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莹莹：唐代茶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4-12-03 19:30发布于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

作者：单莹莹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12期

陆羽煮茶图三彩俑（图源：新华网）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对晚唐时期的备茶方法、茶具的种类、茶文化成就等方面内容，学界已进行了颇为丰富的研究。细辨考古出土资料，可发现中唐时期墓葬亦出土丰富茶具，过去尚未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本文综合梳理考古出土的唐代各时期茶具，对唐代茶具的产品面貌和使用人群形成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南北朝至唐代对茶文化认识与态度的转变。

本文共整理28处出土茶具的唐代遗址［附表一］，时间跨度始于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止于光化四年（901），大致相当于盛唐至晚唐。遗址以墓葬为主，也包括地宫、宅院遗址，主要具有以下共性：一、反映了茶具使用人群的信息。江苏镇江丁卯桥窖藏、浙江长兴窖藏出土大量银茶具，学界一般认为这两处窖藏是生产作坊遗址，因此仅在讨论茶具面貌时参考使用；二、遗址出土的茶具数量至少大于1件，有组合关系证明它们确为茶具。在唐代长安城遗址、洛阳城遗址和很多唐墓中都出土瓷碗、执壶、渣斗，虽然这些器物可作为茶具使用，但它们亦可作为食器或酒器。如果没有证据显示它们确为茶具，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一、考古资料所见唐代茶具器类组合的变化

根据考古资料，唐代茶具的面貌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段的变化，大致以8世纪末作为界限。

（一）8世纪末之前茶具的器类组合

8世纪末之前遗址出土的茶具类型较为单一，主要有四类器物被认为与饮茶相关：

1.鍑类器物。有些简报称为釜、锅，其用途实为《茶经》所述的“鍑”，故本文统一为此名称。石质，斜折沿、敞口、圜底，口沿处置对称的两孔。有些孔处残留铁锈痕迹，说明可穿金属链条用于悬挂。口径在18－21厘米之间。实例可见如邯郸鸡泽县郭进墓（696）〔图一〕、衡水汇龙中学M1出土石鍑〔图二〕。咸阳底张湾开元天宝年间墓出土石锅亦为同类器物〔图三〕。衡水汇龙中学M1中石鍑与铁三足支架共出，说明此器配合三足支架使用。

〔图一〕石鍑线描图 696年邯郸鸡泽县郭进墓出土

〔图二〕石鍑和铁三足支架线描图唐代中期衡水汇龙中学M1出土

〔图三〕石锅开元天宝时期咸阳底张湾唐墓出土

关于此类器物的功能，可从形制和组合关系两方面来思考。从形制看，鍑与古代烹饪所用的釜器形相同，而后者口径在30－60厘米之间，有学者据此认为墓葬中出土的尺寸小的釜为明器或煮茶用具。而两座唐墓出土的石鍑底部均有烟熏痕迹，可见其为实用器。9世纪的巩义司马家族墓出土的三彩茶具模型中，置于风炉上的鍑与上述器形基本相同，可确定为煮茶器。从组合关系看，邯郸郭进墓中石鍑与黑釉盏、白釉盏共出，衡水汇龙中学M1中石鍑与瓷碗、黄釉执壶共出，出土物均可组成茶具组合。因此，笔者认为这类器物确为煮茶用具。

2.铁铛，即带有三足的鍑形器物，有些简报称为鼎。上半部分呈鍑形，斜折沿，深腹，圜底，沿上有一对立耳。实例见于河南郑州紫荆小区M1〔图四〕和M2〔图五〕（M2出土2件铁铛）、河南郑州漳河路M1〔图六〕、郑州郑纺机社区M37〔图七〕、郑州中原制药厂唐墓、郑州化工厂唐墓。在这几处墓葬中，铁铛多与瓷碗、黑釉釜、瓷执壶等同出，从组合关系看应为茶具。察其形制，铁铛相当于鍑加三足支架的固定组合，可用于煮茶。故宫博物院藏传李公麟《龙眠山庄图》卷中，有两处画面描绘童仆用三足铛烹煮。其中一处画面中，童仆手持长筷于铛内搅动，前方有一名仆人正提水走来〔图八〕。综合画意分析，两处很可能均在煮茶。因此，笔者认为铁铛也是煮茶用具。

