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塔尔是一座分裂的城市。这座城市有两套邮政系统、两个汽车站、两支消防队、两所综合性医院、两家电力公司、两支足球队、两个垃圾回收厂和两家热门夜总会。它们泾渭分明地服务于这座城市的两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约占44%）和克罗地亚族（约占49%）。
两个族群的界线分明，沿着城中一条南北走向、与内雷特瓦河平行的大道形成事实上的分界线：波什尼亚克族居住在分界线以东，克罗地亚族居住在分界线以西，而大多数塞族人已经逃离此地。
这条分界线曾是战争期间的前线，沿途随处可见弹孔和废墟。尽管分界线早已失去原有的军事意义，但过往的历史仍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心中。时至今日，两个民族的居民依旧很少越过这条界线，甚至有许多年长者再未去过对方一侧。这就是几乎所有公共设施都有两个的原因——每边一个。
不过，我后来得知，有一个例外存在：莫斯塔尔唯一的大型购物中心坐落在克族一侧。有时，一些追求时尚的波什尼亚克女孩会跨过分界线，去购物中心里的ZARA购买新款服装。
南斯拉夫解体前，莫斯塔尔是巴尔干地区民族构成最为均衡的城市之一，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各大约占人口的35%，而塞族占19%。1992年4月，波黑宣布独立后，由波黑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开始围攻莫斯塔尔。起初，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联手抵御塞族的进攻。但当塞族军队撤出后，这两个昔日的盟友在莫斯塔尔爆发了更为血腥的内战。
接下来的近一年的时间里，波什尼亚克族所在的东岸处于持续的围困之中，毗邻分界线的老城成为克族炮轰的主要目标。当战火最终平息时，包括莫斯塔尔的标志性老桥在内的许多古建筑已成为炮火的牺牲品。我在一部拍摄于战争时期的纪录片中看到，那时的莫斯塔尔老城区就像二战后的德累斯顿，化为一片废墟。
这条分界线就像一条长长的刀疤，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痕。作为分界线的大道仍有两个名字，分别反映了两个民族对那场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波什尼亚克族称它为“民族革命大道”，而克罗地亚族将其称为“克族保卫者大道”。
这两个族群共处一城，却维持着各自的边界。分界线仿佛某种隐喻，揭示了莫斯塔尔乃至整个波黑，为何至今仍陷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
公寓的阳台十分宽敞，俯瞰一座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我时常站在阳台上，眺望老城的天际线，任由思绪在宣礼声中飘荡。
一天早晨，我与埃斯梅尔在清真寺门口碰面。他是波什尼亚克族，也是一位热心的业余历史学者。最初，他只是谈着莫斯塔尔的历史，也乐得让我知道这座城市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辉煌。不过，当我们步入清真寺，来到后面的墓园时，他的心情一下子变了——他作为波什尼亚克族的情感被唤醒了。
他指着那一排排墓碑，让我留意上面的时间。这些安息于此的年轻人大多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们的生命都在1993年戛然而止——那是克族与波什尼亚克族冲突最激烈的时期。我发现，一些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逝者的肖像照。照片中的他们面带宁静的笑容，仿佛对自己未能充分展开的生命已经释然。
“1992年至1994年间，莫斯塔尔的波什尼亚克族实际上经历了两场战争。”埃斯梅尔讲述道，“起初是塞族从东面发起进攻，接着是克族从西面发起进攻。对我们而言，第二场战争尤为致命，也带来了更大规模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1994年，埃斯梅尔只有六岁，与他的母亲和哥哥住在离这座清真寺不远的地方。他清晰地记得，那年春天，一群候鸟在清真寺的上空徘徊，似乎在寻找它们曾经安家的地方。由于清真寺周围已经被炮火摧毁，那些候鸟只能无助地盘旋，搞不清家在何处，更想象不出在它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埃斯梅尔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带来战争可能爆发的消息。那时，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已经开战，而波黑刚刚宣布独立。街上人心惶惶，人人都感到山雨欲来。莫斯塔尔的一些塞族居民似乎得到了风声，开始匆忙地收拾行李，离开这座城市。
当塞族军队从东部的高地上大兵压境时，住在莫斯塔尔东部的波什尼亚克族和克族人纷纷逃亡。埃斯梅尔的姨妈一家在山里躲了十四天，终于沿着小路逃到了莫斯塔尔，投奔埃斯梅尔家中寻求庇护。她当时并不知道，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悄悄逼近。
