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暗中支持中国
通过和邓小平面对面的坦诚交谈，卡特深知中方心意已决，随即提高了对中越边境地区的警戒水平。在邓小平离开美国之后，为了避免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多方压力之下而“谴责中国”的被动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对中越边境地区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并起草了一系列研究报告。2 月 6 日，布热津斯基将这些研究报告整理成一份备忘录上呈至卡特总统。该备忘录中指出，中、越两国的敌对行动可能引发“国际混乱”，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苏联威胁”，而该地区的国家可能会倾向于同情中国的行动; 在美国，人们很有可能对中国的行动持理解态度。对此，布热津斯基提出了 3 种应对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明确地或心照不宣地支持中国的行动。这要求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中国采取的行动是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应; 在联合国中，美国应坚持这一立场，即坚称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对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颇有裨益，也有利于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但缺点是美国直接将自己置于苏联的对立面，可能会引发美苏对抗; 而且，这种做法还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认为中国的行动是在美国的配合之下进行的。
第二种方案，美国和苏联等国家一道，公开谴责中国的行为。这一方案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苏联达成谅解，但对中美关系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且，中国的撤军将意味着苏联获得了胜利，也意味着美国承认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为合法，这与美国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立场相冲突;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对苏联的支持将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届时苏联可能抓住这一机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行动。中国的削弱或重新加入“苏联集团”将意味着全球均势的严重破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三种方案是，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出，即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它“既表明美国反对侵略性行动，又不会使中国因受到谴责而处于孤立的地位”; 其结果可能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随后西哈努克重新回到柬埔寨。据估计，苏联和越南不大可能接受这种方案，这样美国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中国提供掩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方案可以给越南和苏联一个警告，使之意识到它们不能毫无约束地发动“代理人战争”。在明确上述目标的基础上，美国再决定届时将做出的具体反应。布热津斯基并未就采取何种方案给出明确的建议，但是他对这 3 种方案的分析使得各种方案的优劣一目了然。这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成为日后美国对中越武装冲突作出反应的重要参考。
2 月 16 日( 北京时间 17 日) 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丝毫没有让美国高层感到意外。在战争爆发不到 24 小时之前，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的评论员文章，对越南发出了最强烈的警告; 几乎同时，邓小平在给卡特的回信中再次坚定地表示，由于“越南在中越边境中方境内的武装行动不断升级”，“中越边境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将被迫给越南侵略者以“适当的教训”，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爆发数小时之后，卡特总统即召开了国安会会议，专门讨论中越边境地区的形势及美国的应对政策。在 2 月 16 日美国国安 会讨论中越冲突的首次会议上，就确定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目标和应对战争的原则: “不军事卷入，不因中越战争而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拥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以此“对苏联形成牵制”，阻止苏联的武力介入。2 月 19 日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对美国的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 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应该“使之对美中、美苏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又能有效地“阻止苏联将战争升级”并达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从越南撤军”的目的。
在确定了美国的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中情局局长腾纳( Admiral Turner) 在首次会议上即从整体上介绍了战争的形势，认为: 第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占明显优势; 第二，中国的军事进攻将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仅限于越南北部山区; 第三，为防止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国疏散了新疆数个城市的人口，在东北地区开启了防空警报并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在了解了事发地区的形势之 后，国安会开始讨论更为重要的问题———美国应对这场战争要作何反应? 概括起来，在中越冲突期 间，美国政府的立场及采取的应对政策主要包括 3 方面: 其一，在公开表态方面，美国在媒体和联合国等公开场合的表态中谴责暴力行为，要求中国和越南同时“从外国撤军”; 其二，在与苏联交涉的过程中，美国要求苏联保持克制、不得武力介入; 其三，在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美国既表达了不支持暴力行为的态度，又特别强调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同时还派遣财政部长如期访华。