〔图四〕铁铛线描图中唐时期郑州紫荆小区M1出土

〔图五〕铁铛线描图中唐时期郑州紫荆小区M2出土

〔图六〕铁铛线描图盛唐至中唐时期郑州漳河路M1出土

〔图七〕铁铛 730年之后郑州郑纺机社区M37出土

〔图八〕宋李公麟（传）《龙眠山庄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3.铁三足鸭首形鐎斗，出土于河南偃师杏园李景由墓（M2603，738年）〔图九〕。鐎斗始见于汉代，盛行于六朝，唐代趋于消亡。吴小平从器形、分布地域和器类组合三方面论证此类鐎斗为煮茶用具。鐎斗的器形、尺寸、材质与鍑和铁铛有相通之处，可将其纳入茶具范围内思考。河南郑州鼎盛阳光城唐墓出土1件相同的鐎斗〔图十〕，容器内放置1件小口瓷壶，与唐代煮茶方式不同，可见不排除其用于温酒等用途的可能性。

〔图九〕鐎斗 738年偃师杏园李景由墓出土

〔图十〕鐎斗线描图初唐时期郑州鼎盛阳光城唐墓出土

4.瓷碗、盏类器物。唐代各时期遗址中，瓷碗、盏类器物多有出土。没有组合关系的碗、盏难以被明确判断为茶器，故本文仅将明确具有茶具组合关系的碗、盏类器作为研究对象。8世纪末之前，能明确判断为茶碗、茶盏的器具以白釉、黑釉、黄釉瓷器为主〔图十一〕，为北方窑场烧造。

〔图十一〕黄绿釉茶碗郑州紫荆小区唐墓M2出土

此外，还有其他器物被认为可能与饮茶有关。如瓷铛，敞口，圜底，一侧置把手或圆环，底接三足，出土于西安韦美美墓（732年）〔图十二〕、李倕墓（736年）〔图十三〕。此器带三足，因此论者一般根据文献命名为“茶铛”。然而，此器口径约10厘米，通高约5厘米，其容量甚至小于常见的瓷碗。因此，笔者认为这种三足器应不是煮茶器，其具体用途有待进一步考证。偃师杏园李景由墓（M2603，738年）出土1双银箸（长27.7厘米）、2件大小不同的银勺，偃师杏园郑洵夫妇合葬墓（M5036，778年）出土1双银箸（长27.4厘米）。有学者认为这两座墓出土的银器也为茶具。姜捷认为西安史思礼墓（天宝三载，744）出土的1件石质螭首流执壶亦为茶具，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其他5件同类执壶亦为同时期茶具。遗憾的是，出土以上执壶的遗址未发表考古简报，无从判断其器用组合情况。

〔图十二〕瓷铛 732年西安韦美美墓出土

〔图十三〕瓷铛736年西安李倕墓出土

综合上述资料，8世纪末之前，出土的唐代茶具主要为鍑、铛、碗、盏，形成以煮茶器和饮茶器为核心的组合模式，煮茶器以三足支撑。茶鍑与烹饪用釜器形相同而尺寸较小，说明茶鍑乃是从烹饪用釜演变而来。根据文献，南北朝至唐代，铛的功能多元，可用于烹饪、温酒、煮茶和炼丹。唐墓中出土的铛乃至鐎斗，是茶具的可能性更大，但不排除作他器之用的可能。这从茶具层面反映了8世纪末之前对茶的利用还受到早期“粥茶法”的影响，是早期饮茶文化在唐代的遗留。

（二）8世纪末之后茶具的器类组合

8世纪末始，过去流行的煮茶器、饮茶器有些仍延续使用，有些则出现调整变化，同时，新的茶具出现并流行开来，组成复杂的茶具组合。

鍑类煮茶器延续使用，至唐代晚期仍然流行。如西安杜华墓（798年）、郑州郑令同夫妇合葬墓（820年）、洛阳伊川鸦岭齐国太夫人墓（824年）、巩义司马家族墓（832年）、郑州高新区绿梅街M20均有出土〔图十四〕。同墓中不见三足支架，说明其逐渐消失。铁铛出土于偃师杏园崔防夫妇合葬墓（842年）、偃师杏园穆悰墓（847年）、荥阳M1，其数量和占比明显少于8世纪末之前。

