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时代的倒霉蛋吗？
看理想
2024-12-04 13:00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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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草原》
很多年轻人会如此自嘲：我们是吃尽时代黑利的一代。
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个付出和结果成正比的时代。精神和经济上的紧缩带来全方位的内卷，越来越多人被迫挤进自己不喜欢的赛道，成为麻木不仁的一员，只是因为不做就会被甩下。
无论好与不好，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是一瞬间。这不是最好的年代，同样不是最坏的年代。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危机和苦难，上一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命运？或许有些阅历和态度，具有穿透时间的力量，能给予不同代际的人安定感。今天的文章与大家分享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说“往里走，安顿自己”？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
讲述 | 唐小兵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
01.
往里走，安顿自己
2023年，在凤凰卫视的一个颁奖典礼上，许倬云先生录了一个视频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谈到，在所谓“下沉”时代里，我们如何安身立命。
许倬云先生讲，我们要往里走，安顿自己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之前余英时先生的话，他说很多人读书，读的书跟自己内心没有任何关联，于是书读再多也没有办法安顿自己，没有意义。
无论是当读书人还是知识分子，如果书和知识不能转化成智慧，那么你只是个两脚书虫，因为书本身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来源的问题，也不能推己及人。所以许倬云先生所说的“往里走，安顿自己”，十分有深意。
他在谈话录里还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他在台大从事行政工作的时候：“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个人生阶段。”而他之前在美国留学就认为，自己和许多留学生的“立”不一样，也就是立己、立人、立德、立功、立誓、立言不一样。
“他们是在学问里立，我在做人里立。我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
《永恒和一日》
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杨国强，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曾说，人是尊重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如果以这样一个标准，作为一个善良、政治上公平的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希望不公平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于是推己及人，由此我们可以重建价值观念。
许倬云先生是一位非常儒家化的自由主义者。他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当年在台大读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后来又回到台湾，接着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王小波等人都是他早年的弟子。
《许倬云八十回顾：家事、国事、天下事》是几位台湾知名学者访问许倬云而形成的书，2011年在香港出版。另一本书，《许倬云访谈录》，则是记者李怀宇做的采访。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许倬云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无锡最重要的一个书院就是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是明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议论朝政的一个地方。明代书院制度繁盛，书院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东林书院代表的，就是中国读书人那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苍生意识和天下意识。
所以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作为口述的标题，十分契合许倬云先生一生的准则。
02.
苦难对人生的意义
许倬云出生于1930年。他的母亲当时是高龄产妇，生下一对双胞胎，许先生还有一个弟弟，叫做许翼云。他在采访时提到：
“我因为肌肉无法生长，骨头弯了下来。所以并不是骨头坏，而是肌肉坏，肌肉没有弹性，人也矮了，整个缩小，出现残疾。”
“我出生时头盖骨还没合缝，不但凹陷下去，还可以看到它一蹦一蹦地跳，体重只有三磅，约1362克，只有手掌心大。大人可以直接把我抓在手里洗澡。本来我应该活不了，但最后还是活下来，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我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7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面，8岁时我发明了一个办法，手拖着圆凳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动，后来才慢慢能站起来，一步步扑移动。在厦门的时候，无所谓上不上学，反正一直有人抱着我，抱到哪儿摆到哪儿，有空才把我抱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从小就必须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够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面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把我抱到别的地方。”
生命有偶然也有万幸，许倬云先生活了下来，而且这一辈子还有如此大的学术成就，放在今天都难以想象。
一个人如何接受生命中的缺憾，如何突破身体对行动的限制，并且开拓出一个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世界？许倬云的一生创立了某种典范。
《无问西东》
许倬云先生有太多理由可以怨天尤人，但他没有。他在访谈里感谢他的弟弟，认为弟弟就是他的手和脚。
许倬云先生的一生充满苦难，无论是早期逃难，后来到台湾，还有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做矫正手术。关于苦难对人生的意义，他说：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
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还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一种特殊的血液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人生当然不是要比谁更苦，但是当你看到有人承受着更多痛苦，却仍然活着，你就会产生一种安顿感，对自己的生命会有负责任的态度。
许倬云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口述里讲了很多做手术的细节，两年半里耗费十几个月出入手术室、病房，一共动了五次手术。
“第一次动刀的时候蛮伤心的，我弟弟也来了，但同意书是我自己签的，连死活都不知道就进手术室去了，等到我醒过来，弟弟已经在旁边。那五年之中我没有参加过什么节日，都在医院里的，护士都变成我的好朋友。
我们住在病房靠内都有玻璃窗，护士台在中央，每个房间都看得见，没有隐私权，老护士长对我很好，我一搬回宿舍，要是有什么伤风、咳嗽，她就说：‘你回来！’安排病房给我睡。我跟她说我脚趾甲长了，她也要我回去，帮我剪指甲。医院可以说是我在外面的另一个家，home away from home，对我实在不错。”
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倬云先生好像很通透豁达、很有生命智慧，学术成就斐然，是“中研院”院士、终身教授，但他经受过人间炼狱。
“结果总算是熬过去了，很大原因是读书读得很快乐。我的读法不同于一般人，我认真地重新思考许多的问题，在课堂上也罢，课堂外也罢，老师就在病床旁边教，不止顾立雅，威尔逊、Nef有时也会来教我，这些乐趣，让我平衡了不幸的感觉。”
有书读就很快乐，和朋友交流也很快乐，这些事让许倬云先生平衡掉身体上的残疾，以及反复手术带来的巨大痛苦感。
许倬云先生非常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一生所经历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丰富。
《十三邀》第八季
我们常常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是帕斯卡尔的一句话。芦苇虽然脆弱渺小，非常卑微，但是因为你有思考的阅历，有思考的激情，你仍然可以按照内心的意愿往前走，活出生命内在的价值和尊严。
许倬云先生推己及人，立人立己，他先把自己立起来，然后向外普照，成为一个有“弥漫性”的君子人格、学院人格。他通过《十三邀》，通过写作，以及面向公众的演讲，缓慢但持续地影响着世人。
03.
