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深度论文:中国经济总需求疲软的衡量与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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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研讨会资料图。本文来源:辽大格政、《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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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总需求疲软的衡量与测算 ——兼评“中国产能过剩论”


余淼杰 张晨迎




摘要: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的外部需求波动剧烈,影响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在此背景下,全面分析中国经济总需求的疲软状况对理解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及政策响应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需求侧视角,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测算中国的潜在总需求,对比有效需求计算中国2007-2022年内外部需求疲软状况。结果表明:2008年后,中国外部需求长期疲软,但国内潜在需求的有效释放弥补了这一缺口,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削弱了国内有效需求,使中国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疲软状态,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这一问题将得到改善。因此,应将国内外市场潜力不断转化为有效需求,通过提振消费、带动投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扩大国内外有效需求。


关键词:中国经济;需求疲软;有效需求;市场潜力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兴起、逆全球化势力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中美博弈不断加剧。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遭受冲击,中国的外部需求波动剧烈,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甚至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加剧的因素之一。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中美关系逐渐趋冷。美国政府推进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加大了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力度,通过高关税、技术禁运和制裁等手段严重干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运作,并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美国宣称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因而向美国进行倾销,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反倾销措施,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税率。其中,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征收50%的关税,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


中国真的“产能过剩”吗?如果按照潜在生产量与实际生产量之间的差额来界定产能过剩,那么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一定的产能冗余,但这与美国所宣称的因产能过剩而导致倾销存在本质区别。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复杂的现象,其根源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市场的需求乏力。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全球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生产的产品未能充分销售,使得中国部分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一般来说“产能过剩”就是实际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在产能的供求关系中,供给大于需求,也可以说是需求疲软导致产能过剩。但需求是相当不稳定的因素,要判断中国是否真的“产能过剩”,不仅要看短期需求,还要看中长期的经济总需求,即在一定时期内经济体对最终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总和,包括消费、投资、出口等。全面分析和认识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状况,才能准确判断中国是否真的“产能过剩”。基于此,本文立足于需求视角,对中国经济总需求的疲软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


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来看,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造成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应当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长期供给能力,调整结构。还有学者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偏低、居民收入不平等、购房支出挤占等因素抑制了居民消费支出,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张四灿和张云基于投资角度,认为政府干预和利率管制造成投资份额过大,挤占了消费份额,加剧了总需求失衡。李坤望和马天娇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两次外部冲击引发了贸易下滑,造成中国的外部需求疲软。可见,现有研究从供给、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分析了需求不足的原因,但对总需求状况的研究尚不多见,而总需求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反映着经济运行的平衡状态。要全面了解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和态势,必须对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需求状况进行研究和评估,而测算市场潜力为研究中国经济总需求的实际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市场潜力这一概念是由Harris首次提出的,将其定义为用运输距离加权的其他地区购买力(通常用收入或人口来表示)的总和,并运用市场潜力研究了地理位置对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之后,Krugman将市场潜力纳入空间均衡模型,引发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潮。


Redding and Venables提出了根据双边贸易引力模型计算市场潜力的方法,并基于国家间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各国具有不同的市场潜力,这解释了各国工资水平和人均GDP的差异。Liu and Meissner在Redding and Venables提出的模型基础上,利用1900年和1910年27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数据,测算出这些国家的国内外市场潜力,证实了市场潜力是20世纪初人均GDP的重要决定因素。David and Denni利用Redding and Venables模型与结构引力模型之间的联系,推导出计算市场潜力的另一种方法。由此,Redding and Venables提出的模型成为计算市场潜力的重要方法。


本文认为,运用市场潜力量化潜在需求,进而计算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差异,可以准确识别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本文运用Redding and Venables提出的方法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测算2007—2022年的国内外市场潜力,挖掘中国总需求的潜在值,并寻找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通过比较有效需求与潜在需求的差异,对中国总需求的疲软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希望本研究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及政策响应提供重要视角,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同时,有助于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惕。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如前所述,Redding and Venables提出的计算方法可用于量化、测评市场潜力。本文运用Redding and Venables提出的方法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测算中国的国内外市场潜力。


一国的市场潜力不仅与产品销售市场的企业数量、总支出和价格水平等因素所决定的购买力相关,还与从该国运输到销售市场的贸易成本密切相关。


在需求侧,j国的消费者偏好由CES效用函数给出,该效用函数涉及从i国(i∈1,…,R)进口的一系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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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表示i国生产的产品种类,ni是i国生产的产品集合,任意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固定值σ,xij(z)是j国对该集合中第z种产品的需求量。假设均衡状态下,j国对i国生产的所有产品需求量相同,因此,积分形式可改写为乘积,得到第二个等式。j国的价格指数Gj由在i国生产并在j国销售的单个产品的价格pij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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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等式表明,由于均衡状态下每个产品的需求量相同,那么产品的均衡价格也具有对称性。


