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珍档|红房子里故事多——素描昆山花园路及小花园

从四川北路889号海泰国际大厦(原第七百货商店)门前向东望去,有一条狭长、呈月牙形,西起四川北路、东至百官街,长约100米、宽8米的小马路,直抵昆山公园。这是仅有十个门牌号的昆山花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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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排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的红房子和小花园。问附近的老人,他们会说:“红房子里故事多。”确实,著名作家丁玲曾居住在此。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电视连续剧《向左走、向右走》《三十而已》也都曾在这条小马路上取景。

1.路边显眼的红房子

马路虽短,却别有风情。昆山花园路的1至10号,是一排弧形联列、垂直立面、酷似维多利亚外回廊式的公寓楼。这一长溜坐北朝南的建筑,每栋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总面积6000多平方米。建筑构图简洁而巧妙,它的底层为仿石构砌,上为清水红砖墙,顶部有云纹带饰。建筑的券式木门窗上有细腻的线脚纹饰。复式“人”字形的平瓦屋顶,为曲盖形的石棉瓦,加之阶梯形山墙,别致而富有底蕴。

1902年,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波特兰市的商人、旅沪美侨海宁生(A.P. Henningsen)家族,在虹口兆丰路(今高阳路)创投“美商食品公司”“海宁洋行”及“海宁蛋厂(沙泾港路250号,今益民食品一厂)”前,就看中了这里的地势,并与一位印度籍的商人共同投资辟筑了这一排别具风格的住宅楼;因其赭红色的外墙立面引人瞩目,又被称为“红房子”。

关于它的辟筑者,其实还另有一说,系由英商业广地产有限公司,于1902年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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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11月1日,上海滩刚使用煤气灯和煤气灶时,仅李鸿章给女儿李菊藕的陪嫁大宅康定东路87号(现为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少数用户家才有“煤气灯”。两年后,大英自来火房就开始向西到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南达广东路,东至霍山路,北到四川路、吴淞路一带提供煤气。而昆山花园路1至10号建成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悬挂在壁炉镜子两旁的“煤气灯”。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本为“一层一户”的“红房子”里住进了诸多的人家。又因地段好、市口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条“小马路”成了人头攒动、摊位衔接的“昆山花园路服饰市场”。一时间,遮天蔽日的货摊帐篷和拥挤的人群,掩抑了昆山花园路的丽姿风韵,曾一度令人扼腕。

如今,昆山花园路北侧的1至10号被修葺一新“,红房子”展现出了早期欧式花园洋房的一派新姿;南侧高大的粉白围墙前的木栅饰廊,颇有英式的情调。1999年9月23日,昆山花园路1—10号楼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因为昆山花园路和“红房子”的异国风情,这里也成了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地。

2.丁玲曾住的亭子间

早年的北四川路一带,“左翼”文化氛围颇浓。一些进步作家、不少刊物的编辑部以及出版社都在此间聚集。昆山花园路、四川北路口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后为虹口区新华书店的门市部)。1925年至1927年,陈云曾在这里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他还在这里参加了“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了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这里也是鲁迅先生常来买书和领取稿费的地方。搬来昆山花园路居住后,丁玲也常去那里买书。

1933年春天,丁玲搬到昆山花园路7号的花园洋房,住在4楼20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在此居住期间,丁玲创作了短篇小说《奔》。当时,丁玲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并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所以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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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4日中午,丁玲从正风文学院回家,发现丈夫冯达未归。这时,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主持者,《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前来等候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有“湖畔诗人”之称的应修人,商讨工人运动的事情。没料想,几名国民党中统特务突然闯入,将丁玲和潘梓年秘密绑架至停放在东面百官街的汽车上,又押往南京。

为了守候“更大的鱼”,几名特务留下继续守候。因事迟到的应修人,在三点五十分许,带着起草的罢工传单,来到了昆山花园路7号。当他走到三层与四层楼梯拐弯处,突然发现上下都有人影晃现。他心知肚明,那多半是特务。然而,此时的他已进退两难。应修人曾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东堍、沿河的“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练过拳术,所以他也不肯轻易就范。挥起拳头飞起腿,他与特务扭打在一起,但寡不敌众,不得已之下,应修人纵身从后楼窗口跃出,跌落在8号后门地上,在凌空一跃间定格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应修人年仅34岁。

