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9日晚，第45届韩国电影青龙奖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了颁奖典礼，吸引了众多影迷和媒体的关注。本届青龙奖的获奖名单也成为焦点，其中电影《首尔之春》凭借其出色的表现荣获最优秀作品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而黄政民凭借在影片中的精湛演技，也成功摘得最佳男主角奖。
《首尔之春》是韩国首部以双十二政变为题材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故事。该片改编自1970年代末一场动摇韩国近现代史的真实事件，特别聚焦于1979年10月26日发生的朴正熙遇刺事件后，韩国社会与政治进入了动荡的过渡期。影片不仅再现了这段极具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还揭示了其中复杂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深层次的社会冲突。
这场政治混乱最终引发了一个悲剧性事件——光州事件。1980年5月，韩国光州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行动，这一事件成为当时韩国政治转型的关键节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首尔之春》获奖几天后，2024年12月3日深夜，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突然发表紧急讲话，宣布实施紧急戒严。这一决定震惊了国内外，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尹锡悦表示，戒严措施是为了“捍卫自由”，防止国家走向“亡国之路”，并誓言彻底剿灭那些试图颠覆国家体制的“反国家势力”。然而，在这一紧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表象下，却掩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与动荡的国内局势。
历史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往往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动态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政治的矛盾会不断反复、交织。在每一次冲突过后，都可能孕育出新的变革或转型。从1979到2024，似乎韩国本身便体现了这一历史规律——历史的波动并非完全消退。
1979，韩国精锐将枪口指向光州市民
新军部的崛起：从“双十二政变”到全面掌权
朴正熙遇刺身亡后，韩国的政治格局一度出现短暂的解冻迹象。然而，这种民主化的希望在1979年底被全斗焕等军方少壮派的“双十二政变”彻底粉碎。通过这场政变，全斗焕迅速掌控军权，成为韩国的实际掌权人。
1980年，全斗焕通过进一步巩固权力，将军方核心职位分配给自己的亲信——新军部的成员。这些人包括卢泰愚、黄永石和俞学胜等，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占据要职，使得韩国的权力中心迅速从过渡政府转移到全斗焕及其新军部的掌控之下。
随着朴正熙去世，韩国社会民主化呼声高涨，各类反对势力开始抬头，包括以金大中、金泳三为代表的民主运动领袖。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改革维新体制，结束军政府的统治。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变革的热情，这段时期被称为“汉城之春”。
面对民众的强烈抗议，全斗焕明白，如果直接依靠维新宪法上台，不仅国内反对势力难以平息，就连一向支持韩国政府的美国也可能不予认可。因此，他决定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为镇压民主运动铺平道路。
1980年5月17日，全斗焕以“三八线附近紧张局势”为由，扩大戒严范围，关闭大学、禁止政治活动，同时逮捕大批民主运动领袖，包括金大中。这场“517紧急戒严事件”迅速将韩国推向一场更大的危机。
光州事件：民族矛盾与地区对立
光州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韩国长期存在的地区主义矛盾的集中体现。全斗焕等新军部成员多来自韩国东南部的岭南地区（庆尚道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地名由庆州和尚州的首字构成，道府位于大邱。庆尚道也被韩国人称为岭南），而光州所在的湖南地区则是政治上的“对立面”，两地之间的竞争和排斥由来已久。朴正熙执政期间，岭南派系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占据主导地位，而湖南地区（韩国的一个地区，相当于原来的全罗道。现在行政区划属于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被边缘化，这种差别引发了深深的不满。
朴正熙去世后，湖南地区的民众曾寄希望于本地代表金大中能上台改变局势，但随着517事件的发生，金大中被捕并面临死刑威胁，湖南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1980年5月18日，光州市的学生和市民开始集会，要求释放金大中并撤销戒严令。最初的抗议规模并不大，镇压行动也相对克制。然而，随着全斗焕调动特种部队进驻光州，镇压手段骤然升级，场面迅速失控。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使用了极端暴力，这不仅未能平息事态，反而激发了更广泛的反抗情绪。
5月20日，光州的抗议人数激增至20万以上，局势从和平示威转向武装对抗。一些抗议者开始夺取军队的武器，与军方展开街头巷战。光州事件逐渐演变为韩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的内部分裂之一。
1980年5月27日，韩国光州上演了一场惨烈的悲剧。这场被称为“光州事件”的民主化抗争，最终以戒严军的铁腕镇压告终。从坦克到装甲车，韩国军队动用最为现代化的装备，将民主呼声碾压在钢铁洪流之下。
