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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好书评委 | 刘晖（诗人、作家）
以意会意，将心比心。《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是鲁迅文学奖得主、诗人张执浩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二本书。如果说《不如读诗》是张执浩与古代十六位诗人的隔空对话，那么本书则通过十五个关键词构成了一种命运上的相遇。诗不仅在远方，更在“此刻”与“近处”。举个例子，岑参两赴西域，一次别无所得，一次蔚成大观。所谓的“远方”可能是启示，也可能是遮蔽，这取决于诗人的“目力”。“杰出的诗歌总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出现”，有“目力”，则心领神会，何处无诗？无“目力”，即使身再远，也无非是陈辞滥调。
文 / 张执浩
功名 驻马望千门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古诗十九首· 其十一》）
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上述这首古体诗，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士子阶层人生情状的长情告白之诗。茫茫长路，百草盛衰，一代一代士人们行于宦途，一边感叹着生命苦短，一边前赴后继，纷纷投身于虚幻的命运怀抱，以求名利的迎迓与慰藉。
这实在是一桩非常奇葩的事情。然而，在以“士农工商”为社会等级序列的古代中国，你若非幸运地生长在贵族豪门之家，坐拥“四世三公”的门荫之利，那么要想迎来人生的腾达之期，唯有读书入仕这一条路可行。似乎生就如此，人人便习以为常，时日一久，荒谬便成了常态。
由“士”而“仕”，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或世代，都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体制严苛、壁垒森严的古代，无论哪一个士人，要想从江湖步入庙堂，都必得“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白居易《与元九书》）。十年寒窗，多则数十年寒窗，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而至于题名之后，究竟能否实现先前的抱负和愿望，暂时不在考虑之列。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李商隐了。“五年诵诗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李商隐天资聪慧，很早就有了文学启蒙，但由于十岁丧父，未及成年，生活就陷入了“佣书贩舂”的困顿之中，经常靠给人抄书或服役来维持生计，小小年纪便体味到了生活中的各种艰辛。“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在写给仲姊的祭文《祭裴氏姊文》里，李商隐这样满含悲情地写道。这样的情景描述，非常符合我们脑海里对古代寒门子弟固有的“人设”的想象，他们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方能成为人上之人。
果然，先前的那些苦没有白受，在李商隐十八岁的时候，颇具慧眼的河阳节度使令狐楚将他召至幕下，使其担任巡官，并亲授今文，待其如子。李商隐早期其实非常擅长古文，其作品深受杜甫的影响，多有感时伤乱的干时之作，如《重有感》《行次西郊一百韵》等，文风也比较沉雄明丽：“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重有感》）尽管这首诗写得比较隐晦，但仍然表达出了他对家国社稷的担忧，以及愿意为朝廷分忧的愿望；而《行次西郊一百韵》则是他对唐王朝治乱兴衰的深度追溯，反映出了诗人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
可是，后来因仕途屡次受挫，在令狐楚的调教下，李商隐开始训练骈文写作，以适应官场流行的文风，逐渐由一位风格化的诗人，变成了一位极受欢迎的骈体文专家。
李商隐游幕一生，曾先后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这种应酬文字和官样文章，日后也自然成了他的主要谋生手段。作为晚唐最富魅力的大诗人，李商隐似乎视诗为生活的夹带之物，全然没有把他最具天赋和才情的诗歌写作当一回事，而且后来越写越隐晦难解。李商隐自己非常看重的，并非他那些独具魅力、风格明晰的诗篇，而是用于谋生的应用文字。诗人生前先后自编过两本集子：《樊南四六甲集》和《樊南四六乙集》，都只收其骈文，并不见录诗赋。由此可见，这位自视甚高的诗人最终也接受了体制的驯化，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了社会所需要的那只精致的工具箱内。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 今日良宴会》）说的就是士人们四处奔波在功名之路上的无奈与艰辛。乐府诗，尤其是《古诗十九首》中，有许多表达相思之情的“怨闺诗”，这些诗大多直抒胸臆，具有“脱口而出”的声音质地。为了加大情感的感染力，创作者常常会借女子之口，即所谓“男子作女声”，用女性口吻抒发对他人的思念之情，从而使情感显得更为真挚细腻。
这些作品反复书写着夫妻生离、朋友死别等相思乱离的情感现场，除却一部分是因为战乱流离所造成的苦痛外，其中相当多的篇什是士子们有感于“行”于仕途之艰，所生发出来的人生困苦和疑惑。一方面是茫茫前途无止境，另一方面是对过往美好情感的无限眷恋和驻望，两相撕扯，不得和解，促使这群为前程奔波的人，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
这些处于社会下层、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文人，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主动离开自己的生养之地，奔赴和搏击在生活现场里的人。他们与那些被官府征召、被迫离开故土服兵役的士卒一样，人生的战场上同样充满了凶险，同样要被不可测度的人性之善或恶反复测试。唯一的区别在于，士卒们的选择是被动的，而士子们是主动的，或者说是被迫做出的主动选择。
因此，我们在《驱车上东门》里往往能读出某种耿耿于怀的虚无感：“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服药求仙、纵酒饮乐，当这种主动性的人生选择被生活中的无常时时笼罩、困扰时，某种消极、放纵、及时行乐的气息，就自然而然地弥漫和沉浸在了他们的诗文中。由于这样的感受来自士子们切身贴己的心灵体验，倒也能给人以真情实意的情感审美享受。这一点，无论是在此前的《诗经》还是《楚辞》里，都是我们很难见到的。
“以诗取士”制度虽说始于隋唐，但事实上，“以诗取士”这一理念由来已久，或者说类似于这样的认知观，此前早就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才选拔标准中了，至少说已具备了这种意识。