这一时期，煮茶器逐渐向鍑和风炉的组合发展。陆羽在《茶经》中记录了自己设计的风炉。巩义司马家族墓出土的茶具模型中有3件风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河北出土五代邢窑白釉茶具模型中有1件风炉。从宋代流行风炉、燎炉的情况看，三足类煮茶器最终被风炉取代。风炉结构比三足支架复杂，其对热能的利用及对烟雾的疏导均优于前者。根据《茶经》《十六汤品》，热能和烟雾都直接影响茶汤味道。因此，风炉和鍑的组合替代三足类煮茶器，是唐人对传统煮茶器进行改良的结果，也是饮茶由“茶粥”向更纯粹的品饮发展的物质表现。

〔图十四〕石鍑唐代晚期郑州高新区绿梅街M20出土

白釉茶碗仍然流行，直至唐代末期始终是北方地区的主流茶碗，如北京昌平晚唐墓、河南辉县人民医院M112等均出土有白釉茶碗。据徐莹统计，越窑青瓷的消费地主要集中于产地附近，这与北方地区主要使用北方产茶碗的情况一致。说明各地选用瓷质茶具时，产地的远近是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茶经》指出，青瓷的釉色益茶，故茶碗以“越州上”，“邢不如越”。这种观点对越窑青釉碗的传播有推动作用。北方遗址在8世纪末开始出现越窑青釉碗，如西安杜华墓、郑州郑令同夫妇合葬墓〔图十五〕、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等，表现了官员阶层对越窑青釉碗的追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碗则体现出皇室对茶碗颜色和装饰的更高追求。

〔图十五〕越窑青釉碗 820年郑州郑令同墓出土

在煮茶、饮茶器之外，8世纪末至9世纪出现了新的茶具类型，组成复杂的茶具组合。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包含多类型茶具的组合为西安杜华墓（798年）出土茶具〔图十六〕，由银胆铜鍑、铜火箸、铜筷、银则、银勺、越窑青釉碗、白釉碗、白釉渣斗、白釉执壶组成。对应备茶步骤，其核心仍是煮茶器与饮茶器的组合，增加了具有存储渣滓功能的渣斗，而铜火箸、铜筷、银则、银勺等器具的出现，说明在一个备茶步骤中器具的数量更多、功能更细化。9世纪，更多遗址出土成套茶具及茶具模型，如洛阳齐国太夫人墓（824年）、巩义司马家族墓（832年）〔图十七〕、偃师杏园崔防夫妇合葬墓（842年）、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824－846年）、偃师杏园穆悰墓（847年）、长治屈家庄唐墓M20（865年）〔图十八〕、法门寺地宫遗址（874年）等。出土茶具包括茶笼、茶碾、研钵、茶罗、则、风炉、火箸、盏托、盏、渣斗、执壶等，反映了藏茶、碾茶、罗茶、煮茶、饮茶等更加复杂的备茶流程。

〔图十六〕杜华墓出土茶具组合 798年

〔图十七〕三彩、单彩茶具模型 832年巩义司马家族墓张氏夫人墓出土

〔图十八：1〕茶具组合之一 865年长治屈家庄唐墓出土

〔图十八：2〕茶具组合之二 865年长治屈家庄唐墓出土

总体而言，从出土茶具的角度观察，唐代茶文化大致以8世纪末为分界。在此之前，茶具以带三足的煮茶器和碗为核心，带有唐以前茶文化的遗留痕迹；自8世纪末始，经过茶人改良，三足煮茶器逐渐被风炉替代，同时出现了茶笼、茶碾、盏托等茶具，茶具数量增多并形成复杂的组合，备茶流程趋向复杂，唐代茶文化的新特征由此确立。封演《封氏闻见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成套茶具组合的流行，固然是唐代茶文化发展的结果，但其直接原因或受《茶经》影响。

二、从考古资料观察唐代饮茶人群的社会阶层

在笔者统计的28处出土茶具的唐代遗址中，庶民墓16处，占比最大，其次为官员及家属遗址8处，与皇室、节度使相关的高等级遗址3处，身份不明者1处。此统计结果受考古发掘工作影响较大，发掘的民间墓葬数量必然多于高等级遗址的数量。但是三类遗址均出土茶具，足以证明饮茶风行于社会各阶层。如将性别也作为考量因素，在女性墓中亦不乏精美茶具出土，如杜华墓、齐国太夫人墓、铜川变电站M4、水邱氏墓等，反映了唐代女性的饮茶之风。

