的澳门的时间性是不同的。粤语表征了澳门的地方性（locality），与广东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如果澳门仅止于此，与广东其他地方就没有多少区别了。澳门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是在全球关联性中形成的，葡语是理解东西邂逅的一个符码；而且，葡语还隐喻了区域间的关联，葡语中obrigado意为谢谢，来自日语ありがとう。因此，回看历史，从欧洲西南的葡萄牙里斯本到亚洲东北的日本长崎，澳门俨如全球往还的媒介。澳门的历史时间层级中的国语=普通话（Mandarin）标志着殖民时代的结束，澳门的时间被收敛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在上述交错的时间性中，英语表征了澳门所内涵的全球指向，而面对全球英语化（anglicization），粤语、普通话和葡语的共在具有牵制世界扁平化的作用。
在有关澳门的现代叙述中，澳门史的方家专注于稽古钩沉，澳门学的拥趸试图直观本质，除此之外，呼应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转向，以“现在中心主义”（presentism）为导向的“记忆之场”似可援以为研究澳门的新法。
“记忆之场”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诺拉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制——《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记忆之场”一语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辞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在法国之外，《记忆之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译为多种文字，有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土耳其文、韩文、日文和中文等节译本问世，现在，由我主持的《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以15卷形式陆续付梓。
不同译本在翻译“Les lieux de mémoire”时，皆遇到如何寻觅合适译词的难题。德译本将《记忆之场》译为《回忆场所》（Erinnerungsorte），西班牙文本译作《记忆与历史》（Memoria e historia），俄译本改为《法国-记忆》（Франция – память）。“lieux”在英文中可译为“背景”（background）、“地点”（site）、“场所”（place）等，但这些词均缺少抽象意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节译本译为《记忆的场域：重思法国的过去》（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将lieux改作“realm”（场域），似有补缺拾遗之效。在东亚，韩文作“장소”（jangso），日文作“场”（ba），均为“场所”之意。中译本译为“记忆之场”，此处的“场”，除“场所”之外，还有“场域”之意，应该说体现了诺拉的本意。
那么，诺拉是如何界定“记忆之场”的呢？“记忆之场”由场（lieux）和记忆（mémoire）构成。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有三个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档案馆是实在的，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存在于人口学中。“记忆之场”的功能性体现为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被视为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拥有。在这三个层面，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的所指不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只是指向自身的纯粹符号。
文化记忆理论大家阿斯曼（Aleida Assman）评论“记忆之场”时指出，诺拉把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视为时空上存在的结合——集体——改写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阿斯曼重视记忆的功能，认为“功能记忆”通过合法化（Legitimation）、非合法化（Delegitimation）以及区别（Distinktion）而与特定的集体相关联，受制于某种价值，并且指向未来。越裔美国学者谭可泰（Hue-Tam Ho Tai）从战后历史学的变迁评论“记忆之场”：“《记忆之场》属于心态史研究类型（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后者出自于法国历史学家们的如下渴望：既要摆脱19世纪历史书写中常见的实证主义决定论、摆脱马克思主义所启发的年鉴学派的影响，又要避免观念史研究（history of ideas）所隐含的精英主义。”确实，诺拉一方面针砭现代史学的弊端，认为这种学术制度与其说是过去特权的守护人，毋宁说是记忆的破坏者和抹杀者；另一方面，继承了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与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并将其推向极致，由此重构了法兰西民族叙事的框架。但是，谭可泰赋予“记忆之场”过多的外在意义，混淆了心态史与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的区别。如果二元对立地泛而言之，心态史面对的是过去的惯习如何影响当下，而记忆研究处理的是当下如何面对过往的惯习，思考方向完全不同。
