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全面同城化与都市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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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同城化需要解决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等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国务院发布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主要聚焦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等问题,并谈了现代化都市圈培育问题。现代化都市圈的同城化程度要达到更高的水平,除了交通物流方面的基础设施硬件互联互通以外,也需要解决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等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政策工具箱里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历史上有哪些启示推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未来我们怎么样做得更好?现代化都市圈的同城化为何难以推进?比如我们所在的京津冀都市圈,上海所在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及成渝、长株潭、西咸等地区,在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市县如何协调发展是大家讨论的核心问题。

城市的规模不同,但是各有各的苦:超大特大城市的苦是难以为继的“大城市病”,需要疏解产业和人口。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苦是遭受虹吸效应,“灯下黑”“吃不饱”。每个个体城市都呈现原子化发展,中心城市“吃肉”,而周边地区“喝汤”“啃骨头”。行政辖区交界的地方原本应该是最有生机活力的地方,但是却发展得不好;各个城市“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观,带来的零和博弈、负和博弈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企业数量都是存量的情况下,就出现“挖墙脚”的招商引资;在人口出生率给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抢人大战”,这里人多,那里就必然人少。

这些都是现代化都市圈在同城化发展时面临的问题。那么,如何打造都市圈共同体,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我们在交通物流等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疏解转移、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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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做了历史档案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上海刚刚解放时,1950年上海人口普查有502万人,1954年就达到699万人,两三年时间人口上涨了约50%。当时政府认为人口流动大部分是带着盲目性的,因为上海生活好“混”,供应标准又高于其他地方,大大吸引了一部分外地人口流入。所以,上海市人口办公室在1954年发布了《关于上海市紧缩人口的规划、指示、计划》,要“积极地有计划地紧缩人口”。采取的措施包括动员江苏、安徽、江西的外来农民回乡生产,在周边省份移民垦荒,推广节制生育,管理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等等。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些政策是非常徒劳无益的。如今上海人口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口生育率却是0.6%,基本和韩国一个水平。上海当时就是都市圈的中心,到现在还是。对于现代化的都市圈来讲,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