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阅读手记|一二三木头人


      钱穆《师友杂忆》忆及当年长沙临大在南岳山中住宿,南来教师越来越多,最后一室四人互相择定后,“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今日儿歌曰:“一二三木头人”。联系起来颇令人莞尔。





      又,近些年来,木头人亦越发多,此一时彼一时,木处各不同。本月读书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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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合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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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美)墨磊宁著,张朋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2024年1月第5次印刷。


很好读的一本书。在中西文化差异化的背景下,审视中文在打字机时代下的尴尬处境,是这本书颇吸引人的一个点。和所有的字母文字不同,要将庞大的汉字库,纳入一个小小的打印机盘中,是数百年来,横亘在无数打字机发明家前面的巨大鸿沟。书中梳理了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拼字法、常用字法、代码法各自的路径和最终无一例外面临的失败结局。而1948年前后,著名的语言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畅销书作家林语堂的第一台明快中文打字机,尝试了输入式的解题思路,在人机互动上开拓了一个新的篇章,无奈在时局的变动下,被束之高阁。这些打字机的发展背后,是一个更为极端的认知:中文不能适应打字机,或者说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而不是反之,打字机不能适应中文。在这样的认知下,想想当年的最高层的汉语罗马拼音化的思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随着中文计算机的出现,打字、搜索、录入的实现,让中文输入走出了一条迥异的发展道路,科技终于没有成为压死中文的稻草,反而成为拯救中文的诺亚方舟,也算是幸甚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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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讲中国神话

闻一多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很好读,又装帧漂亮的一本小册子,收录闻一多九篇关于中国神话的著作。有长有短,有成篇有未定稿,大体是当年讲课、研究的产物,没有定本,坊间一搜有各种篇数的本子。这一册中关注伏羲、龙凤、高唐神女、东皇太一等上古神话人物,亦考证九歌缘起,考证司命、端午、神仙种种,从先秦典籍、诸子百家中寻找蛛丝马迹,旁及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在彼时代中委实有开创之功。其间对神话起源、民族图腾、民俗演变都有所敷衍。在这收录的所有神话研究中,闻一多抓住的一条最主要的符号就是“龙”。从各个部族图腾的融合,到不同支系包括黄帝、禹、匈奴、祝融的发展变化,从伏羲女娲图腾的原型,五行符号的最初所指,到端午节的最早来源。凡此种种,旨归处都在龙的雾气蒸腾中,算是一个核心脉络,对我辈感知远古神话也算是有了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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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杂论

闻一多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11月第1版第5次印刷。


作为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闻一多这册成书于1930年代的著作,具有开拓性质。是从传统诗论走出的,以诗人角度看待、研究诗歌,读来流淌的蓬勃的激情让人动容。对初唐四杰、李白、杜甫的开创性评价,在今日已成主流认知,亦证明其眼光的前瞻性。在杂论中,作者对道德品质的关注,国家命运的焦虑亦展现无遗,其人格特点真是跃然纸上。可惜的是,品评人物篇幅实在过少。书后另附有大半本附录,收录研究时人诗歌作品的评价,外国诗歌的翻译,特点亦一以贯之。不知道初版本是否就是如此编排。书籍装帧亦佳,这套“民国大师经典作品集”,看来亦有全数收藏之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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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修订本)

王汎森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在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虽然颇有些时日,孤陋寡闻如我辈,隐约只听得“大禹是条虫”,还有鲁迅《故事新编》里头的编排,油然生嗤之以鼻之心,进而嘲笑之,跨越之,埋葬之。但此中来龙去脉却不甚了了。王汎森先生从古史辨的大量资料中,厘清了胡适、崔述、孟姜女研究、反传统的时代思潮对古史辨运动的影响。其中,作者特别关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顾氏提出“层累造成说”的影响,甚至溯源到晚清今文家的思想衍变。读者大体上是能够看到千里来龙结穴于此的缘由。这中间对刘歆的批判,“本意尊圣”,却直接造成六经信史的颠覆,先秦诸子信史的幻灭,此中因缘际会也是一目了然。而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等人拾起疑古旗帜,毅然抛却“本意尊圣”的本体,旨在拆散传统的道德、文化谱系,欲让现代人有一全新的基础,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检讨其中盲点,作者也指出,运动把书的真伪和书中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得失寸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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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增订本

闻黎明  侯菊坤编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作为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篇系列,闻一多的年谱收录资料可谓翔实。举凡宣言、函电、演讲、笔记、报刊、档案、日记、回忆,目之所及,尽收罗其中,对有兴趣了解闻一多生平的人,裨益良多。上卷收闻一多入学、出国、归国任教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经历。其中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四月间,随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两千六百里,由长沙到昆明的六十八天,逐日在年谱中记录,日记、同仁和学生回忆、报道,让人看到一个具体而生动的被史诗所掩盖的西迁故事。在这样的记录中,一个少年时候就积极参加社会事务,满腔爱国热忱,又与同侪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慢慢显露。上卷到1938年止,彼时闻一多四十岁,距离遇刺身亡不过七数年,刚烈命运,少年时,其实亦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