假设j国的总支出为Ej。根据(1)(2)两式,可得出j国对i国生产的每种产品的需求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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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存在贸易成本。i国生产的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销售价格pij存在差异,pij=piTij。价格pi是边际成本的固定加价。国家间贸易的冰山成本为Tij,Tij-1衡量产品从i国运输到j国的损失比例。


公式(3)给出了i国每种产品在j国的销售量,用总价值表示公式(3),可得到i国对j国出口额Xij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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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的右侧同时包含了出口国i国和进口国j国的信息。令si=nipi1-σ,mj=EjGjσ-1。供给方面,si衡量出口国的供应能力,它是i国企业数量和产品价格的乘积。需求方面,mj衡量进口国的市场容量,它取决于 j国的总支出和价格指数,其中价格指数由国外企业数量及其收取的价格决定。公式(4)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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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and Dennis将Redding and Venables的模型与结构引力模型结合起来,推导出一国供应能力si和市场容量mi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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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W表示全球收入,即所有国家的收入之和。


构建出口国i国的市场准入MAi和进口国j国的供应商准入SAj。市场准入MAi是i国所有销售国市场容量的贸易成本加权总和,供应商准入SAj是j国所有供应国供应能力的贸易成本加权总和。一国的市场准入即为该国的市场潜力M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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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框架中的公式(5)设定计量模型。公式(5)中的贸易流量取决于出口国特征(供应能力,si)、进口国特征(市场容量,mj)和贸易成本(Tij)。将其中的贸易成本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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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stij表示国家i到国家j的地理距离,io、contig、comlang、RTA 是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两国是否临界、两国是否有共同语言、两国是否签署了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具体而言,io在国际贸易中取值为1、在国内贸易中取值为0;若两国临界,则contig取值为1;若两国有共同语言,则comlang取值为1;若两国间签署了贸易协定,则RTA取值为1。在国内贸易的情况下,contig、comlang、RTA均取值为0。


泊松伪最大似然(ppml)模型适用于解释变量中包含较多虚拟变量的情况,因此常用于估计贸易引力模型。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公式(5)进行回归,建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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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为贸易值,包括国际贸易值和国内贸易值参考Liu and Meissner的做法,一国的国内贸易值用该国的GDP减货物出口额来衡量。θ为常数项,代表基准国的市场容量和供应能力的乘积;对于基准国以外的其他国家,ctyi为供给国(出口国)固定效应,ptnj为需求国(进口国)固定效应;εij为随机扰动项。供给国的供给能力由固定效应系数μi吸收,出口国的市场容量由固定效应系数λj吸收。


通过进行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能够获得各项贸易成本及固定效应的系数值,从而计算贸易成本以及各国的市场容量和供应能力。


2.计算总需求疲软


计量模型(10)中,进口国和出口国的虚拟变量系数提供了对各国供应能力和市场容量的估计。由于基准国的虚拟变量系数被吸收在常数项里,可以根据公式(6)对常数项进行分解,以得到基准国的供应能力和市场容量的估计值。其他国家的虚拟变量系数表示该国与基准国的相对值,通过将这些系数与分解得到的基准国估计值相加,可以获得其他国家供应能力和市场容量的绝对值。lndist、io、contig、comlang、RTA的系数提供了贸易成本的估计值。按照公式(7)的定义,根据估计出的各项回归系数计算中国的国内外市场潜力,以此作为潜在需求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公式(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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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有效需求时,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国内有效需求的衡量指标、中国的货物出口额作为国外有效需求的衡量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国内消费活动的直接体现,能够反映家庭和个人在市场上的实际消费支出,因此能有效衡量国内有效需求。中国的货物出口额作为国外有效需求的衡量指标,直接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之间的差距可以作为衡量经济中是否存在总需求疲软状况的依据。当潜在需求大于有效需求时,表明当前市场中的有效需求不振,呈现出需求疲软的状态。为此,政府可能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干预,如减税、增加公共投资或提供消费补贴,以刺激市场需求。反之,当潜在需求小于有效需求时,表明当前市场需求处于过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政府可能需要实施紧缩政策。


