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708( 2016) 01 － 0033 － 14
一、引 言
1979 年春季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越两国之间爆发的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及性质，中、越两国各执一词。中国方面通常认为，中国在越南统一之前给予其大量的无私援助，而越南政府反而在统一后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大肆推行反华排华侵华政策，在华侨、边界等问题上进行“无理挑衅”，并在 1978 年与苏联结盟之后发动了入侵柬埔寨的战争。为了打击越南的“嚣张气焰”，防止越南继续挑衅，中国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因此，这场战争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方面则认为，中国在越南仍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就单独与美国媾和，并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对越南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 在此前提下，中国对越南的“领土野心”最终引发了这场战争。但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在“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前、甚至是邓小平访美之前就已决定并多次公开发表声明、甚至是直接向越南政府发出警告: 若越南继续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继续推行反华排华侵华的政策，中国将采取行动给这个“地区霸权主义”予“应得的惩罚”。
但直至此前不久，人们对与战争有关的另一些问题仍心存疑惑。1979 年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月，中、美两国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在联合抗苏等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双边事务上达成了一致; 而且，邓小平在美期间，多次在公开讲话中以十分强硬的语气向越南发出警告。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是否将“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之设想提前告知美国，并与美国进行了协商? 如果双方就此事进行了探讨，美国对中国即将“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想法持何种态度? 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对战争又做出了何种反应? 美国的立场及反应对战争的进程、结果产生了何种影响?
怀揣上述问题，笔者对当前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搜集和梳理。除了一些纪实性质的书籍和曾参与战争的原中国军方高层人士在相关回忆录中对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般性介绍之外，国内学界对 1979 年这场战争的关注并不多，相关的学术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姚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一文中进行了这种尝试，但其研究仅对战争期间相关各方的反应进行了十分简洁的介绍，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中共中央党校的宫力教授较早地关注了这一事件，其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以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回忆录为依据，研究也相对较全面，大致展现了战争期间的大国互动关系，但限于当时相关档案资源的可利用性，其在文中既未清晰展现出 1979 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此事的探讨细节，亦未对“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的决策过程及所做出的反应进行详细分析。除了上述二者之外，国内关注此事件者寥寥。
国外关注这场战争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占了较大比例。在这类论著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录了 1978 年 11 月他和邓小平的会晤过程，其中描述了邓在会晤过程中曾提及“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问题，但他仅谈到了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并未提及美国可能的反应; 布热津斯基大致还原了美国对“对越自卫反击战”做出反应的决策过程，但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仍不甚明了; 此外，美国前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 在其回忆录中对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仅是一笔带过，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除了回忆录外，此前关注此主题的海外研究者大多利用当时的事实报道，集中于对战争爆发的单一因素或综合因素进行分析，或者集中于对战争的结果或影响进行分析; 最近几年出版了几本较为详细地论及这场战争的专著，其中有学者从中国的角度、主要利用中方的档案文献对战争爆发的背景及邓小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但极少有学者利用美国的档案进行论述。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研究者从美国的视角出发，研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及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对战争持此种立场之原因以及美国的立场对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归根结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或与美国的相关档案解密状况存在某种程度的关系。
2013 年秋冬之交，美国政府印刷局(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先后整理出版了 5 卷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下文均简称为“FＲUS”) ，其中一卷关于 1977 ～ 1980 年的美国对华外交与中美关系( 第 13 卷) ，另一卷则关于 1977 ～ 1980 年的美苏关系( 第 6 卷) 。这两卷档案不仅包含了 1979 年年初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内容，还包含了在随后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政府内部探讨应对战争之策的过程、战争期间美中、美苏及美国与其他相关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在充分利用上述档案的基础上，还将辅以笔者所搜集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卡特总统图书馆的相关档案以及来自“解密档案参考系统”( Gal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下文简称为“DDRS”) 和“解密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ProQuest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下文简称为“DNSA”) 等数据库中近年解密的相关档案，对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中美领导人就此事的协商过程、战争期间美国的立场和反应、以及美国的应对之策对时局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二、战前中、美两国的一致与分歧