关于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是中越冲突期间美国政府所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是以布热津斯基 2 月 6 日备忘录第三种方案为基础的，该方案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在 2 月 16 日由卡特总统亲自召集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被卡特接受。美国之所以重视对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公开立场的表述，是因为战争恰好在邓小平访美后爆发，很容易让其他国家产生一种印象———即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在此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外界认为美国与战争有关，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另外，在表态时又要顾及中国的感受，“不能与苏联人坐一 条板凳”，因为这样将可能使“刚刚跨入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陷入争吵”。因此，美国政府在表达公开立场这一问题上特别小心谨慎，为此进行了数次讨论。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如果有记者问起，美国事先是否知道战争会爆发? 美方的回答应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中越边界附近的军事设施，且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就此问题阐明了立场”。关于媒体很可能会提及的“邓小平在访美时是否提到这场战争”问题，有人建议回答“邓小平在没有特别地阐明中方意图的情况下曾拐弯抹角地提到这一问题，但美方在当时即表达了立场”。在这一问题上，尽管“中方的预先告知让美国的立场十分艰难”，但卡特倾向于同情中国，认为中国政府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之前就已将消息告知美方，表明了对美国的信任。美国应“珍视中国的信任”，在公开表态中不要提及中越武装冲突爆发前邓小平给卡特总统的信件，否则将陷中国于不义。因此，在卡特的强烈建议下，会议一致决定明确回答: “邓在访美期间未提及中越战争问题”; 同时，“也不能表现出美国政府已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而应表现出 “美国对这场战争的了解十分有限”，以免被误认为“美国已深深卷入冲突”。此外，美国的公开立场还应强调，自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美国就一直谴责暴力行为”，在公开表态中“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人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在次日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肯定了 16 日会议关于美国公开立场的措辞。
在随后的公开表态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方面指出“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否认中越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和中国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美方的立场是，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另一方面，美国在公开表态中“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使冲突升级的行动”。
美国除了通过新闻发布会表明政府在中越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还通过联合国这一路径表达了美国的态度。在要求越南撤出柬埔寨的问题上，美国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来实现目标。尽管中、美双方在以何种方式迫使越南撤军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基于双方目标的一致性，美国仍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给中国提供了实际上的支持。为此，美国不仅拒绝在安理会“明确地谴责中国”，否定了苏联所提出的只在安理会讨论“中国侵略越南”而不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提案，而且如其先前的公开表态那样，将中越战争和柬埔寨问题联系起来，将二者置于安理会的议程之中; 此外，美国还在联合国外游说盟国支持它所提出的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军”的方案。最终，美国的方案得到了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东盟等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样一来，美国在新闻发布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公开表态不仅没有使美国受到“牵连”，被大多数国家认为“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而且“赢得了广泛的赞赏”，从而可以 “冠冕堂皇地”给中国“打掩护”。
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交涉。1978 年 11 月苏联和越南签订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同一时期苏联与中国则依旧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在此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借中越冲突之机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为了阻止苏联的武力介入，也为防止苏联误以为美国卷入了中越冲突，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主导作用，美国政府在冲突爆发后就迅速将起草对苏照会提上了日程。在 2 月 16 日的会议上，国安会对照会的初稿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最终的对苏照会文本。这份照会于次日递交至苏联领导人手中。照会主要阐明了美国对中越冲突的立场: 一，美国强烈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中、越两国的行为都违反了这一原则”; “越南必须和中国一样，对当前的形势负有责任”。因此，美国建议在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越南也必须从柬埔寨撤军，即“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同时撤离柬埔寨和越南”。二，“为了防止冲突的扩大和维持印度支那的和平，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两国政府保持克制”，“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苏联政府不要采取使形势更加恶化的措施———如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增加在越南的海军力量和其他的军事行动”。三，“如果苏联对危机不做出反应，我们也将袖手旁观”; 如果苏联采取行动，美国也将“采取对等的行动”; 特别是，“如果苏联军舰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增加，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军事应对措施”。很明显，这份照会所提及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有利于中国，因为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中方欲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苏联在次日给美国政府的复照中进行了反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些反建议，主要内容包括: 柬埔寨问题只是北京“入侵越南的一个借口”; 在保持柬埔寨现状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从越南撤军，否则苏联将不会对此事“漠不关心”，甚至在其官方声明中恐吓说“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美国并未因此而妥协。
