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庆阳 陇上名家散文 | 见字如面（马野）

突然就想起写信的事来，引出万端的思绪。

我不知道多久没有给人写过一封信、多久没有收到过一封信了。手机上的短信、微信，虽然也叫做“信”，每天往来也有数十通吧。有工作上的通知、沟通、请示、汇报，有私人的问候、交流、邀请、感谢。但我从不以这种“信”为信。我以为的信，是有信纸、有书写、有信封，要写上收信人地址姓名、寄信人地址、贴上邮票，还要久久等待回信的那种。

这种信，我好久没有写过、也没有收到过了。好久，好久。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上小学的时候写给舅舅的。准确地说，这是母亲写给她弟弟的信，我只是一个代笔者；收到的信，也是舅舅找人代写给他姐姐的，我只是一个代读者。那个时候，我家差不多所有的亲戚都不出方圆十里，有事隔沟一吼即可；或者捎个话，比捎个东西还快捷方便。写到这里，才觉得捎话也消失很久了。捎话带信本来是过去常用的一个词，也是随时可做的一件事，似乎已经消失很久了。舅舅因为特殊的原因，去了很远的地方，所以不能捎话带信，只能写信。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写给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我不知道从哪里鹦鹉学舌，堆砌了几个披星戴月、站岗放哨、守卫边疆之类的词，被到我们的窑洞学校检查指导工作的人物夸赞了几句，就飘飘然起来了。我至今不知道那几个是什么样的人物，但那时候在我的眼里，都是大得不得了的人物，让我飘飘然到如今，仍然清晰的记得他们，仍然在写关于信的如烟往事。

第一封打动我的信，是陶斯亮写给她父亲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那天晚上，生产队要在我们家的窑洞里开会，社员们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地逐渐会聚，在等待全体社员聚齐的过程中，当大队支书的父亲对我说：“念个报纸吧。”我就在父亲带回来的、大队订阅的一堆报纸中，找出了陶斯亮的这封信。已经上中学的我，站在地上，就着土栏杆上的一盏油灯，念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甚至几度哽咽。虽然听众们谝传的谝传，打呼噜的打呼噜，昏昏然，茫茫然，没有产生任何的共情，我依然故我的念着。那已经不是念，而是朗读。可惜，那天的社员，开会的积极性好像都很高，很快就聚齐了，万余字的信我只念了一半，父亲就宣布“开会吧”，在没有任何人惋惜的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惋惜而又意犹未尽地终止了我的朗读。

严格地说来，我写给解放军叔叔的，不是信，只是一篇小学生的作文；陶斯亮写给爸爸的也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书信体的散文。上高中以后，一些同学已经有了书信往来，主要是与一些已经考走的同学的通信。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大半是没有。一是没有那种交情，二是没有那个时间，三是没有那个闲钱。八分钱的邮票，加上信纸、信封，足足能买两个热腾腾且又大又白的馒头。我清楚的记得一个考上名校的同学，给另一个还在苦读苦熬的同学写信，说给他买了一本重要的复习资料，收信的同学深知写信的同学的为人，当即回信已经收到，并表示感谢。复习资料当然没有收到，两人从此音讯断绝。

我能确定的我作为收信人的第一封信，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同学们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通知书，我还没有，心里焦急又忐忑，便骑着自行车，每天跑一趟县城的邮局。当终于接过那个牛皮纸的信封的时候，尽管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但仍然觉得沉甸甸的。沉甸甸的是我落到实处的心。这应该也不算是一封信，算是一封公函吧。但从此以后，便进入了我人生书信往来的高峰期。

刚进入大学，要给家里报平安，要致信中学老师表达感激，要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城市和校园生活，每天都有信要写，每天都会收到信。学校门房一侧的墙上，每班有一个信箱，报纸和信件都投进这里，每天午饭后，由一个班干部取出，分发给每一个同学。这段本来慵懒的时光，因而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喜悦。

当初入大学、初进城市的新鲜感过去以后，书信渐渐稀疏，我因为投稿，开始了另一类型的通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正是文学的热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不管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满校园走来走去的都是诗人。有笑话说，天上掉下一块砖头，砸中十个人，其中九个是诗人。我就是这九个之中的一个。那个时候，投稿的信件是免邮票的，只要收信的地址是报刊编辑部，或者剪去信封的右上角，就不需要贴邮票。那个时候，稿件采用了，会有一纸通知，不采用，也会原稿奉还。这种信，投出去容易，等待回复却极不容易，漫长而焦灼。起初，等来的都是鼓鼓囊囊的信，那是退稿。有时候有编辑“不宜采用，原稿奉还”的亲笔，有时候也有几句惜墨如金的评点鼓励，更多的时候是完璧归赵，怎么投出去，又怎么收回来，只是换了个信封。后来，渐渐有了很薄很薄的编辑部回信，那是用稿通知。接到用稿通知之后不久，还会收到印着报刊名称和地址的大牛皮纸信封，那是刊登有自己作品的样报样刊，接着还会有一张汇款单。几块钱的稿费，可以买稿纸，买信封，继续写稿投稿。