在长达十天的对峙中，数万军警和戒严部队使用包括狙击手在内的精锐力量，逐步攻破市民的反抗阵线。战斗结束后，韩国政府声称“击毙”了4000余名抗议者，将这场屠杀粉饰为“恢复秩序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也让全斗焕在历史上背负起沉重的污名。
光州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全斗焕的“新军部”通过双十二政变掌握军政大权后，逐步瓦解国内民主势力，压制地方反对派。光州作为全罗南北道的中心地区，长期以来与全斗焕出身的岭南地区矛盾尖锐。朴正熙执政期间，岭南派在政府中势力膨胀，对全罗人采取了系统性排挤政策，埋下了地方主义冲突的种子。
在全斗焕看来，光州的反抗不仅是对其权力的挑战，更是对整个“维新体制”的公开否定。为了巩固新军部的控制，他选择用强硬手段镇压光州人民的反抗，试图通过“一场血的教训”打压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
国保委：全斗焕的权力工具
1980年5月27日光州事件落幕后，全斗焕迅速推动他的夺权计划进入第三阶段。为了进一步稳固政权，他以“非常时期保卫国家”为由，成立了“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尽管名义上由总统崔圭夏担任主席，实则完全由全斗焕掌控。
国保委内设13个小组，对接内阁的司法、外交、经济、建设等多个领域。这些小组的权力远超普通部门，其成员多为军方人士，直接形成对内阁的超越式控制。同时，国保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名为“净化社会环境”，实则是对异己力量的清除行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举措之一是“三清教育队”的设立。这支队伍以“强化社会安定”为名义，实际上展开了对社会底层的全面打击行动，特别是对地痞流氓的扫荡。短短5个月内，全国共有6万余人被逮捕，并根据犯罪程度被划分为四个等级：A级人员直接关押，D级人员训斥后释放，BC级人员则需接受所谓的“纯化教育”。所谓“纯化教育”，本质上是通过军政府方式对个体实施强制性改造。这种近乎军事化的管理手段彻底剥夺了普通民众的自由和尊严。
通过国保委，全斗焕成功将国家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他不仅以此掌控国内局势，更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铺平了道路。
全斗焕的“漂白计划”：从军人到总统
1980年8月6日，全斗焕策动崔圭夏辞去总统职务，理由是“无法继续维持国家稳定”。由此，国务总理朴忠勋成为代理总统。然而，这只是全斗焕权力操作的一部分。
8月9日，全斗焕以陆军大将的身份接见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并首次公开表示，“韩国需要一位能够领导和控制军队的强势领袖”。一周后，国防部长朱永福在全军高级会议上提议拥戴全斗焕为新一任国家元首。在一片拥戴声中，全斗焕表现得“谦逊有加”，并“推辞”这一提议。然而，8月18日，他迅速以陆军大将身份退役，并于8月27日通过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选举，以2524票（得票率99.96%）“高票”当选为大韩民国第11任总统。
这一结果虽让全斗焕登上了权力巅峰，却并未改变其统治合法性存疑的问题。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选举机制本质上延续了“维新体制”的痕迹，全斗焕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
漂白计划：宪法改革与伪装民主
为扭转外界对其“独裁者”的批评，全斗焕推出了一项名为“漂白计划”的改革方案。该计划包括以下三大步骤：
废除维新宪法，制定新宪法：以“顺应民意”为由，正式结束“维新体制”，推出新宪法。
伪装民主选举：模仿美国的总统选举机制，通过选举人团选出总统，营造民主氛围。
建立党派支持：利用国保委的势力，组建“民主正义党”，将其作为新的执政党基础，并以此掩盖军政府的色彩。
1981年2月25日，全斗焕以“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第12届总统大选。在这次“民主化包装”的选举中，全斗焕以90%的得票率“险胜”其他三名竞争对手，正式成为大韩民国第12任总统，开启了“第五共和国”的统治时代。
被武力巩固的权力，能否压制汹汹民意
202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抗议者在韩国首尔国民议会前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总统尹锡悦下台。标牌上写着“惩罚”。
全斗焕的崛起与韩国历史上的另一个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朴正熙。1961年，朴正熙通过“五一六政变”掌权，成为大韩民国第五任总统，并推动了“维新体制”。1980年，全斗焕通过“双十二政变”掌控大权，又推翻了朴正熙留下的“维新体制”，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独裁者。
这两位出身军队的领导人，都通过政变走上权力巅峰，依靠强权手段维系统治。然而，他们的统治却带来了韩国社会深刻的创伤与矛盾。朴正熙试图通过“维新体制”实现长久统治，却在1979年被刺杀身亡；全斗焕通过镇压光州事件与政治漂白掌控国家，但他的独裁统治最终在1987年的民主化浪潮中结束。
朴正熙曾在卸任军职后感叹：“不要再让像我这样不幸的军人出现。”然而，全斗焕的出现无疑验证了军人干政的宿命循环。两人虽创造了不同的历史，但都成为韩国民主进程中的阻碍者和推动者。
从光州事件到全斗焕的第五共和国时代，这段历史不仅是韩国军政关系的缩影，更揭示了民主化的代价与不易。全斗焕通过血腥镇压与精心策划的政治操作，成功攫取最高权力。然而，独裁统治的背后是社会的不公与民众的反抗，最终导致韩国民主化浪潮的爆发。
权力的巩固或许可以通过武力实现，但民意终究无法被长久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