不同阶层人群使用的茶具不尽相同，在器类组合、材质工艺方面都有体现。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茶具为皇室成员用具，是唐代最高等级茶具，茶具种类齐全，材质以银鎏金为主，还有玻璃、秘色瓷等，纹饰精美。洛阳齐国太夫人吴氏墓（824年）出土茶具亦以银器为主，包括茶笼、研磨器、提梁罐、提梁带盖锅、鹤首支架、鎏金银盏托、箸，还有1件玉研磨器、白釉碗、黄釉碗〔图十九〕。吴氏是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母、王士真之妻，地位显赫。水邱氏墓（901年）是吴越国王室贵族墓。墓中出土银盏托明器、银执壶明器和秘色瓷碗、“官”字款定窑白釉碗。此三处遗址反映出唐代最高等级茶具均配套齐全，材质以银为主，还包括玻璃、玉、秘色瓷等珍稀材质，装饰精美。

〔图十九〕齐国太夫人墓出土茶具组合 824年

在8处出土茶具的官员遗址中，除白居易退休前位至三品官阶外，其他墓主官阶均在六品以下，属于中下等级官员。官员遗址出土的茶具种类齐全，涉及煮茶各环节，反映出官员与皇室贵族采用相近的备茶流程。茶具材质以瓷、铜为主，亦有银、铁，制作精细。杜华墓、郑令同夫妇墓、白居易宅院遗址都出土有越窑青瓷碗。杜华墓出土有银则、配银内胆的铜鍑和铜鎏金火箸，崔防墓出土有银勺、银箸，穆悰墓出土有银勺，均是较为珍贵的茶具。

从中唐到晚唐，庶民墓出土的茶具始终以煮茶器和饮茶器为主，材质集中于铜、铁、瓷，茶具的器形和材质没有太大变化。如郑州高新区绿梅街M20出土茶具为白釉瓷碗和石鍑，河南荥阳M1出土茶具为白釉注壶和铁铛，即与中唐庶民墓出土的茶具类型相近。

巩义司马家族墓地（832年）出土成套的单彩、三彩茶具模型和陆羽人像模型。墓地由3座墓组成（司马进夫妇合葬墓M234、张氏夫人墓M226、司马仲举夫妇合葬墓M235）。据M234墓志载，墓主司马进是晋室后人，“好道不仕班朝，退身居静，遁迹林园”，“寻师访道，曾不忘疲”，可知其庶民和隐逸文人身份。墓中未出土茶具实物，而随葬的茶具模型反映了文人对饮茶生活的追求。《唐国史补》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庶民墓葬出土的茶具实物虽然简单，但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庶民文人对饮茶生活的追求，和文献所记民间茶人对陆羽的遵奉，反映出《茶经》所倡导的饮茶文化，以更为宏观的方式影响了庶民的生活。

总体观之，唐代饮茶风行于包括皇室贵族、官员、庶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间具有良好的饮茶基础。9世纪，不同阶层使用的茶具在数量和材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绝对，如官员阶层使用了与皇室贵族相近的备茶方式，亦可使用皇室贵族推崇的银质茶具。社会整体的饮茶文化朝更讲究、更精雅的方向发展。

三、对茶文化认识与态度的转变

从考古资料看，唐代茶具的出土地点集中于长江以北地区，反映了唐代北方地区茶文化的兴盛态势，这与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流行区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国志》《世说新语》《晋中兴书》《南齐书》等对孙皓、韦曜、王濛、顾德辉、陆纳、齐武帝萧赜等人饮茶故事的记载，反映了南方士人中相当流行饮茶风气。茶在清谈、待客、墓前祭奠等活动中的应用，显示出士人已将茶与精神和文化世界相关联，反映了南方茶文化发展的高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时期北方人饮茶的记录非常少见。《齐民要术》卷十名为“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记录了北魏以外的物产，其中包括对茶的简要记录。