那时候的人是喜爱文学的，那时候喜爱文学的人，也受着人们的喜爱。发表过几篇作品以后，就有陌生人写信过来，探讨文学，探讨人生。这类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笔友，比后来泛滥的网友纯粹许多，也珍贵许多。我临近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国家级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就收到很多读者来信，直到毕业之后，还收到一位低年级校友的信，说是看到一封写给我的信，因为无聊就拆开看了，又因为感动和惭愧，给我转发了过来，并表示真诚的歉意。我至今仍记得，他转来的是江西一位女大学生在读了那篇文章以后写给我的。笔友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很多报刊都开有交友的栏目，写明自己的姓名、爱好、征友要求，就会免费刊登出来，类似后来的征婚广告，不过，后者是要收费的。

上大学的时候，漫长的寒暑假里，偶尔也会和同学通信。那年寒假，快要过年的时候，与母亲去赶集，买了一包给馒头点红点的染料，回家以后怎么也找不到了，觉得非常奇怪。不久，收到一位同样感觉奇怪的女同学的回信，才知道不小心装进了发给她的信封里。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尴尬不已。

大学毕业，走出校门，回了故乡或者去了他乡，走上工作岗位，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历程，许多感慨，许多喜悦，许多烦恼，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最具有同情心、最好的倾诉对象，莫过于昔日的同窗了。大学期间的爱情，随着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的分配政策，也只能靠鱼雁传情勉强维持那么一段藕断丝连的时间了。这是我人生通信往来的最高峰。每天都会收到几封、甚至十几封信，也要写同样数量的回信。我习惯于写完所有的信，再写信封，然后一一装好，封口，贴邮票，然后走出单位所在的漫长的巷道，走上大街，走到邮局，投进邮筒。写的很长、感觉可能超重的信，还要经过邮局称重，再贴上相应价值的邮票。我不是一个仔细的人，常常会张冠李戴，把给张三的信装进给李四的信封里。有一次，就把一封关于个人感情的信，寄给了一位编辑老师，又是一件尴尬的通信往事。

那时候，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绿色的邮筒，有些路段的墙上挂着邮箱，邮局也很多，不大的西峰就有南街邮局、北街邮局。人们去邮局寄信、打长途电话、电报，汇款取款，寄包裹取包裹，买报纸杂志，有许多事情要办。我就是因为经常跑邮局，经常有人向我借笔、问时间，才在看到《光明日报》一个杂文征文启示的时候，突发灵感，写了一篇题为《钢笔手表的价值》寄去，获了个二等奖，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我知道邮政局这个机构还在，但在大街上再也没有见到邮筒、邮箱以及营业的门店。前不久，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见到一个邮筒，孤零零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向里投递信件，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按时取信件，恐怕只是景区里的一件景物吧？

有些人把与名人的通信作为荣耀的事，经常挂在嘴上，并不时拿出来炫耀。我也与一些名人通过信。与一位著名诗人的通信，却留下了个人通信史上不良的印象。1990年，我获得了一次全国性诗歌有奖征文的二等奖，兴冲冲地去北京领奖。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而且一次见到了那么多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著名诗人，我学的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诗。那时候写诗的热情高涨，发表作品的欲望强烈，就把提前准备的一沓诗稿双手捧到著名诗人面前，虔诚地请求指正。回来不久，就收到著名诗人长达几页的回信，虽然全是否定和批评，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以我当时的狂妄，我认为他的著名过气了，他的诗歌观念落伍了，但是，他能够给一个无名作者回信，还是让我感激不尽。特别是他规整清晰的字迹，让我由衷敬佩著名诗人的严谨认真。我以极其恭谨的态度给他写了回信，表达了我的无限敬仰和感激之情。这本来应是著名诗人扶持无名作者的文坛佳话，没想到，这封私人通信却出现在不久出版的《诗刊》杂志最后一页，只是把我的名字换成了XX。我只好作如是之想：老人家此前多年没有新作问世，之后也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我的诗给他了机会，让他拿无名作者开了一次涮，在文坛发了一次声。后来，我呈递著名诗人的那些诗，都在不同的报刊发表了。

明信片也是一种信。每逢节日，特别是一元复始的时候，总有许多的祝福和感激通过明信片传递。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我在书店挑选明信片，看中了柜台里印着夕阳下骏马奔驰的一套，我和旁边一位同样在挑选明信片女生同时说：给我拿一套。营业员说：只有这一套了。那个女生说：那就给他吧。我却脱口说出了让我惭愧至今的一句话：给我吧。我当老师的时候，在校的学生也给老师送明信片。有时候，我外出回来，单身宿舍的门后就有一大堆，都是学生从窗户投进来的。明信片的印制特别精美，我曾留存了许多，几次迁居搬家之后，也都不知所踪了。