除了 2 月 17 日的照会之外，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还分别于 2 月 24 日和 3 月 7 日两度致信苏联领导人，并于 2 月 24 日和 27 日两次紧急召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 Anatoly Dobrynin) ，专门阐明美国在中越冲突问题上的立场。除了继续坚持 2 月 17 日照会中的内容之外，美方还进一步向苏联表达了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第一，针对苏联质疑美国是否卷入了中越冲突的问题，美方人员先后数次重申“美国与中国之间并未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美国奉行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意在告知苏联，美国“与战争无关”。第二，美国要求苏联保持克制，不要对中越冲突做出强烈反应，应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 2 月 24 日召见多勃雷宁时，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 Warren Christopher) 警告苏联不要采取使战争升级的行动，而应“继续在印度支那地区保持克制，否则有可能对美苏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当日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美国政府提醒苏方“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表达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意愿”，因此“美、苏两国有责任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如果美国发现苏联使用越南的海军或空军基地，或有组织的苏联武装部队出现在越南”，“美国将对此严重关注”，并“不得不重新评估两国的安全关系”，而且美国还会重新考虑是否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还特别向苏联强调，“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是不可接受的”; 在关于越南对柬埔寨所采取的行动方面，“美国不赞成苏联的态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不赞成”; “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发生在前”，并且“越南一直统治着柬埔寨”，这是中国做出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在中越冲突期间，美国在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时，必然会同时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而在强调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时，则通常不会提及中国。这样一来，美国在与苏联交涉的过程中强调越南对战争应负的责任、要求苏联不得干涉、偏向中国的立场就十分明显了。
关于中越冲突期间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如前文所述，尽管中越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处境“十分艰难”，但由于此时卡特十分重视“与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因而在 2 月 16 日 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卡特明确表示，他“更加倾向于同情中国”，美国“不应当辜负中国人的信任”。除了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和与苏联商议的过程中给了中国实际上的支持之外，美国就中越冲突一事向中方的表态与行动也明显对中国有利。
一方面，美国不希望中越武装冲突的规模继续扩大，而寄希望于通过向越南施压的方式促使其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对 2 月 16 日邓小平来信的紧急回复，卡特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去一封电报， 要求联络处立即将此电报递交给邓小平。卡特依然“十分坦白地”表达了对中越武装冲突的反对态度，其原因是“中国此刻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分散国际社会对越南、苏联侵略柬埔寨的注意力”; 事实上，中、美两国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压力足以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中越武装冲突“还可能增加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卡特在电报中解释道，“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表态中，美国除了反对战争行为之外别无选择”。其后，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 Michael Blumenthal) 在访华期间也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们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担心这场战争可能引发公众及各国做出“消极反应”，并可能导致苏联“采取行动”。但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访美后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所再次确认的那样，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基于这一战略考虑，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多次在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中表示，美国“和中国一样，寻求建立一个和平、独立的东南亚”。为此，美国的立场是“支持一个独立的柬埔寨，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此强调中、美两国目标的一致性。卡特还表示，中国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所以希望中国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因为此类行动只会对那些试图离间中、美两国的国家有益。此外，美国政府还告知，美方将竭力避免“在投票谴责中国这一问题上”直接地表明态度。
此外，布卢门撒尔的访华计划并未因中越武装冲突而改变，从这一点亦可从侧面透视美国的立场。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就通过商议决定: 布卢门撒尔将于 2 月 24 日至 3 月 2 日访问北 京，3 月 2 日至 4 日访问上海。但就在布卢门撒尔成行前夕，中越武装冲突爆发。布氏是否如期访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美国在中越武装冲突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因此，围绕这一问题，美国政府内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
