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鄂州沙窝乡，有着一块无字碑，两米多高，很是宏伟。
碑为何无字？
我们联系到了墓碑的主人何元海，他是一名退伍老兵，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他和无字碑背后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战火声停了，四周像死了一样地安静。
我感觉有几百斤的分量压在身上，动也不能动，左边肩膀，一直到胸部，全部都炸开了花，左脚也中了弹片。
痛是已经不痛了，感觉不到了，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扭过头，看见班长向永文的尸体就躺在我边上，昏迷之前的记忆瞬间回到我脑子里。
这时，我听到一阵叽里咕噜的越南话传过来，脑子瞬间炸开了。
坏了，要被俘虏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呢？
我绝望极了，我想死，可是我动不了。
只能听着越南兵的脚步声越靠越近，越靠越近……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解放军兵分两路，分别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进入越南。
战前，我从162师抽调到161师481团3营7连，跟随大部队开赴越南，我们是2月26号抵达的广西。
我觉得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我想上了战场就两个结果嘛，要么打了胜仗回去，要么留在战场上。
我不怕牺牲，唯一就是担心家里的老娘，好在还有我哥哥能料理。
我本身就是穷人出身，如果没死回去就是光宗耀祖，死了也是保家卫国的烈士，对外名声也好听点。
那时候有的战友还担心得吃不下去饭，我每一餐都吃得很饱。
我们班是尖刀班，打穿插的，进入越南的头几天还算顺利，消灭了不少残敌。
到3月2号，我们在坤子山遭遇了越军，两边交上了火。
敌人占着人数优势和对地形的熟悉，逐渐地将我们逼进了一个狭小的山谷。
班长向永文带领大伙准备杀出一条血路、寻找突围的时候，一颗子弹直接打穿了班长头部，他当场就牺牲了。
眼看着班长就这样牺牲，大家非常愤怒，都杀红了眼，想给班长报仇。
我架着机枪，在一个凸出位置上向着敌人拼命射击，敌人的火力也集中朝我过来了。
我的左肩、左胸、左脚都中了弹片，一枚手榴弹直接在我旁边炸开，我被震晕了过去。
那时候是下午5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周围已经没有了枪炮声，只有一排排的尸体，有我们的，也有越南兵的。
一看，班长的遗体就在我旁边。
我浑身是血，一动不能动，痛得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没死。
班长牺牲了没人管，我还活着怎么也没人管呢？其他战友都去哪里了？部队呢？
这时，我听到一阵叽里咕噜的越南话传来，一瞬间脑子就炸开了：
坏了，要被俘虏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听着越南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发现了我，我不想做俘虏，真想马上就死，可是我一点也动不了。
几个越南兵过来了，我冲着他们喊，你们搞死我吧。
作为一个战士，我宁愿死，也不愿当战俘。
他们没有理我，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把我手脚一捆抬走了。
他们是想去领赏，因为俘虏了中国军人，他们可以拿到奖金的。
一直把我抬到一段公路上，扔在那里，几个越南兵就不管我了，他们才不在乎我的死活。
这时，两个国际记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开着小面包车路过那里，看到了我。
他们下车过来给我检查伤口，那个日本女记者会说中国话，告诉我，说我失血太多，再不抢救就完了，然后把我带上了小面包车，送到了越南后方的乡镇医院。
我得救了。
第二天这两个记者又过来采访我，问我今后还想打仗吗？
我说打什么仗啊，我想死，现在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怎么搞？