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07—2022年的双边贸易和国内贸易数据为样本。双边货物贸易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采用的是出口国汇报的出口值。各国的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家间地理距离与国内地理距离、是否临界、是否有共同语言等信息来自CEPII数据库,是否签订过贸易协定的数据来自WTO。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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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


1. 2007年和2022年的回归结果


基于计量模型(10),对2007年至2022年的数据逐年进行回归,其中2007年和2022年的回归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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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差;***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显著;回归控制了出口国和进口国固定效应。


2007年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1)列。地理距离(lndist)的估计系数为−0.929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贸易距离对贸易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国家间距离越远,贸易成本就越高,进而导致贸易量的减少,这一结果与实际经济现象相符,反映了地理距离对贸易的重要制约作用。io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国际贸易的成本高于国内贸易,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多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法规和文化差异等,这些都增加了跨国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contig(相邻国家)、comlang(共同语言)和RTA(区域贸易协定)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意味着这三者均能有效减少贸易成本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合作。具体而言,相邻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接近能够降低运输成本,而共同语言的存在则有助于减少沟通成本,加强贸易往来。此外,签署贸易协定能够消除或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贸易的增长。2022年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2)列。各项系数的符号与2007年一致 ,但值得注意的是 ,comlang(共同语言)的系数不再显著。这反映出语言障碍对贸易的影响显著降低,现代通讯技术和翻译工具的普及,使得跨国交流更加便捷。


2.需求疲软的计算


基于各年的回归系数,根据公式(11)计算2007—2022年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和国外市场潜力,并将二者加总得到总市场潜力,以此作为中国潜在需求的值。国内有效需求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衡量,国外有效需求通过货物出口总额进行衡量,两者的总和构成当年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与潜在需求的差值反映了需求是否存在疲软状况,若差值为负,表明当前经济体存在需求疲软。具体而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国内市场潜力的差值(gap_D)用来衡量国内需求疲软,货物出口总额与国外市场潜力的差值(gap_F)用来衡量国外需求疲软,国内外有效需求的加总与总市场潜力的差值(gap)表示中国经济总需求疲软的程度。测算结果见表3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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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经济表现良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物出口总额代表的有效需求高于潜在需求,显示出强劲的市场活力,需求旺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出口增速减缓,但国内消费依旧提升,国内有效需求与国内潜在需求的差值增加,显示出一定的抗风险能力。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依旧严峻,世界众多国家经济未完全复苏,国外市场潜力和国外有效需求均下降明显,导致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均低于2008年的水平。中国通过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大力推动了国内消费增长,国内有效需求增至21.03万亿元,且与国内潜在需求的差值扩大至2.77万亿元,表明国内市场的恢复势头强劲。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尤其是2010年,国内市场依旧活跃,国外市场也有所恢复,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差值达到4.04万亿元,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重要地位。然而,2012年出口的增幅减缓,国外有效需求较弱,导致有效需求与潜在需求的差值转为负值,反映出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2012年之后,国际经济形势复杂,贸易摩擦加剧,出口增速缓慢,国外市场潜力未能有效释放,国外需求一直处于疲软状态且疲软程度逐渐增加。2013—2016年,国内有效需求充足,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差值逐年增加。2017年开始,国内有效需求和国内潜在需求的差值逐渐缩小,反映出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挑战。2018年及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的差值扭转为负,总需求呈现出疲软状态。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至39.20万亿元,国内潜在需求未能完全释放,加之国外需求不足,导致需求疲软程度加剧,gap达到−10.77万亿元。2021年及2022年,随着疫情的缓解和经济复苏,国内外有效需求有所改善,但是有效需求的回升未能与潜在需求相匹配,2022年总需求的差值扩大至15.68万亿元。2020年开始,国内需求呈现疲软状态,但是需求疲软的程度较轻,通过实施一系列增量政策,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较快改善。


(二)稳健性检验


1.保留每年均有贸易数据的进出口国


在基准回归的数据集中,部分国家存在数据缺失,仅在个别年份具有贸易数据。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中,同样存在这种数据缺失较多的国家。为了控制数据缺失国对测算结果的影响,对此类国家进行删除。使用新的数据集对计量模型(10)再次进行回归,并基于公式(11)重新计算国内外市场潜力,重新测算需求疲软程度。重新测算的结果见表4。


在保留每年均有贸易数据的进出口国后,测算出的国内外市场潜力以及国内外需求疲软程度与基准回归结果大致相同,数量级和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仅在数值上存在微小差别,这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2008年的结果略有不同:在删除数据缺失的进出口国后,2008年国外需求显示出疲软状态,使得有效需求与潜在需求之间的差值较2007年有所减少。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需求长期处于疲软状态,国外潜在需求尚待释放。自2019年起,受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国外需求疲软程度加剧,同时国内也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国经济总需求处于疲软状态。