“记忆之场”是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书写，研究的是与当下发生关联的过去，因此，“记忆之场”导入了“现在中心主义”的原则，从此历史叙事不再是史家个人的专利，而是流动的“当下”的延展，体现了历史主体经验的空间和期待的视域的张力。或许有人会问，澳门的“记忆之场”会不会是法国“记忆之场”的抄件（copy）？我以为，澳门的“记忆之场”将呈现出别异于法国“记忆之场”的特征，兹举二例。
一曰记忆被说与记忆在说。诺拉的“记忆之场”描述的是集体记忆，接续了哈布瓦赫的理论——“时间在流逝，记忆的框架既置身其中，亦置身其外。”超出时间之流，记忆框架把一些来自框架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传递给了构成它们的意象和具体回忆。但是，这些框架也部分地受到时间进程的影响。哈布瓦赫的同事、“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批评很重要：即便记忆是集体的，也无法将记忆主体归于集体这一实体之中，而且一旦将“集体”这一形容词视为如个体一样可以“回忆”，则会陷入将集体视为一个自明的实体的危险，从而轻视了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流所传递的记忆。如果不重视个人之间记忆的传递，会造成将自身并没有体验的过去当作真实的体验来加以回忆。哲学家保尔·利科（Paul Ricœur）同样批评诺拉对个体记忆的轻视：记忆本质上具有个体性质，因而是单数的，不可能将回忆移植给其他记忆；正因为记忆具有个人性，记忆可以与特定的人格紧密联系，从而与其他记忆相区别。这些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表明，记忆被说和在说是不同的，前者是宾语，后者是主语，“记忆之场”面对的深刻问题是如何让其成为叙事的主语，即如何让蒙尘已久的过去仿佛自动地浮现出来，在此个体记忆/回忆理当成为澳门“记忆之场”刻意追求的目标。
二曰“记忆之场”与“记忆之穴”（trou de mémoire）。《记忆之场》由135篇论文构成，翻阅这些论文会发现，全书讨论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三共和国之间的历史性记忆，同时代法国在海外的殖民经历——“殖民记忆”（colonial memory）不在场。2003年，诺拉访问日本时，在一桥大学任教的韩国学者李研淑曾问诺拉：如何书写“共同记忆”之前的“共同忘却”？诺拉答曰：无法书写。“记忆之穴”不同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忘却之穴”（holes of oblivion）——被消灭肉身的主体的记忆，“记忆之穴”是“记忆之场”的集体无意识，法国版《记忆之场》缺失的殖民记忆将是澳门版“记忆之场”的重要篇章。
那么，如何编纂澳门的“记忆之场”呢？诺拉《记忆之场》第一部一卷名为“共和国”，分象征、纪念性建筑、教育、纪念活动、反差记忆等五个主题。第二部“国民”分三卷，第一卷“遗产、历史编纂学、风景”，第二卷“物质”——“领土、国家、遗产”，第三卷“荣耀·词语”。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分三卷，第一卷“冲突与分割”，第二卷“传统”，第三卷“从档案到标记”。历史学家艾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çois）和哈根-舒尔茨（Hagen Schulze）受《记忆之场》启发，主编了三卷本《德国纪念地》，描述了从查理曼大帝到贝多芬第九乐章，从宗教改革到玛琳-黛德丽，从元首地堡到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书写了德意志版“记忆之场”。澳门的“记忆之场”研究秉持“现在中心主义”，注重其创造自身传统过程中对自身传统的“再创造”（reinvention），在此，“全球在地化”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关注的焦点。“全球在地化”由“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构成，有人译作“全球在地性”，其实二者的含义和方法论是不同的。“全球在地性”是名词，是结果；“全球在地化”是动词，是过程。如果将“全球在地性”作为研究的前提，则容易产生本质主义的认识；而“全球在地化”因注重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可避免目的论的研究偏向。基于这一“全球在地化”的立场，我以为澳门的“记忆之场”研究有四个维度可以考虑：
结——澳门在全球化网络形成和变化中作为结点的功能，如贸易。
体——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制所涵容的历史性的要素，如葡法。
群——作为五方杂处之地多人种、族群的交集。
迹——可视的与非可视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遗产。
上述四者并非截然无关的，而是彼此涵容的。为了展开澳门的“记忆之场”研究，有必要立足澳门审视以往的全球叙事。众所周知，伴随全球化的展开和曲折，全球叙事迎来了反躬自省的契机，如何在一边倒的“物的移动”（movement of materials）研究之外，强化关于“人的移动”（movement of people）、“知的移动”（movement of knowledge）、“灵的移动”（movement of spirits）的研究，从而构建整全的全球叙事，需要进行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从澳门出发的全球叙事。
（本文系为2024年12月6-7日在澳门大学举办的“澳门：东西融汇的记忆之场”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