2 月 18 日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会议对布卢门撒尔是否按时访华一事进行了讨论，在各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会议做出决定: 推迟 36 小时决定布卢门撒尔是否如期访华。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 5 种备选方案: 一，布卢门撒尔按照原计划如期访华; 二，按原计划行事，但要根据当前的新形势对指令( instructions) 进行修改; 三，将访华计划推迟一周; 四，将访华计划推迟至中国从越南撤军; 五，访华计划如期进行，但由财政部副部长卡斯威尔( Ｒobert Carswell) 代替布卢门撒尔。对于这一问题，国务卿万斯认为，在中国军队仍驻扎在越南期间，布卢门撒尔的访华计划应该取消，否则外界将认为布卢门撒尔的访问是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 Ｒichard Holbrooke) 反对万斯的意见，认为 3 月 1 日驻华联络处即将升级为大使馆时，伍德科克不在北京; 如果布卢门撒尔也不按时访华，那么届时美方将没有高级代表在场，北京可能会因此而感觉受到冷落。此外，取消北京之旅将被外界视为“我们政府所遭遇的挫折”，而且还会认为美国 的“政策不稳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与美国试图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原则相悖。这种意见得到副总统蒙代尔( Walter F．Mondale) 和布热津斯基的支持。他们认为，“布卢门撒尔访华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中美关系不能受中越冲突的影响，依然要向前发展。为了使自己的建议更具说服力，布热津斯基还将英国首相卡拉汉( Leonard Callaghan) 的一封电报展示给与会者，其内容是英国工业大臣按计划访问中国; 布热津斯基认为，英国政府之所以未取消这一行程，是因为那样做会损害其利益。随后，布热津斯基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备忘录的形式提交给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当机立断，在备忘录页边处写上了“布卢门撒尔应该按计划访华”。布氏访华一事由此尘埃落定。布卢门撒尔在访华期间不仅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而且与中国达成了众多的经济合作协议。但让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等人颇感意外的是，布卢门撒尔在访华期间的几次公开讲话中十分“露骨地”谴责中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问题上的做法; 为此，他们特地发去一份紧急电报，“严饬他检点言论”，这些无疑是对中国的无声支持。
在美国的积极活动和暗中支持下，国际舆论整体上对中国有利，苏联也未能如其所恐吓的那样 “履行条约义务”，这些都为中国顺利地实现“自卫反击”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79 年 3 月 5 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军; 13 日美国政府收到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来信，宣布“我们先前设定的目标已完全达到，中国军队将在未来几天内全部撤回到中国领土范围内”。3 月 16 日， 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到中国境内，这场令世界大国十分关注的武装冲突宣告结束。
四、余 论
从上文的分析看，美国在 1979 年中越武装冲突期间采取了对中国有利的立场。尽管在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美国为避免卷入冲突而对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采取了明确反对的立场，在武装冲突爆发后为防止被外界误认为与冲突有关而未能公开支持中国，甚至在武装冲突期间以批评者的面貌出现; 但是，鉴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战略目标的相似性和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美国在反对战争的同时，又特别侧重于谴责越南，将中国从越南撤军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联系起来，并警告苏联不得武力介入。由此可见，美国对这场武装冲突的真实立场是: 对中国“形式上是批评，实质上是帮忙”。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场战争的性质是“自卫反击战”，其目的是通过“教训”越南，从而迫使其从柬埔寨撤军;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政府也认为越南人“应当遭到敲打”，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但美国和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上存在分歧: 美国因担心苏联卷入而导致冲突扩大，从而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越南撤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自卫反击战”来达到目标。尽管双方都未能成功地说服彼此，尽管美国在武装冲突爆发前和爆发期间一再表示“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在某些时刻甚至将战争描绘为“侵略”，但在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整个过程之中，美国还是一方面公开要求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中国从越南撤军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警告苏联不得卷入冲突，通过此种方式给中国支持。美国的这种做法使苏联人都不得不怀疑“美国警告苏联不得参战的动机所在” 了。最终，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中国的“政治目的还是达到了”: 越南在“付出极沉重的代价”之后，傲慢情绪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从柬埔寨撤军。无疑，这是中、美两国默契合作的胜利果实。
美国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立场对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于中国而言，美国对中越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无疑降低了苏联卷入冲突的风险，实际上间接地给予中国以支持。这样，中国才可能集中精力大败越南主力部队，达到“教训越南”的目的，从而打击了其“嚣张气焰”，而且迫使越南不得不重提边界谈判建议，开启了中越边界谈判的进程。正如是年 4 月邓小平在接待美国众议院议员时对美国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反应作出的评价: 中国“对美国政府( 在中越武装冲突中) 的态度和立场是满意的”。于美国而言，这场武装冲突“在某些方面可能对我们有利”: 它既成功地打击了越南，又没有使美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因此而遭到破坏。此外，为中、美两国所乐见的是， 两国在这场武装冲突中的默契配合不仅成功地“削弱了河内”、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更重要的是，这场武装冲突间接地打击了越南的盟友苏联，“暴露了苏联是靠不住的”; 此外，这场武装冲突还 “教育了西方国家”。
一言以蔽之，中、美两国在共同对付苏联方面的一致性使得美国在冲突期间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反应，这是两国“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一步，“新建立起来的美中关系成功地经受了一次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