随着 1970 年代越苏关系的日益密切和中美关系缓和的深化，原本处于友好状态的中越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开始在对外宣传中指责对方“谋求地区霸权主义”，并在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 此外，两国都开始增加了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 1978 年 12月———越南在与中国的“头号敌人”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条约一个月之后———越南出兵占领柬埔寨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切身感受到了越、苏势力的威胁。为了威慑越南，以防其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中国高层开始考虑对越南在边境地区“袭击中国公民、抢占中国公民财产的挑衅行为”采取“自卫性行动”。
在中越关系日趋恶化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之后，终于 1978 年底获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决定于是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美国东部时间 15 日晚上 9 点) 同时宣布于 1979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建交公报》如 1972 年《上海公报》一样，实际上再次确认了两国进行战略性合作的目标，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阶段，邓小平在接待日本友人时表达了访美的意愿; 卡特总统了解到这一信息之后，指示美方代表、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 邀请邓小平于次年 1 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接受了邀请，将访美日期定于 1 月下旬; 后经双方商议，一致决定将出访日期定于 1 月 28 日( 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
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为双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开辟了道路。在建交谈判结束之后，中、美两国采取相似立场，试图推动联合国通过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 由于苏联的极力反对，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进展缓慢，举步维艰。在此情况下，中方曾通过驻美联络处提及“中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的问题，就此征求美方的意见; 美方对此持谨慎态度，仅指出“这种冲突将会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后果”。考虑到保密性和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决定在中美领导人峰会时再行讨论。
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进行了 2 天 3 次正式会谈。在此次访问中，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问题是邓小平欲与卡特协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因此，邓小平在 28 日应邀参加布热津斯基的家宴时就向国务卿万斯( Cyrus Vance) 表达了希望与卡特总统就“印度支那问题”进行专门性协商的愿望，万斯承诺进行安排。邓小平和卡特的第一次正式会谈被安排在邓抵达华盛顿的次日( 29 日)上午。在会谈伊始，双方决定将首日会谈的议题集中于世界范围内重大的国际性和地区性事务，次日的会谈议题则主要关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
苏联及其盟友越南的对外政策在中、美领导人会谈中所占的篇幅最大。针对卡特对苏联军事力量迅速增长的担忧，邓小平重点介绍了苏联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并特别强调了近期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政策。邓在提到越南时，开门见山地指出，越南百分之百是“东方的古巴”;如果中、美两国不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将很快超过古巴，因为其拥有的军事潜力远超古巴。邓小平有意强调越南的威胁，显然是为其后提出“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埋下伏笔。随后，邓小平表达出对越南担忧的战略层面原因: 越南和苏联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为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和苏联在伊朗、阿富汗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推动了苏联构建“亚洲安全体系”( Asian Security System) 梦想的逐步实现; 而且，越南在与苏联结盟之后占领了柬埔寨，这将进一步扩大苏联的势力。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看不到缓和的任何可能性”，“国际形势正在一天天变得紧张起来”。邓小平随之提出了应对这种“紧张形势”的药方，即“西欧、中国、日本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发生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尽管“中国并非提议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但认为必须以双方的共同立场为基础“采取协调性的行动和必要的措施”，这样才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否则，形势可能会日趋恶化。
在此次会谈中，邓并未明确表达“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但在当日下午的第二轮会谈中，双方花了近一个小时专门就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进行了协商。邓小平在强调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之后，进一步阐述了该地区局势的危险性。从战略上看，越南现在已完全被苏联控制，其初步计划是建立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联邦”; 在胡志明的计划之中，这个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不仅仅包含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三个国家，还将包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为此，越南修建了众多新的现代化空军和海军基地，号称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如果越南的行为不被制止，它可能进一步导致东盟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成为可被苏联利用的“薄弱环节”; 此外，越南还是苏联“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的重要一环，它“将被苏联用来对付中国”。在阐述越南可能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之后，邓小平将话题引入中越边界问题上: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界问题一直延续下来，越南因此不断地在边境地区“制造麻烦”; 况且，从道义上看，中国不能在柬埔寨遭到军事入侵的情况下袖手旁观。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致: “总的看法是必须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否则将后患无穷”。