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首次将诗赋提升到了汉语语言之母的地位。他特意指出，诸侯、公卿大夫在社交场合，最好是借助诗歌的语言形式来进行表达，因为诗的凝练性和装饰性特征，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语言美感和文化品味。如此一来，诗赋这种文体就逐渐成了当官从政的必备技能，是士大夫们在官场里走动时经常使用的语言交流工具。
然而，对于后来这群奔赴在仕途上的士人们来讲，除了需要掌握这一语言技能外，他们可能还需要回答另外一个同样迫在眉睫的问题：学了诗，何以言？究竟该怎么开口说话？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又究竟要如何抒发自己内心里的真情实感？这其实也是一件关乎他们个人命运走向的大事。
确切说来，科举制度应该萌发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正式设进士二科，开始“策试”取士，至唐时而大备。科举考试的项目非常多，隋朝设有秀才、明经两科，到了唐初，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目；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多以时务与经书的策论为主，诸如《礼记》《左传》《毛诗》等，有时还加上《道德经》《庄子》等内容。
唐初并没有科举考诗的规定，在科考里加试诗歌项目，其实是从唐高宗时才开始的。而那时的诗赋，也多要求为五言六韵这种固定格式。武则天上台后，兴之所至，时常出题命身边的群臣即物赋诗，沈期、宋之问、杜审言等，都是她的近臣宫廷诗人，应诏诗和奉酬诗于是盛行，致使官员作诗风气日昌。
后来的唐玄宗，因其本身就是一位诗人，至少是一位热爱并懂得诗歌的人，所以，他在登上帝位后，对进士科加考诗赋尤其重视，常常亲临考试现场监考选才。从此，进士科考试加考诗赋，便逐渐演变成了一项定制。这一科考体制的出现，对唐诗的发展和繁荣的推动作用不言自明，终使唐朝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黄金时代。
为了参加进士科举考试，唐代士人们考前必须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完成下面几个规定动作：第一是要刻苦攻读“六经”，熟读背记《昭明文选》等，创作出大量的品相不俗的诗歌，并精心打磨这些作品；第二，带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到各大城市或名山大川进行游历，寻找行卷的对象；第三是拜谒，也就是行卷了，士人们把自己创作的满意之作书于卷轴内，呈献给达官贵人们品鉴指点；第四才是参加科举考试。一般来说，如果能把前面的几个功夫都做足、做到位了，那么，通过科举考试就差不多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有纳卷、行卷制存在，与此相应，就出现了“公荐”和“通榜”等做法，即在科举考试前，主考官可以公开推荐考生，甚至事先决定名次顺序。王维当年入京就曾随岐王李范拜见过玉真公主，得到过公主的力荐。他还入宁王府，作《息夫人》一诗，向权贵们展示自己出口成章的才华。这样的例子在科举史上实在是太多了，最有名的当然要数朱庆馀请托张籍的故事。
公元826年，朱庆馀写了一首《近试上张水部》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以此行卷于时为水部郎中的张籍。张籍当时以擅长文学又乐于推荐后进而著称，朱庆馀想通过他，在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那里得到揄扬或优待。在这首构思精巧的小诗里，朱庆馀以新妇自喻，将张籍比作新郎，将考官比作公婆，来试探自己的前程几何。
后来，他得到了张籍的回赠诗《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张籍在诗中将朱庆馀比作“越女”，明艳动人，非他人可比。果然，在张籍的推荐下，朱庆馀那年顺利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科举考试虽然有十分明晰的考试规则与程序，但是总有各种缝隙为投机者提供便利。好在在这则故事里，无论是朱庆馀还是张籍，都有真才实学，才没有沦为笑柄。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诗歌在唐朝被统治者十分看重，备受追捧，但在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中，它也只是一道附加的试题而已，士人们能否进士及第，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对时务和经书的策论。
有的诗人有机会当官却当不好官，有的诗人想当官却苦于没有机会，还有的诗人，稀里糊涂地进入仕途，在任上浑浑噩噩地混迹了一辈子，却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能让后世记住的政绩。这当然与文人入仕多为言官这一普遍现状有关，但仍与这个群体的集体行为规范有关。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空怀济世热忱，却缺乏对政治生活的预判与担当，因此，一旦遭遇挫折，便很容易首鼠两端，执迷于孤绝之境。诗人们从政的经历和结局，多向度地回应着他们当初为了入仕所付出的各种努力。然而，从政毕竟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量，仅凭诗歌才华与成就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具备更加宽阔的现实视野、务实精神，以及将书本知识化为现实实践的能力。
（本文选摘自张执浩 著《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中文原创 | 人文社科 | 随笔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
张执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9月
内容简介：张执浩，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咏春调》等，另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十月文学奖等。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是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全新大散文合集。
全书以史为经，以诗为纬，纵横捭阖，上下求索。围绕15个关键词，旁征博引，集中描述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
张执浩从一位优秀的当代诗人的视角出发，追溯每一个中国人的诗学生命源头，求索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抵达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看见一个个独立丰满的人格，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并以此窥探人类命运的诡谲与生机。
值班编辑 | 轻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