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四不”人生观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倬云先生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怎样形成的。
他讲自己在湖北沙市的时候真正有了记忆，某一天突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思想的人，一夜成人。人的成长有时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是瞬间的事情。
我想起1992年我的祖母去世，因为从小祖母照顾我比较多，回去我看到祖母弥留之际的样子，也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成大人，童年一下就终结了，突然对生死、对人的理解就变了。我觉得许倬云先生同样如此。
每个人都有身体或者心理上的某种缺憾或不完美，而许倬云先生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可以总结为“四不”——
不怨天、不尤人、不自责、不诉苦
。
这当然很难做到，但因为许先生经历过非常漫长、痛苦、坚韧的历程，整个生命所展现出的气象和格局，让人感慨。
许倬云先生有菩萨心，他生命深处的悲悯情怀是一种对人的命运往何处去的关切。
《尤里西斯的凝视》
他在口述中谈到少年时代逃难过程的所见所闻，比如有一次在四川坐滑杆：
“有一次很惊险，走完栈道下坡时，天快黑了，有个滑杆夫忽然出了问题，我坐的是最后一个滑杆，我一开始就觉得越走越慢，不久听到‘碰’的一声，前头滑杆夫倒地不起，我的滑竿跟着滑倒在地。后头的滑竿夫立刻去追前面的人找救兵，因为他们已经走很远了。
这次的经验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恐惧，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路中间，荒山野地，天又黑，旁边死了个滑竿夫，和一个翻倒的滑竿，另外一个滑竿夫去追人，我也不知道他回不回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看到远处出现火光，有人打了火把过来，原来是滑竿夫带了人回来，把我的滑竿抬回去。这种经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所以我常说我能体会中国内地穷人过的日子，就是因为有这种经历。”
这些经历让许倬云先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经验，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的能力，不是在书斋里就轻易能获得的。
04.
共情与同情
作为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访谈里讲：
“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
一方面要有人类大同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关心个别人的尊严，对具体个人处境的同情、理解、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最后往往是用一种狂妄的自大来掩盖内在的自卑。
《十三邀》第八季
我在文章《阿伦特论同情与怜悯》里写，20世纪的世界好像对普通人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悲悯的情感，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缺乏同情、理解和共情。
我们往往是抽象地怜悯，具体地冷漠。
话剧《大先生》的第一幕，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质问他：“大先生，你不是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跟你相关吗？我在你家几十年了，你从来没对我有一个笑脸。”当时演鲁迅的演员，穿着牛仔裤、白衬衫，就苦笑了一下。
朱学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谈到，雅各宾党人一方面对涌上巴黎街头的底层的苦难充满巨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人头落地又持完全不同的态度。那种最悲悯的情怀跟最具体的冷漠，很奇特地聚集在一起。
整个20世纪的世界有那么多政治的、人类的、社会的苦难，就是因为盲目极端的民族主义。直到今天，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都是以国家和自由的名义对个别人的伤害。
《狐步舞》
不是说民族主义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民族主义展开的历史，但是你不能把它推到极端，不能把它当作追求私利、宣泄的东西，当作冠冕堂皇的话。
许倬云先生既是历史的当事人，也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他对历史、政治、人性、生活、家庭、单位有一种隔离的智慧，超越了那种自轻、自贱、自怜、自伤的心态。如果把许倬云先生作为一个案例，可以看到同情与共情的区别。
共情有时候会导致个体没有真正解决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陷入无边无际的情绪对自我的包裹、伤害和压抑。情绪往往来无踪去无影，只有当情感成为真切、踏实、稳固的生命体验，才能够成为持久的内在动力。
而同情，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你愿意在一个细小的方面，采取具体的行动去改变你所同情对象的处境，这是我的感受。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第4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收听。
音频编辑：小马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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