为此，中国计划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以“抑制越南的野心”; 考虑到苏联可能在中国北方作出反应，中国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希望届时美国在国际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之时，美国就对中越边境地区的局势和中越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次评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 下文简称“国安会”) 的情报评估中也多次提出警示，提请政府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对此，1 月 25 日美国国安会在讨论邓小平访美的目的之时，认为邓小平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说服美国，使美国确立强烈的反越立场”; 为此，美国应采纳的对策是使中国人相信“美苏缓和是极其有限的”，美国不会帮助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对付中国，同时应竭力“阻止中越军事冲突的爆发”。次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了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内部会议，一致决定: 一方面要继续孤立越南，要求相关国家停止对越南的援助，另一方面要使中国意识到，“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将会损害国际社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此后，美国国安会又召开了一次关于“邓小平在访问中将可能谈及的话题”的会议，再次肯定了美国政府“不支持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结论。
鉴于此前美国政府内部已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卡特在会谈中阐述了美方的已经确定的政策及原因。卡特也赞同邓小平的看法，认为中、美两国正式结成联盟对付苏联“是一个错误”，但“很显然”，两国在很多方面“共同面临着来自苏联的挑战”。因此，“两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上应采取一致行动”。在此前提下，尽管双方对苏联的威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合作对付苏联的问题上基本上心照不宣。对于其时存在于印度支那地区的问题，卡特指出，鉴于越南是侵略者，美国已竭尽所能地鼓励其他国家减少对越南的援助; 同时鼓励东盟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越南，并向泰国增加了军事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已以“强硬的措辞”向苏联发出了警告，要求其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此种情况下，中国采取行动不仅会导致“中国面临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和“暴力行动的升级”，而且还会改变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态度———原来谴责苏联、越南的国家可能因中国的行动而转向同情越南。因此，美国政府更为赞成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孤立越南。美国确信，越南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努力不仅仅是中国所极力反对的，就连越南的盟友苏联也不愿意看到越南和老挝、柬埔寨之间建立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在美国看来，越南继续执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将无疑会造成越苏关系的疏远，同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更为强烈的反对; 而这一切正是美国所乐见的，因为这有利于美国对苏联的孤立。尽管如此，卡特还是为中国提供了“简单的情报”: “近期未发现苏联军队向中国边界附近移动的迹象”。
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邓小平解释说，放眼当前的国际局势，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国家———如古巴———至今都在毫无顾忌地采取侵略行动; 如果不给越南一个教训，它的侵略行动也将会继续。为此，“我们只是计划采取有限的行动，如同应对一场边界事件那样，在达到目标之后我们的军队会迅速撤出”; “等到柬埔寨被彻底征服之后，越南将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中国”; “虽然有人会谴责我们，但更多的人会意识到采取此类行动的必要性”。卡特见中国政府心意已决，便以美国政府内部需要对此进行商讨为由，没有继续发表意见。在当天的会谈中，两国领导人未能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
按照国际惯例，在关于某一问题出现分歧而又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一般不宜继续纠结于该问题。为此，卡特在 30 日会谈开始之前宣读了美方的立场，认为中国进行“自卫反击”的设想是一个“错误”，因而美国将不能支持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并力劝中国政府放弃这一行动。为此，卡特阐明了美国政府采取此种立场之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联合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越南的谴责及相关行动已经发生作用，这些已使越南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足以对越南形成有效的威慑，无须直接派兵进入越南; 第三，这种“严重的事件可能会升级为地区性军事冲突”; 第四，中国的军事行动还可能会导致苏联增加在越南的驻军。基于上述原因，卡特建议中国通过联合国途径解决问题，这样会给越南及其盟友带来更大的损害。在卡特宣布美方立场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打断，但在其后仍坚持中方的立场: 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按照双方在 29 日所拟定的既定日程，两国领导人在 30 日的会谈主题主要集中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事务，且鉴于双方在立场上的差异，关于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此次访问中再未被提及。尽管如此，邓小平的此次访问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美两国不仅在联合对付苏联等重大战略问题上继续保持默契，而且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并于 2 月 1 日发表了新闻公报。
从这次访问的结果来看，虽然中、美两国在“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邓小平在此次访问中亦未争取到美国的公开支持，但正如邓小平和卡特在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两国拥有“共同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这为双方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奠定了基础。具体到即将到来的中越武装冲突问题上，邓小平将准备“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这种绝密的问题和卡特总统进行了商量，一方面使卡特感到了中国政府的坦诚，另一方面也给美国政府以充分的时间研究应对战争的方案。从日后美国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反应来看，在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的行动时，美国不仅没有“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而且还在实际上做出了对中国有利的反应。总之，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这次访问是“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