《洛阳伽蓝记》对南北朝茶事的记载，则反映了南、北双方对茶文化的不同态度。该书载，南齐人王肃入北魏为孝文帝营建洛阳新都，改变吃鱼汤、饮茶的习惯，渐习吃羊肉和酪浆，还将茶贬低为“与酪作奴”，深得孝文帝满意。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效仿王肃专习茗饮，被彭城王元勰斥责，“自是朝贵䜩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反映了北魏统治阶层对茶的排斥。同书记载的另一则故事，讲述中原士人杨元慎与萧梁士人陈庆之争论北朝和南朝谁为正朔相承，他讽刺南朝人道：“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目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鳟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可见其将南人的服饰、语言，包括茗饮在内的饮食习惯，视作南朝的文化特性并持鄙夷态度。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茶被北朝统治阶层视为南朝文化的内容之一，有关茶的争论正可视作南北朝政权“正统”之争在饮食层面上的映射。游牧民族对南人生活方式的排斥，以及南、北朝对“正朔之承”的竞争关系，应是饮茶未能在北方地区流行的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部分游牧民族在内地定居，逐渐习惯农耕生活，饮食风俗与汉族相融合。偃师杏园穆悰墓（M1025，847年）即是反映北方民族融入唐王朝文化的一个例证。墓志记载穆悰为“大理评事依梧之第二子”。《元和姓纂》记载，“代人本姓邱穆陵氏，代为部落大人，为北人八族之首”，“孝文迁洛阳，改为穆氏。以位尽王公，勋著当代”，并依次记载了从北魏至唐代身居官位的穆氏人员，其中就包括穆悰的父亲穆依梧。穆悰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同时期汉族墓葬没有区别。该墓出土三足铁铛、执壶、白釉碗、白釉盖碗、银短柄勺、白釉渣斗，组成一套唐代晚期常见的备茶器具组合〔图二十〕。穆悰“生一纪而终”，去世时年仅十二岁，这套茶具不大可能是墓主人的生前用器，更可能是穆氏家族顺应风俗准备的随葬品。穆悰墓出土成套茶具，与孝文帝等人对茶的排斥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鲜卑族历经几代在唐朝时已接受茶文化。

〔图二十〕穆悰墓出土茶具组合 847年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茶酒论》写经，是唐代对茶文化认识转变的又一例证。学者考证，该文写作于8世纪末9世纪初，茶和酒以拟人化的手法历数各自优点，争论地位高下。酒说道，“自古至今，茶贱酒贵”，以“和死定生，神明歆气”“有酒有令，仁义礼智”“礼让乡闾，调和军府”等，说明长期以来酒在国家和社会礼仪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道出唐代以前酒地位更高的事实。茶主要从社会需求广泛、经济价值高、在佛前的供养作用、有益于人身心健康几方面进行了反驳，侧重于茶对当时人和社会的意义。酒与茶优点的不同侧重，正说明了在唐中晚期发生的变化：茶的地位提升，其经济价值、药用价值、文化价值等受到时人追捧。《茶酒论》表面上写茶和酒各自优点，实则反映了唐代晚期茶地位提升、茶文化受到高度认同的变化。

随着茶文化在唐代普及，茶由“南朝文化”的代表，成为唐王朝的文化代表。《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封演记录了饮茶风俗由南向北的传播过程。在唐代的语境中，南、北都是唐王朝境内的不同地域，而无民族之别。“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说明对回鹘等民族而言，茶已成为唐王朝的物产和文化代表。《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出使西藩，向赞普炫耀茶，而赞普说“我此亦有”，并拿出各地产的茶，体现了双方视茶为先进文化的微妙心理。这与辽代统治者对饮茶风俗的习得、倡导有相通之处。

四、结　语

近年考古工作证明，早在战国、汉代，饮茶已传播至今山东邹城、西藏阿里、陕西西安地区，反映出饮茶风俗向北、向西传播的迹象。南北朝时期，饮茶风俗在北方仍有传播，但北方民族对茶文化的排斥心理亦有存在。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民族渐趋融合，饮茶风俗向北方及西北地区传播，至唐代中晚期遍及全国，茶文化受到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并成为唐王朝先进文化的代表。8世纪末之前，茶具保留有过去饮茶风俗的印迹，器用简单、更注重实用性。唐代茶人改进备茶方法和茶具，至迟在8世纪末形成了特征鲜明、独具魅力的唐代茶文化。饮茶成为全国各地和各阶层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人们在饮茶的物质生活中探求文化意义。此局面在唐代发展形成，奠定了后世茶文化发展的基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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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壹

校审：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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