2.最小二乘法


基准回归采用的是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法,现采用最小二乘法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新的计量模型如下,各变量定义与前述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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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计算国内外市场潜力,进而计算需求疲软程度,测算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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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的数据显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自2015年起,国外有效需求与国外潜在需求的差值(gap_F)始终为负值,国外需求持续疲软。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国内市场的潜在需求充分释放,2018年之前的有效需求普遍高于潜在需求。然而,自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尽管疫情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原有秩序,但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仍然出现暂时性不足的问题,加之外部需求不景气,导致总需求处于疲软状态。更换计量模型后,测算出的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3.采用进口值数据


在基准回归中,双边贸易值采用的是出口国汇报的出口值。由于进口产品需要缴纳一定的关税,进口商品在海关检查中往往受到更多关注,因此,进口国发布的统计数据可能更为准确。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采用进口国汇报的进口值数据作为双边贸易值,用新的数据集重新进行回归和测算,得到的结果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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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进口值数据进行回归时,测算出的需求疲软程度与基准结果的波动趋势大致相符,但在绝对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根据表6的测算结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常年面临总需求疲软的问题。金融危机造成部分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全球市场的有效需求持续乏力,国外潜在需求未能得到有效释放。2010至2012年期间,国内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压力,政府实施了紧缩性政策,限制信贷并调控房地产市场,导致消费和投资放缓,造成国内需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疲软状态。2016—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然而,去产能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使得传统行业受到压制,消费升级未能完全匹配,出现了国内需求不振的问题。2019—2022年间,中美贸易战和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抑制了国内潜在需求的有效释放,需求疲软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与前述结论一致。


4.采用工业总产值数据


在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时,国际贸易采用双边贸易值数据,一国的国内贸易使用该国GDP减出口值进行衡量。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值是总产值概念,而GDP是增加值概念,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GDP与出口值并不完全匹配。CEPII的Tradepod数据库提供了1966年至2020年165个国家的9个工业部门的总产值数据,涵盖了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这一数据集中的国际贸易数据和国内贸易数据均基于工业部门的总产值,确保了较强的一致性。使用该数据再次进行泊松伪最大似然回归,测算国内外市场潜力。与上文一致,使用测算出的国内外贸易潜力来衡量潜在需求,有效需求的替代值有所调整:国内有效需求为工业部门总产值的国内贸易值,国外有效需求为工业部门总产值的国际贸易值。相应的测算结果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基于工业总产值测算的需求疲软程度与基准测算结果较为一致。在2007至2022年间,gap_F一直为负数,国外需求长期处于疲软状态,全球市场有效需求不足。2018年中美贸易战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下降,抑制了消费与投资,国内需求开始出现疲软迹象。进入2020年,COVID-19疫情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封锁,生产和消费活动几乎停滞,餐饮、旅游和零售等行业遭受重创。因此,在2018至2020年间,国内市场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国内有效需求低于潜在需求,中国经济总需求表现出轻微的疲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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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为全面分析中国经济总需求疲软问题,本文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测算国内外市场潜力,将其作为潜在需求的替代变量。同时,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物出口总额来代表国内外的有效需求。通过计算有效需求与潜在需求之间的差值,评估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总需求疲软的问题,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 2008年后,中国外部需求长期疲软,但国内潜在需求的有效释放弥补了这一缺口。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全球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带来持久性负面影响,经济未能完全复苏,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呈现疲软状态。中国经济保持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内需求强劲,因此,2008年以前即使外部需求不景气,中国的总需求并未显现出疲软状态。


2. 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削弱了国内有效需求,使中国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疲软状态。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潜在需求未能完全释放,加之国外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总需求乏力,但国内需求疲软程度较轻,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较快改善。


(二)管理启示


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上述研究结论启示我们,要将国内外市场潜力不断转化为有效需求,通过提振消费、带动投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扩大国内外有效需求。


1. 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入手,最大限度释放内需潜力。一方面,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着力提振消费;另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各类资金,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2.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和金砖国家市场,进一步扩展出口总量,将国外市场潜力充分转化为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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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1976年生,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纪检监察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系全球经管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是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预算工作联系代表、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委员。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余淼杰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32部。任经济学国际顶刊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名誉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吴玉章人文社科研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专门接见。作为国家杰青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2024年作为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及地方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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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迎,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中国经济研究,所著论文发表或被接受于《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放导报》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