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金磊感到尤为鼓舞。除了故宫、太庙、社稷坛等古建筑，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中还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等20世纪建筑——这代表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补足我国世界遗产类型是一个巨大进步。
从2014年成立至今，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持之以恒地研究、保护长期以来关注度不够的、极其珍贵的20世纪建筑遗产。2024年正值委员会成立10周年之际，为总结全国建筑、城市、文博乃至社会文化人士对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感悟与经验，委员会秘书处推出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度报告（2014—2024）》（以下简称《年度报告》），日前已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年间20世纪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取得了哪些可见成果？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平衡现当代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对此上海又贡献了哪些经验与智慧？带着上述问题，记者专访了参与本书写作的几位专家学者。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度报告（2014—2024）》书影。
“900这一数字还远远不够”
早在2016年起，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每年向社会推介一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截至目前推介了九批共计900个项目，持续填补了国家文保单位在20世纪建筑遗产类型上的空白。名录上每增添一笔，都让历史有了更重的分量。
900看似颇多，但“对照各地实际，应该保护的建筑数量是远远不够的”。近些年来，委员会也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小城市、西部地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参与了第一批至第九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初审和终评的推介工作，他建议在今后的推介活动中，还需要注意地理和区域分布上的平衡，注意各类建筑或城乡建成环境（住宅、工业、公共设施、工程景观）的多样性，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如1949年前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时期各种因素的调查和评估，尽可能将建成30~50年的建、构筑物在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中进行推介。
建筑遗产的价值判断应该更加综合和多元，不应仅以年代为标准进行苛责。金磊表示，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推介不仅包括许多20世纪晚期的项目，甚至包括一些建成于21世纪的项目，比如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首都国际机场T3 航站楼，这些项目有的于20世纪晚期设计，21世纪初建成，与20世纪建筑有着时代连续性，且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信息和时间，不能囿于建成时间而将其排除在名录之外。近些年来，在单霁翔、马国馨的带领下，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还格外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建筑——不久前，单霁翔等人还从推土机下“挽救”了某改革开放早期的一栋办公楼。
“改革开放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该时期也是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时期，且集中在城市重要地带，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中由于审美观念，经济利益等种种因素，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往往被破坏，例如重庆解放碑商圈，近10多年来历经多次改造后，建筑风格、空间尺度已经完全和世纪之交时大相径庭了。” 重庆大学建筑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陈纲建议，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建筑所规定的“建成30年以上”的限制，并建立预保护制度。被社会和行业公认为历史价值高、历史意义大的建筑，无需受限建成年限，申报后专项审查，评定为历史建筑或者纳入预保护名录，如北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建筑等。”
《年度报告》内页。
当然，要不断完善建筑遗产地图，需要来自政府、学界、行业与公众的合力。《年度报告》刊出的《公众视野下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天津倡议》便提出，除委员会顾问专家外，尤应鼓励社会、行业与公众主动提供20世纪建筑遗产的项目信息，特别是那些亟需采取保护措施的“较低等级”或“未定级”建筑遗产。
用“绣花”功夫保护利用建筑遗产
20世纪建筑并不停留在“旧”，也与“新”息息相关。如何将这些遗产转化为兼具实用性与精神内涵的城市元素，是对设计者与规划者的深刻考验。更新并非替代，而是一场对话——将旧时代的故事与当代需求相融，为未来的城市赋予更深的灵魂与层次感。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在《年度报告》序言中所说：“城市更新不是新一轮的‘大拆大建’，而是涉及城市整体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有效、稳定的考虑和规划，从物质功能、视觉感知、生态平衡、社会认同、精神心理等方面予以充分满足，从而开创城市发展的新局面。”