起初，克族人和波什尼亚克族团结一心，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各自为战，两个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更为强大的塞族。但克族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计划。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建立一个由萨格勒布主导的联盟。”埃斯梅尔解释说，“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与塞族人一道分割波黑。”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波黑必须首先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因此，在冲突初期，他们与波什尼亚克族合作，共同应对形势。”
在埃斯梅尔看来，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大克罗地亚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想吞并波黑这片土地。在他们的认知中，波什尼亚克族是一个虚构的民族，不过是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
早在战争开始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就曾秘密在铁托的伏伊伏丁那狩猎小屋会晤，商讨分割波黑的计划，决定将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分别纳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疆域之内。
“但棘手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划分莫斯塔尔。”埃斯梅尔说，“因为莫斯塔尔正好处在夹缝地带，西面以克罗地亚人为主，东面以塞尔维亚人为主。”
经过一连串的秘密策划，克族和塞族达成了共识，以莫斯塔尔东部的主要商业街——铁托元帅大道作为分界线。这一决定意味着整个穆斯林老城区将处于克族的控制之下。当时，大部分波什尼亚克人对这些秘密协议一无所知，仍然相信自己和克族人有着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反对塞族的扩张，获得自治权。
根据这些秘密的安排，塞族军队撤退到了莫斯塔尔以东二十公里处，而克族领导人在莫斯塔尔建立了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权。市内开始设置路障，波什尼亚克族居民的自由出入受到限制。接着，种族清洗开始了。住在克族聚居区的波什尼亚克人被集体驱逐或是送入集中营，他们的房子和家当化为乌有。
埃斯梅尔带我离开清真寺，坐上他的二手汽车，车就停在一栋废弃的房子前。我们驶出莫斯塔尔城区，来到内雷特瓦河畔的郊外，那里有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小村庄。路边有一栋简朴的平房，是战争纪念馆。一个满脸胡茬、面有病容的老人拿出钥匙，为我们打开门。
“他以前是军人，现在是纪念馆的守门人。”埃斯梅尔解释说，“这是我们波什尼亚克族集资修建的民间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
“所以不是官方的？”
“不可能是官方的。莫斯塔尔议会里的克族人永远不会同意为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战争纪念馆拨款。”
墙上挂满照片和展板，橱窗里陈列着波什尼亚克士兵使用过的武器和遗物。房间内的空气有些滞闷，好像很少有人进来参观。近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我能感到这段历史正在渐渐变旧，蒙上尘土。
我在一张照片前驻足。照片中是几位身着迷彩装的波什尼亚克士兵——他们身材瘦削，眼窝深陷。
“这位是波什尼亚克族的军事指挥。在战争爆发前，他是一名兽医，专业是帮助牲畜分娩，但在战争中却要学习如何杀人。”埃斯梅尔说，“你知道丛林法则吧？如果不想被人杀，就要先杀死别人。”
“他看起来非常疲倦。”我评论道。
埃斯梅尔点了点头，说：“想想看，克族人可以通过萨格勒布无限制地获得物资，而我们则腹背受敌，补给线必须穿过塞族控制的区域，只能在夜间冒险走小路。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的食物、水、燃料和医疗物资都极度匮乏。我们不仅面对种族清洗的威胁，还得在生存的压力下挣扎。”
我问埃斯梅尔，战争是否影响了他的童年生活。
“孩子不像大人那么苦。”他说，“压力全在我母亲身上。”
他接着告诉我，他的父亲后来被俘，并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那个集中营位于莫斯塔尔以南不远处。在当时克族控制的黑塞哥维那地区，有将近六十个类似的集中营。
我对埃斯梅尔说：“1990年代的欧洲竟还存在着集中营，这实在难以置信。”
“但这是真的。”埃斯梅尔说，“人类嗜杀的手段代代相传。”
