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宇:特朗普的“美国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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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当选与中美关系没有关系,但他的当选却可能有利于中美关系。

未来会告诉我们,特朗普是有历史地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历史地位来源于他的“美国性”——他是美国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以来,第一位“真正”的美国总统。

美国是世界的美国,还是美国的美国?这是判断美国总统历史地位的重要问题。

近百多年来,只有两个答案。美国民主党总统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美国是世界的美国。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给出了第二个答案——美国是美国的美国,这个答案在2024年大选中得以再次确认。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继续这个答案,这将对美国未来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号称是“美国的世纪”,就因为美国是世界的美国。美国这个国际地位得益于三位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威尔逊总统以理想主义开篇,为美国进入现代国际体系发轫;罗斯福总统抓住二战之机,把美国带到了现代国际舞台的中央;杜鲁门总统借冷战之名,确立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老大地位,也确定了美国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1991年苏联解体,进一步做实了20世纪的美国主导特色。

但是,冷战结束以来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超十亿级的巨型市场体量加入全球化的大循环以来,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开始面临严峻挑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挑战,美国与世界关系问题再次凸显。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产业空心化,引起产业链、供应链危机,非法移民问题愈演愈烈。这些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全球化的质疑与不满,加之奥巴马的8年执政,进一步恶化了身份政治与极端多元主义的沉疴,最终将打着MAGA旗号的特朗普送入白宫。如果没有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拜登是没有机会的,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名言——“我不是世界的总统,我是美国的总统”,将完整贯穿8年。可以说2024年特朗普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必然,是第二个答案的延续。

特朗普的“美国性”在内政上体现为驱逐非法移民,向Deep State宣战,回归美国保守主义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教主流文化;在外交政策上则表现为粗暴的美国优先与美国单边。

特朗普的“美国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从当前与长远两个方面来看。

从当前来看,主要是经贸关系,对华加征关税是必然,但这不是2018年“贸易战”的简单再现,而且对我国来说也许是个好事。特朗普确实需要关税这一简单粗暴但却有效的方式。通过加征关税,特朗普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弥补其在其他方面的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以此倒逼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复兴或回归。对此,我们要有平常心,特朗普不是仅对我们加征关税。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全球化的新挑战,以此倒逼我们国内改革,加强国内大循环,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国内市场培育,最终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把我们从单一的“世界工场”变成“世界工场+世界市场”。我们不仅会生产,更要会消费。以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强国目标。

从长远来看,特朗普的“美国性”将逐步解构美国的国际联盟力与领导力,降低其国际影响力。特朗普主张“有偿”的盟友关系,对台湾也是如此。特朗普不会为虚幻的“民主共同体”而出冤枉力。这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件好事,将使得我国的外部体系压力有所减轻,可以使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降低。

另外,特朗普的“美国性”还有平民化色彩。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平民总统”,没有任何公职经历与建制负担的他,最大的不同是可能打破常规,“为所欲为”。这对中美关系来说,也许是个机会。我们别忘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海湖庄园会晤”与高调的对华国事访问,曾制造了短暂的中美蜜月梦幻。他是历史上入主白宫最短时间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如果我们引导得好,不排除其第二任期中美关系有新历史突破的可能性。

(作者:林宏宇,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