我那时候真的就想死，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么胜利回去，要么光荣牺牲。
被俘虏了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两个记者宽慰我，说你不要死，你命大我们把你救回来了，到时候两国交换俘虏，你就可以交换回去了。
他们叫我想开一点。
听说还能交换回国，我想起家里的老娘。老爹死的早，是她一个人讨米讨饭给我扯大的，我还没尽孝呢。
我不寻死了，我得活着回去见老娘。
我家在湖北鄂州沙窝乡，老娘是残疾人，耳朵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家里生计问题都靠父亲一个人。
我是家里老幺，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天生痴呆症，不算严重，能正常生活，但也确实出不上多少力。
因为家里穷，两个姐姐很小就给人做童养媳了：大姐姐刚出生就抱走了，小姐姐养到七八岁也送走了，没办法，养不起。
这种事在那年代很常见，所以姐姐也不怨恨，长大后该来往还是来往。
父亲积劳成疾，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靠讨饭把我们兄弟养大的。
我很小就当了家，一直想改变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可我也没正经上过学，想来想去，参军是我最好的出路。
我想只要能在部队立下军功，就可以改善家庭状况，养活家人。
1978年，我20岁，报名入伍到了54军，新兵训练结束后，正式被分配到162师481团2营5连。
都说部队训练挺苦的，我不觉得，打小苦惯了，在部队起码不用担心没有粮食吃，每个月还有6元钱的津贴，省下来还能寄回家里，我挺满足的。
终于如愿穿上军装
本想着和平年代，不会有多少打仗的机会。
没想到越南忘恩负义，越来越嚣张，不断骚扰我国边境，中国多次警告无效后，决定自卫反击。
别人怕打仗，我不怕，本想着上了战场就能建功立业，谁知道成了战俘。
落到敌人手里，对我来说，这比死还难受。
越南的医院给我治了伤，但为了防止我反击或者自杀，就拿铁丝给我捆起来了，手都捆烂了。
那是所乡镇医院，进进出出的还有当地百姓。听说医院里来了个中国战俘，他们趁着医生不注意，偷偷进来，朝我要不就是一扁担，要不就是一耳巴子，打得我头上身上都是伤。
他们也有兄弟姐妹在战场上牺牲了，所以过来打我出气。
我在医院里住了15天，伤口还没好呢，他们也不管，死不了就行，把我关进了当地看守所的牢房里面。
把我带走的也是看守所的人，这全程我都没见过越南军队里的人。
我在监狱里关了三十天，也没人来审问我，也没人找我谈话。
我一个人一间，地方挺小的，没有窗户，又黑又湿，白天就是晚上，晚上就是白天，越是深夜安静的时候越是睡不着，特别难熬。
监狱里连床都没有，就是一个水泥台，板子都没铺，睡在上面能把你冻死。
我伤口本来就没好彻底，那个地方也给我留下了永久后遗症，到现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伤口都会痛，像蚂蚁啃一样。
我是左边受的伤，只能右侧着睡，时间长了胯骨就变形了，一个大一个小，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坐骨神经。
监狱里没有放风的时间，每天只有放饭的10分钟，大家聚在一起打饭，其他人都是当地犯了罪的关进来，只有我一个是战俘。
监狱伙食规定每个人每天就七两米饭，上午四两下午三两，菜就是一点包菜什么的。
我1米77的个子，才二十出头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原来在部队一顿就要吃六七两米饭，馒头都要吃三四个，监狱给的那点伙食根本吃不饱，长时间下来，整个人都饿得浮肿。
刚去的时候监狱里的警察还对我特别凶，拳打脚踢的，他们也是带着仇恨的。
有一次打得太狠了，我大半个月起不来床，根本下不了地，吃饭都得他们给我送到床头边上。
整个监狱还是密闭的，四角不见天，我被关了一年多，没见过一次太阳。
时间长了我受不了，又想到自杀，绝食，三天三夜没吃饭，一口茶水都没喝。
看守所的人也怕出事，过来给我急救，给我打针，熬稀粥给我吃。
那以后他们对我虐待也少了些。
自杀没死成，我心里又想起了老娘，想到老娘没人管，我告诉自己还是得活着。