他告诉我更多的细节。他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待了一百四十五天，体重减轻了三十公斤。他被迫喝尿、吃鞋油、啃食草皮，真正的食物几乎没有。战争结束后，他的父亲回到家里，埃斯梅尔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了。
后来，我读到英国战地记者艾德·武里亚米的文章。他在集中营里目睹了三十个形容憔悴的男人被要求在三分钟内喝下滚烫的稀粥。他们的手臂已经瘦成铅笔般的棍子，手肘和手腕的骨骼仿佛锯齿状的石头向外突出。
“他们还活着，但已人格贬值、身体衰败、肉体腐朽，彻底丧失了尊严。”武里亚米写道，“他们空洞的大眼睛犹如刀片一般紧盯着我们。”
和很多当年的战友一样，埃斯梅尔的父亲始终没有从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患有各种慢性病，却固执地拒绝服药。到现在，他每天要抽三包烟。”埃斯梅尔说，“他的一些战友，战后就开始借酒消愁，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
此时，那个满脸胡茬、面有病容的老人再次走进房间，为我们送来两杯波斯尼亚红茶。他小心地将茶盘放在一把椅子上，脸上的忧郁和病容融合在一起。埃斯梅尔同他交换了几句话，老人随即朝我含笑点头致意，然后慢慢退出了房间。
“我刚才跟他说，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专程来这里探访和了解我们的历史。”埃斯梅尔说。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得点点头，继续翻着手上的笔记本。然后，我问起埃斯梅尔自己的经历：他是在莫斯塔尔出生、长大的，他第一次穿过分界线是什么时候？
“我就在分界线附近长大。”他回忆说，“1998年，也就是我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瞒着父母穿过了分界线。我不知道分界线另一侧的样子，充满了好奇，所以决心过去看个究竟。我知道，只要我保持沉默，没有人能单凭我的外表判断出我是波什尼亚克人还是克族人。”
“语言真的会有那么明显的差异吗？”我问。
“语法基本相同，但某些词汇的使用偶尔会泄露一个人的族群身份。”埃斯梅尔解释道，“不过，只要我不长篇大论，一般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
埃斯梅尔溜过分界线，进入克族一侧。他震惊地发现，那边是一派繁华的景象。一切都显得如此热闹，街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那里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甚至看不出有任何战争的破坏痕迹。
可是，就在不远的对面，分界线另一侧的世界却是一片萧条。房屋倾圮，商店紧闭，荒草在废墟中生长，偶有树木点缀其间。到处都能看到弹片深深嵌入泥墙之中。人们衣着破旧，行走在老城泥泞的街道上。
埃斯梅尔很快就意识到，即使他一言不发，也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克族的孩子们都穿着耀眼的新耐克鞋，而我脚上踏的，却是一双沾满污泥的破旧球鞋。”
对埃斯梅尔来说，那次越界的经历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对世界有很多天真的设想。我从小就在穆斯林区的废墟中长大，以为所有人的成长环境都和我一样。我本以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从不会去质疑‘这是真的吗’或者‘为什么会这样’。直到我亲眼看到了另一侧的世界，我才猛然意识到，战火主要发生在我们这一边，波什尼亚克族才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高中时，埃斯梅尔进入了莫斯塔尔唯一一所族群混合的学校，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一校两制”的环境中：学校内部分别为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设立了独立的教室，开设了各自的课程，两族的学生仅在课间如厕时有短暂的交集。
起初，他常与克族的孩子们发生冲突，但渐渐地，他们学会了和平相处。埃斯梅尔意识到，波什尼亚克族与克族之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非常微小。
我也在书中读到，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小——他们讲同一种语言，有相似的容貌，享受相同的美食——以至于一些研究南斯拉夫内战的学者不得不引用弗洛伊德的“对细微区别的自恋”来解释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
然而，时至今日，莫斯塔尔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分离的。战后出生的年轻人通常只与自己族群的人交往，虽然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却很少有共同的生活经历。