话说回来。潮起，必有潮落。随着工作稳定，结婚生子，一应繁杂事务接踵而至，写信的情绪淡了，写信的时间少了，除过和报刊的持续通信往来，和同学朋友音讯渐疏，以至于无了。

个人信件少了，垃圾信件泛滥成灾。名字被收入某名人大辞典、或者加入了什么协会，作品获了某个奖、或者收入了某个选集，邀请参加某个学术会议、或者笔会，最后都是交银若干。这种信我从不回复，垃圾信件，直接扔进垃圾桶就行了。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应该就是这样的信。现在仍然经常看到，有些人自我介绍名列某某名人大辞典，就觉得可笑。

后来，就有了传呼机，有了手机，有了能发短信、微信、能打视频电话的手机，数字时代到来了，通信件的时代彻底结束。

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智能电话已经普及，但我一直想给女儿写信，写真正的信，一周一封，至少一月一封，由于顾虑这样落伍的行为会影响女儿在同学中的形象，最终却一封未写。在最近的一次读书分享活动中，一位分享者说他一直在给外地求学的女儿写信，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令我羡慕又向往。

也许是我迂腐，也许我只是老了。现代通信工具我也用，但我不常用，用也是不情愿地用。我除过偶尔与远在异乡的孩子打一次视频电话，从没有以这种方式与任何人联系过。我也发短信、微信，我可以使用拼音输入写出很长的文章，此刻我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我坚持手写输入写短信、微信。短信、微信不是信，是信息的交流，你一言，我一语，无法表达完整的思想和情绪。但我的短信、微信，除过回应别人的问话，基本都是按信的方式写出的，一般都有称呼、问候，也有标点符号，都是一次性说清楚要说的事情。手机里那么多表情符号，我不知它们的具体含义，为避免误用，也基本不用。我有两个堂弟，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每次给我发微信，都先称“哥”，再问候，然后才说正事，深得我心。那种“叮铃”一声，冒出一条信息：在干嘛呢？就像路遇一条莽汉，猛咋咋大喝一声：呔！干啥呀！有的人，发出一条信息，又撤回，再发再撤，如此再三再四，让人有被戏弄的感觉。尤其是遇上节日，没头没尾的、大量转发的、格式化的信息，以及各式各样的图像符号，我很是踌躇，到底是回呢还是不回？写在纸上的信，有头也有尾，结尾有祝愿，有“此致敬礼”，有致信人，有时间，而短信、微信交流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只有不尴不尬的“呵呵”，或者空洞虚假的“哈哈哈哈”，或者看似热烈却毫无温度的表情符号。

我也不是完全落伍的人，也在尽享电子通信的快捷方便。好多年前，我就注册了电子邮箱，无论多大体量的文件，即便是一部书稿，轻轻一点，即时就可送达。现在投稿，再也不需要跑邮局，称重，贴邮票，担心耗费心血的作品能不能寄到。我只是固执地认为，写信，尤其是私信，是一件文雅而不可断绝的事。信是有温度、有感情、有文化的。写一封信，要思考、酝酿，要构思，要拈笔铺纸，可以尽情的倾诉、叮嘱，可以耐心的劝解、探讨、交流；犹如促膝而谈，娓娓道来。信写好了，还要选信封，选邮票；有的特殊意义的信，还有眼泪、花瓣，甚至血。需要快的，可以发航空信；需要保险的，可以发挂号信。信发出去后，有期待，有忐忑，有喜悦与失望，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过程。虽不是每一封信，都有“抵万金”的价值，但收到一封信，就有见字如面的感觉，是贫乏生活中的一点波澜，是暌违相隔时的一点慰藉，是文学创作、文化创造。曾国藩、傅雷的家书，成为后世孩子的教材；鲁迅与许广平的情书，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司马光的《宁州贴》，就是写给侄子的一封信，现在是书法珍品。一部《古文观止》，有多少封信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字字泣血；李密的《陈情表》，句句含情；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韩愈连续不断地《上宰相书》，尽显伟大文人在权势面前的卑微。即使近代，一些学者的往来信件中，也闪耀着学术的光芒。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经受着信息轰炸，每天海量的各种信息，能给后世留下一言半语吗？现代通讯工具的不断迭代更新，在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让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写信的情调，让文学丧失了一种文体，让文化消失了一种类型。

我很想写一封真正的信，但我不知道写给谁，我也不知道邮局现在还能不能发普通的信，反正满大街的邮筒不见了，着绿衣、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不见了。这篇文章，就算是我写给信的一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