一直到当初救我的那个日本女记者又来监狱找我，我才知道原来我被俘虏过来后，根本没人把我登记上去。
得亏记者还记得我这个人，一年多了，还想着来问问我被交换回去没有。
他们找到当时我治疗的那个医院，才知道我被关押在看守所里了。
在监狱里见到我的时候，她说为什么还不把你送到俘虏营去啊，你到俘虏营当年就被交换回去了。
这之前所有被俘虏的军人都已经交换回国了，就剩我一个了，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记者来过之后不到十天吧，我终于被转移到了战俘营，在那之前他们还对我进行了反面教育，就讲中国怎么样“侵略”越南。
我没文化，但我知道我们叫“还击战”，他怎么不讲他侵略我们呢。
广西的那些渔民、老人、民兵，还有老百姓的牛啊、牲畜啥的，是他们先搞我们，我们才还击战搞他们的嘛。
战俘营的条件要比监狱好多了，起码有床了。
有一个大院子，能在院子里放放风，每天早晨把门打开放我们出来，晚上太阳落山了再关进去。
每个战俘每个月定额开销3块钱，这个钱里包括我们牙膏、牙刷、肥皂、毛巾这些用品的费用，毛巾两三个月发一次，每个月还给一斤白糖。
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六七个俘虏，他们都是广西的渔民，打鱼的时候被抓过去的，当兵的就我一个。
院子里有一个排的兵，专门管战俘营的。
我去了以后他们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回国，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对我也是拳打脚踢的，虐待我。
我一看他们这样的态度，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活着回去，还不如自杀算了。
我拿头去撞墙，撞的狠，第一下撞没撞昏，头上鼓起那么大包，血淋淋的，第二下再往上撞，还是没昏，还能感觉到痛，第三次再用力撞，就是想撞死过去。
结果还是没死，昏过去了。
后来我又绝食，绝食两次，把胃搞坏了，现在都还有胃病。
看守的人找了个翻译过来，给我讲，说你不要自杀，我们给你交换回去。
我这才有点希望，不死了。
后来相处长了，越南兵渐渐也对我好一点。
也许是看我太孤单，就一个人，那些渔民说广西话我也听不懂，越南兵也不许我们交流。
看守的越南兵经常打扑克，我就在边上看，有时候也跟他们打一打。
他们管那个A不叫尖子，就说“12345678910”，我们就比大小，输了脸上贴字条。
混长了我也学会了他们几句基本口语，像“安翁”就是吃了的意思，“空安”就是没有吃饭。
我在战俘营一住又是大半年，81年2月份过完春节以后，才终于说要把我交换回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三天三夜没有睡着觉。
两年了！从79年2月份来越南打仗，整整两年了！
我很想回到祖国！我很想我的老娘！我终于回去了！
可真到了这一天，心里想得也挺多。
第一次穿军装回家过年，和我的两个姐姐
被交换那天，我被铐子铐着，跟那六七个广西渔民一起上了汽车，越南兵把我们拉到广西友谊关。
中国来的是地方公安人员，我们就一排的站在那里，公安让他们的人过去，我们的人过来。
我哭得泪流满面，终于是回家了！
我高兴啊，真的是高兴。
中国公安把我押送回了派出所，对我的身份进行了核实、审查，我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星期，师部来人把我接走了。
在师部，我详细讲了被俘虏的经过，审查了二十多天，确定我没有问题，就安排让我正常复员回家，给了一次性复员费，接近300块钱。
师部的一个排长和一个参谋一起送我回湖北老家。
我们先坐火车到武汉，政府的人开着吉普车去接我们，给我们送到乡镇，然后打电话到家里，叫了我姐夫来接我。
因为要跟政府的人交代清楚我的事，还有档案交接什么的，就又耽搁了一天。
晚上我跟姐夫住在招待所里，我才知道，原来被俘虏的这两年，我的事在老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部队以为我在坤子山那场战役里牺牲了，给我记了一等功，颁发了证书和奖章。
我老娘每年还有500多块钱的抚恤金。
广西凭祥烈士陵园里有我的一块墓碑，老家村里学校还专门给我立了一块烈士碑，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说是教育孩子们。