不过在当下，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常在两极间摇摆：要么是“福尔马林”式的过度保护，要么是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过度商业化。在陈纲看来，建筑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保护是活化利用的前提，活化利用是深层次的保护。在城市建设由“增量发展”转向“存量治理”的当下，要用“绣花”功夫去对待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包括细化历史建筑的评级，不同级别的建筑界定不同的保护标准和利用边界；为建筑建立完备的档案，明确其改造边界，如哪些历史建筑要素应保留，哪些要素宜保留，并且可以采用哪些模式或者方式进行活化利用；不仅要保护建筑本体，也应重视如牌匾、楹联一类的构筑物、建筑空间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关系等。
提到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上海这座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又贡献了那些经验智慧？张松介绍，早在2003年，《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就已实施，确定了上海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国内率先提出成片保护概念，成为国内首个将历史建筑保护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的城市。于2003~2008年担任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副局长的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伍江当时分管历史风貌保护工作，他提出“保护历史的同时允许创新，但新的在体量上、高度上、尺度上不能跟旧的打架。”
2007年，当许多人对城市的期待还停留在越来越高的建筑、越来越宽的街道时，上海将中心城区内144条道路和街巷列为风貌保护道路，其中64条风貌道路为“永不拓宽”的道路，不允许做出任何形式的拓宽，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尺度都要保持历史原貌。这64条道路中，有31条在梧桐夹道、浓荫蔽日的衡复风貌区，这里有个星型放射状路口，淮海西路、武康路、兴国路、天平路、余庆路五条马路在此交汇，状如巨轮的武康大楼就处于星型放射状路口的圆心。
这座建于1924年的砖红色八层建筑是上海最早一批现代化高层公寓，是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的早期作品。作为一栋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武康大楼的外立面继承了巴黎“水刷石”的风貌，同时也采用了浪漫主义风格的红砖。大楼分别于2009年和2019年进行了保护性修缮，期间，多次邀请专家到现场对每一块转、每一处装饰细节都进行了详细考证和研究，如修补后的清水砖墙上的纹理，都细化到要求按雨滴在墙面下落效果处理为竖向纹理，从而再现这一经典建筑的原有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这次大修，武康大楼成为上海首个试点历史建筑修缮、旧住房改造和高空坠物整治“三合一”的大楼，并增设了房屋安全管理的信息监控系统，任何的沉降、变形、墙体割裂，管理部门都能及时掌握。同时，不对这栋老建筑进行物理改变，也是楼内居民一贯的保护理念，不仅连窗框、门把手都原样保留，不曾更换，甚至空调也坚持安装窗式而非挂壁式，都是为了防止对大楼墙面产生影响。如今，这座造型独特、气质超群的大楼已经成了现象级的流量担当，漫步武康大楼，人们可以在“国潮风”的店铺里品尝网红雪糕，可以在怀旧感强烈的咖啡馆小坐，或走进音乐书店听听黑胶唱片……中西合璧、亦古亦今。
《繁花》带来的遗产保护新解
去年年底，热播的电视剧《繁花》一下子激活了上海市民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记忆。繁华的黄河路，李李经营的“至真园”原型“苔圣园”，汪小姐上班所在的外滩27号，阿宝常住的和平饭店这些现实中存在的城市空间成了火热的“网红打卡点”。在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副教授孙昊德看来，这种“虚实互嵌”的建筑阅读与具身体验，不失为未来遗产保护提供一种思考的新解。
在王家卫的电影美学体系下，极具特色、风格多元的上海城市风貌以实景和布景结合的方式艺术化呈现。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黄河路并非是在实地拍摄，而是在松江车墩影视基地（上海影视乐园）对这条街做了布景复现。“基于上海广播电视台等提供的大量影像纪实，布景得以恰当还原90年代街道和建筑的尺度。模仿的形态、霓虹照片的呈现，成为基于现实的严肃想象，黄河路成为各种镜头语言下光怪陆离的空间蒙太奇。”
由于现实中的黄河路已不复当年盛景，这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再创造似乎比现实更能链接起大众的记忆。“从故事投射到现实中，剧中真实的‘地点’成为可循的目的地，观剧者会惊喜发现自己似乎真的置身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现实为虚拟场景提供了沉浸式体验。” 孙昊德说，高品质且考究的《繁花》布景制作与拍摄模式，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公众对于建筑形象的重读与再创造进一步强化了建筑记忆。
络绎不绝的游客固然让人惊喜，但也有学者担忧，浮光掠影的打卡过后，有几人真正了解了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孙昊德认为，利用虚拟现实媒介将建筑遗产信息化、文本化、交互化，有助于推动建筑风格、技术和背后故事的大众普及。同时，结合可视化技术，塑造更沉浸式的建筑体验也称为新的消费和认知场景。比如孙昊德的科研团队正尝试利用历史研究结合游戏引擎，带动更多年轻人介入到建筑遗产的保护中，以虚实互嵌的技术手段回到建筑工程实践，尤其遗产的再利用。借助例如UE5引擎和穿戴设备等，人们可以更“真切地”穿梭到建筑内部，看到建筑不同历史时期的样貌，提供更具沉浸感、信息更丰满的建筑阅读，而对于多方的专业技术团队来说，虚拟模型成为合作的可视化平台和建筑信息的输入平台。
从城市文化层面看，将建筑文本化，是将凝固的城市记忆重新激活的过程, 勾连着个体与城市的深层认同。他认为，在逐步成为日常的“虚实互嵌”体验模式下，建筑形象将无法回避地成为一种大众阅读的文本。面对城市更新进程中的现当代建筑遗产，需要挖掘和抽取，并延续其风格和视觉形式的“原型”，而非异化其形式语汇，从而得以激发对于城市记忆自觉、多元而公共的参与。
作者：彭丹
文：驻京记者 彭丹图：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编辑：李扬责任编辑：江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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