在政治层面，相同的民族政党仍然控制着国家和地方政治。为了维护权力，他们学会了如何操弄大众情绪，而煽动民族主义、制造分裂始终是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
“在某种程度上，战争期间的分裂并没有随着和平而消散，反而变得更为严重。”埃斯梅尔说，“这已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分裂，而是根深蒂固的心理分裂。每次跨过那条分界线，都会刷新人们内心的隔阂。”
大学毕业后，埃斯梅尔工作了三年，然后选择辞职投身于他现在的事业。他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也深知保存历史真相的意义。作为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使命感，让他对正在做的事情坚定不移。他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仅是莫斯塔尔或者波黑仍然分裂，而是整个世界都在分裂。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和美国蠢蠢欲动，而全世界对波黑的问题越来越漠不关心。在这种大环境下，波黑的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故意淡化甚至否认历史。”
“他们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问。
“分裂波黑。”埃斯梅尔斩钉截铁地说，“就像1990年代波黑战争爆发时一样。”
我问埃斯梅尔，对于他个人而言，战争的记忆是否成了一种负担？他是否考虑过让自己稍微放松下来？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清了清嗓子：“有人说，如果没有遗忘，人生会变得不堪承受，但我就是忘不了。战争就像一条阴魂不散的大灰狗，始终跟在你身后。每当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父亲，往事就会历历在目。国家目前的局势也在不断地提醒你，历史有可能重演。作为波什尼亚克人，我所能做的，就是保存这些记忆，将它们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像你一样的外人了解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回应道。
我拿起茶盘上的波斯尼亚红茶，轻轻抿了一口，随即又抬眼望向四周。这一刻，房间里那些照片和展板的含意似乎变得更加清晰：波什尼亚克士兵的疲惫面孔，集中营战俘的瘦弱身躯，化为废墟的建筑，被炸毁的奥斯曼老桥，躺在瓦砾堆中的尸体，还有冒着狙击手的炮火在河边浣衣的妇女。
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战争纪念馆，坐上埃斯梅尔的二手车，驶回莫斯塔尔城区。埃斯梅尔说，他最后还想带我去分界线附近，亲眼看看那些废墟。
我们跨过内雷特瓦河，驶上一条宽阔的街道。这条大道就是莫斯塔尔的分界线——道路西侧属于克族区，道路东侧属于波什尼亚克族区。
进入市中心，两旁的废墟开始映入眼帘。埃斯梅尔告诉我，这些曾是公寓、银行和办公楼的建筑，在战争初期遭到摧毁，后来成为双方狙击手的藏身之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伫立在那里，宛如一件件巨大的现代艺术装置，被刻意留在城市之中。
我们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最后兜兜转转，来到附近一座波什尼亚克族的住宅区。我看到一栋五层的公寓楼，墙面密布着弹孔，仿佛一张麻点斑斑的脸。楼下两层已被炮火摧毁，窗框扭曲变形，墙皮剥落，裸露出混凝土和钢筋，然而中间一层竟然还有人家居住——窗外挂着空调外机，合着百叶窗，掩着白色窗帘。显然，没有人想被看到住在这样的地方。整个公寓楼已经形同废墟，但正是这种脆弱的结构，让楼上的这个房间显得那么坚实——比战争更让人心碎的坚实。
“是什么人住在这里？”我问埃斯梅尔。
“就是这房子的主人。”
“他们没搬去别处？”
“如果没钱买新房，他们就无法搬走。”
“政府不提供修复资金吗？”
“虽然有一些修缮的预算，但是那些钱大多数都流进了官员的口袋。”
这时，我注意到临街墙面上的涂鸦，看起来像是龙飞凤舞的字迹。埃斯梅尔向我解释，那些涂鸦实际上是一段对话。
上面一行写道：
“谁来给我们修房子？”
下面有人调侃地回答：
“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傻瓜修房子？”
沿着这条狭长的街道，我们继续前行，偶尔在某座废墟前驻足。废墟还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人去打理。埃斯梅尔特意搜集了一些南斯拉夫时代的老照片，好让我了解这些地方曾经的风貌。照片中的街景是南斯拉夫辉煌岁月的见证，可最终，曾经和睦相处的人们却选择用民族主义的怒火焚毁一切。
我们路过一家小餐馆。它的两侧已成废墟，餐馆却独自夹在中间，像在开一个波黑式的玩笑。显然，这家房屋的主人自己出钱，修复了自家的部分，并开设了这家餐馆。我真想进去坐坐，在这种连米其林都无法提供的环境中吃上一顿，但又担心房子随时可能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