村委会的大喇叭里反复广播我的事迹，我成了村里的英雄，我母亲是英雄的母亲。
我听完姐夫说的这些，心里首先想到就是，我回来了，这些待遇肯定要取消了。
但能够活着回来见到老娘，比啥都强。
第二天我跟姐夫回村子里，老家人看见我活着回来了都很惊讶。
我回到家，母亲一看到我就抱头痛哭，在我身上不停地抚，摸摸这摸摸那。
母亲是聋哑人，我给她打手势，说我没有死了，我回来了。
她说不出话，但高兴，我一回去，她心里就敞亮了。
大哥已经成家，嫂子是隔壁村的，也是个老实人，这两年是大哥大嫂在照顾老娘。
我回来后，大哥一家就搬到嫂子他们村，老娘就交给我来照顾了。
一等功的荣誉部队撤销了，每年500多块的抚恤金也没有了。
师部两个人送我回来的时候，跟我要回奖章，我坚决没给，他们就自己跑去姐夫家，把放在姐夫那里的立功证书要回去了。
我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们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让姐夫把证书给他们。
我也不是说贪这个一等功荣誉，留下这个奖章我也从来没拿出去过，也不跟人家吹牛，我就是想留着做个纪念。
我这一生，因为被俘的经历打了折扣，但我绝对是问心无愧的。
在战场上我为祖国流了血，我的表现没有问题，如果不是被俘了，我肯定值得这个一等功。
当然俘虏这个事儿确实比较敏感，政府几次来人调查，部队也来调查，这是应该的，我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也不怕调查。
但村里人说的话就比较难听了，从英雄到俘虏，这身份天上地下。
那几年中越一直在交战中，老家每年都有去当兵的，也有立了功回来的，也有成为烈士的。
村里人提到这英雄那英雄的，说到我，他们说我是狗熊。
更难听的话也都有。
我没办法，只有不听，听了我也不跟他吵，他们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不理就完了。
但有一样，我也不怕他们，要是有人跟我打架我也奉陪，非要说三道四的话，我替他们说。
只有一次，事情闹得比较大。
我回国以后，复员分配到了老家林场工作。
我那个队长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他说我们这个林场是劳改示范地，说我进来是劳改的。
我听了肺都气炸了。
我当场就跟那个队长搞起来了，我是准备跟他打架的，被人劝开了，我也就忍了，但我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了。
我有个叔伯哥哥在渔场当厂长，他也是当兵的，转业时是营长，我就申请调到渔场去。
一开始调不走，我说好，我自己去搞。
我去找了林场的领导人、主任，他们就给我办了这个事。我也没告诉那个队长，他还不知道我就把手续给办了。
林场上面的领导也知道那队长讲话不好听，怕我心里有怨言，临走的时候还给我办了一桌酒席欢送，队长气得那天晚上都没有吃饭，酒也没有喝。
我一共在林场干了两年，83年10月调去渔场，日子才过得平静些。
渔场离我家也更近，我回家照顾老娘也更方便点。
老娘有残疾，耳朵听不见，也说不了话，倒也清静，外面这些事她都不知道，我也不会跟她讲，就自己宽慰自己。
经常我会在家里关起门来，穿上以前的军装，把那个一等功奖章戴上，对着镜子看一看。
那一刻我还是挺自豪的，会想念以前的自己。
已经被我摸旧了的一等功奖章
我入伍的时候20岁，在河南军部训练了两个月后就去了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搞基建。
我们一边建房子一边训练，正步走、刺杀、搞格斗。
副班长李玉坤特别严格，我们哪方面训练的不够，他都要加班加点地练我们，所以我们技术也都最好，战时是尖刀班。
我还因为训练成绩好，得过一个三等功。
我在78年刚去的时候就入了团，当时我们连队里一起从沙窝乡去的战友有3个，他们就叫我拿钱去买糖吃，请客。
我说没问题，给了他们10块钱去买糖，那时候我津贴才6块钱一个月，10块钱很多了。
我跟原来5连的战友朝夕相处了一年，感情是最深的，因为打仗我们才分开的。
我被调去了481团3营7连，其他战友也被补充进别的部队，都上了战场。
第一排的排长也牺牲了，这是我知道的。
村里给“烈士何元海”立的碑一直还在。
当时是按老家最高规格修的，两米多高，上面用水泥砌了“革命烈士何元海烈士碑”几个字。
因为我回来，字就被刮掉了，成了一块无字碑。
我回来之前，家里人逢年过节都是去碑那祭拜我，现在变成我自己祭拜自己。