而就在应修人和特务扭打在一起时,“左联”领导人之一周扬也来丁玲家谈事。走到楼下时,他下意识地向顶楼望去,见楼上窗口有几个人影急剧晃动,还传来阵阵打斗声,他觉得情况有异,疾步离开,躲进了路口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幸免一劫。

次日,上海《申报》《晶报》等几家报纸,分别发了标题为《昆山路发现惨死之男尸》《无名男子坠楼殒命》的消息。17日,《申报》再发《昆山花园坠毙男尸之相验》,这时,周扬方知,应修人遇害,且为自己庆幸。没有等到丈夫应修人回家的曾岚,在应修人换下的长衫口袋里发现了他写的最后一首诗:“纵然天地一齐坍碎,可是这败墟之内,依然有我的爱火纷飞。”曾岚又从新闻报道中“怀表、指南针”的字里行间,才得悉应修人已罹难。

与此同时,上海《大美晚报》刊登了《丁玲女士失踪》的消息,轰动了市井。随即,上海文化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潘梓年二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也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援救;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国际友人也发起抗议和声援。

丁玲失踪一事越闹越大,对国民党当局形成巨大压力。但一拖再拖,至1936年,丁玲才被交保释放,以后几经周折,去了陕北。

虽然丁玲在昆山花园路7号的亭子间只住了3个月,却在红色革命史上留下了足迹。

3.鲁迅爱逛的小花园

在昆山花园路的东端,有一座街心花园,花园因路得名昆山公园。又因小如“太仓一粟”,遂被俗称为“小花园”。

早年,这里原是一块荒地、养鸭塘,周围居民也在此倾倒垃圾,卫生状况不堪。1895年初,公共租界工部局以1.5万两规银的代价,从中国地方当局取得了水塘及其旁边的7.01亩土地;又以6318.31两规银向外资上海土地投资有限公司购得相邻的3.26亩,共计10.27亩;同年施工开始,填平池塘,种树栽花,建起一座具有英式风格的街心花园。花园中栽有一棵百年古树——皂荚树,堪称是公园的“镇园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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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园”初名虹口公园,是一座儿童公园。1898年7月19日,正式开放,但华人不能入内,为当地市民所鄙夷。1906年,因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局部开放,小花园改名为“昆山广场儿童公园”,也称“昆山儿童游戏场”。1937年,易名为“昆山儿童花园”。鲁迅也曾爱逛这里,他在1932年10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并游儿童公园。”1930年,这里又被日本侵略军占为临时集中营,关押过300多名中国人士。1932年后,此地成为日本军、侨聚集地;1934年6月23日,改名“昆山公园”。从小就生活在附近的武昌路,中国默片时代著名演员阮玲玉,经常在此约见友人小憩、赏景。

1950年,因公园花木被毁、形同废墟,政府出资修复。自1981年起,开始修葺,建造亭廊、棚架、地坪、围栏,园门迎面栽雪松、棕榈、红叶李、蜡梅、罗汉松等,左右两侧小花坛中月季花、茶花争奇斗艳。公园四周栽种杉树、梧桐。近些年,政府对公园进行改建,在南面的进园处,建造左右各两座拱形红砖门,重现了当年英式园林的风貌。一时间“,小花园”就成了此间人士休闲、儿童欢娱的一方乐土。

昆山公园最热闹的时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公园东门处的乍浦路鳞次栉比地开出了各种流派的餐馆酒楼,成为上海第一条美食街。由此,近在咫尺的昆山公园,也就成了食客呼朋唤友的集聚地。一时间,长椅、石阶上,树坛边,人影笑语,热闹非凡。酒香肴鲜,也就溢满了小小的昆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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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花园路、红房子、小花园,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采斐然。如今,当你走进这条弧弯有形、绿荫匝地、幽静舒缓的小路,最大的感受就是,路,宁静肃然;园,趣雅可人,是一处可以放松心情、休闲观赏、怡情放达的好地方。

(文/图  胡根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