我时常想起来就过去看看，想不开的时候，去那里瞄一瞄，走一走。
我站在那里低头想，自己怎么就成了烈士了，又怎么成了俘虏了？怎么就落到这种地步了，被人歧视。
我自己问自己，问着问着眼泪就来了，也只有自己哭给自己听。
那旁边还葬了一个当兵的，姓连，工伤事故牺牲的，家里人把他葬在了这。
我看看他，再想想我的那些牺牲在越南战场上的战友、我的老班长。
我这个人虽然不走运，好歹还回来了。一个人啊，还是活着回来最好。
我还有老娘在呢，还有一个担子。起码要成个家，生儿育女，这也是个传承的责任。
我在自己曾经的烈士碑前
我和我爱人是在林场认识的，她们村子就在林场山脚下，她家门口是苗圃，栽树秧子的。
我经常去她家挑水，这么就认识了。
她个子高，有一米七四，比我矮不了一点点。
性格也好，读过书，上了高中回来的，讲道理，从来不跟别人红脸什么的，你跟她讲话她才答你，也蛮和蔼的。
她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从小懂事就早，善解人意，家务也做得好。
我跟她讲了我的这些事，她都能理解我。
因为她父亲也当过兵，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
我还把她带到家里，知道家里还有个残疾老娘，她也不嫌弃。
我家那个屋子都快倒了，我自己重新修，她还过来帮我忙，愿意跟我受苦。
这样好的姑娘，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肯定要把她娶回家！
结婚前我没跟岳父详细说过我的事，岳父看了我的退伍证，知道我是正常复员回来的，就同意我们结婚了。
83年，我调到渔场的那一年，我和我爱人就成了家，结婚以后生了一儿一女，总算有个完整的家了。
婚后我跟岳父深聊过一次，我们两个老兵，他给我讲他在战场上的事，我给他讲我被俘的遭遇，岳父也很能理解我。
我老娘96年去世的，84岁，生病走的。
我活着回来给老娘尽孝，给她养老送终了，受什么罪都值得。
老娘走以后，爱人和孩子就成了我活着的唯一支撑。
小孩子渐渐懂事，村里人流传的那些关于我的话，他们也都听说了。
我自己不想跟他们讲什么，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看我脸色不好，也不敢问，家里从来不讲这些事。
嘴上虽然不说，但我心里一直还有一个疙瘩，如果当年我在战场上被战友救回来了，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
为什么战友没有管我呢？
2013年我的老连长陈晓成找过来了，他是我见的第一个老战友。
回国三十年了，我一直没有联系过战友。
也想念他们，非常想，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就是战友，但我心中有压力，觉得配不上跟人家搭腔。
自己把自己给封闭了。
陈晓成是我上战场时7连的连长，我们7连当初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打完仗又撤销了，他后来提干到了师部当参谋，现在也退休了。
他是四川人，特意来湖北找我。我们还有个老战友退休以后在鄂州市公安局工作，连长就是通过他找到我的。
我去了市公安局招待所见连长。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不想见的，见面以后我的表情也不太好，但老连长告诉了我一些事，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
那天我昏过去以后，战友们经过拼命反击终于将敌人打退，开始打扫战场。
他们过来检查我，没摸到我的脉搏，又看我浑身是血，以为我牺牲了。
我们是穿插部队，没有后勤，部队还得执行下一个作战任务，就把我和其他牺牲的战友一起藏在一个炮弹坑里，拿树枝杂草盖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越南兵先来打扫战场了。等部队回来要把遗体送到后方安置的时候，我已经被越南兵带走了。
连长说，在我的位置上确实还躺着一具尸体。战场上残肢断腿的，脸上身上都是血，也无法百分之百分清谁是谁，他们就把他当成了我，上报成了烈士，葬在了凭祥烈士陵园里。
那场仗打得挺惨烈的，我们7连还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那天在招待所里，老连长也宽慰我，让我心放宽一点，活着总比死了强一点，白发人送黑发人就不好了。
我现在回来家也成了，儿女也有了，就别再想了。
想想也是，我接受他的开导。
老连长前后来了三次，还带了记者过来采访，真要讲那段经历，我也没有很热情，就让他们在那儿拍。
后来节目组给我送来一个碟子，我没机子放，再说也没心思看，就一直放着，至今也没看。
我还是经常一个人去烈士碑那里看看，每年过年的时候给它插一根香，自己祭拜自己。
后来要建机场，那一片就搬迁了，我也不用再去了。
村里偶尔还会有人提起我的事，拿这个说笑，但也少了。
时间长了，那场仗都快被人忘记了，谁还在乎这些事！
2019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四十周年，我跟7连的老战友一起去广西凭祥烈士陵园扫墓，给我的老班长向永文，还有“烈士何元海”。
“烈士何元海”墓里躺着的那位烈士，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给他上了三炷香，摆了一瓶酒。
我在凭祥烈士陵园的墓碑
陈晓成连长也来了，给我带了些背心、褂子。
有个武汉的女兵大姐塞给我1000块钱，我不想要，她说既然给了就让我接着。
我想起之前去陈连长家的时候，他就塞给过我1000块钱，我没有要，很可能这1000又是他给的，但我也没问。
从那时起，我跟老家一起入伍的战友也开始有了联系。
我们一起从沙窝乡出去的一共有三十多个人，战场上牺牲了三个，病死了好几个。
我们每年差不多固定能聚上两回，一次是3月16号，我们一起入伍的日子，一次是“八一”建军节。
春节的时候看大家时间，有时间就聚聚，没时间就算了。
老战友们聚一起也就是互相谈谈心，问问身体怎么样，也都上了年纪了。
原先没有手机不方便，现在手机上一通知就都来了。
今年10月10号在武汉，我跟原来的老5连还聚了一次，副班长李玉坤也来了，我们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痛哭。
他是看了媒体报道，费尽周折找到我的，我是他的兵。
当时我们一起，又是施工又是训练那么辛苦，感情很深呐，不是这场战争的话，我们也不会分开。
副班长曾经问过一个被俘虏的越南老兵，说你们打胜了强大的美国人，怎么和中国军人交手，却节节败退？
这个越南老兵说，那是因为你们中国军人不怕死。我们打死了一个美国兵，旁边的一看危险就后退了；打死一个中国兵，你们不仅不退，还全部都冲上来了！
越南兵说得没错，我们在战场上，真的如此，班长牺牲了副班长接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组长指挥。
组长中弹昏迷，我作为机枪手，是最重要的支撑点，我打到重伤昏死过去，副射手搂过机枪再接着打。
那场阻击战，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我荣立个人一等功。
虽然我因伤被俘，一等功被撤销，但战时的荣誉一直都在。
仔细想想，国家政策还是很好的，我正常复员回来，还给安排了工作。
现在我退休了，也有一点退休金拿，每个月国家还给伤残补助1000多块，而且每年还在上涨。
儿女也长大了，我没什么顾虑，心已经放宽了，没得纠结了。
命运就这样，怪不了谁，认命就行了。
联系何元海老兵前，还担心何老兵会愿意讲吗？被俘的经历又该怎么问出口？会不会给他造成二次伤害？
电话接通后，何老兵很大方，也很坚定，一字一顿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没有办法啊，我自己宽慰自己。”
简单的一句话，在一遍一遍的重复中，足以想见这些年他是怎么拽着自己走过来的。
何老兵这一生，有过无上荣光，也跌入过无尽深渊，但他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曾经的一身军装。
帮我们对接上何老兵，一直在关爱老兵和烈属的资深志愿者王勇胜说，何元海是战俘，更是功臣，是英雄。
他曾盛情邀请何老兵到河南聚会，聚会的餐厅主管问王勇胜，这一餐什么规格。
王勇胜说，要超过战斗英雄的规格。
他说，何元海不仅是英雄，还是受了委屈的英雄，我们要在一些细节上还他公道。
聚会的那天，何老兵很开心，王勇胜特别准备了一束鲜花，何老兵一路抱着，辗转了几个城市。
就像何老兵自己说的，他在意的从来不是一等功的名头，只是一份承认，一份公平的对待。
编写： 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