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均知父亲陈从周是著名的古建筑园林学家，而他于风景规划领域作出的贡献，恐鲜为人知了。将他当年风景规划游踪所及的尺山寸水整理成文，让读者知晓，亦不失为一堂“还我自然”之课。
旅游杂感申新论
父亲最早提出“还我自然”之论可追溯到1978年，于《说园（1）》及《旅游杂感二则》文中。十年动荡，名胜风景区遭任意破坏，不赀之损。对于该如何修建，他颇费踌躇。修建“得体”，画龙点睛，增风景之雄伟与妩媚；反之，虽“好心肠”却吃力不讨好，弄巧成拙。
父亲多次强调：“山林风景，其异于城市的，主要是有山有水，即有自然之美。”1977年，他到宜兴，看了善卷、张公诸洞，为在一望平畴的江南水乡中拥有此雄奇大洞而惊叹；可一进洞，电光若炬，五彩缤纷，几疑置身于豪华餐厅中，奇岩怪石，成面目狰狞之野兽，一个原本自然的洞穴，被装塑为怪兽动物园，难言自然之妙。他直言不讳，指出：“因为人工之力有违自然。”
苏州天平山，有个钵盂泉，涓涓流水注清池，前小阁依山，极具自然美。父亲再见到时，那新建的现代化平顶茶室，远视极似动物园的狮虎笼，吓得他不敢前去喝茶，再无“郊园多野趣”可言了。他不明白：即便无华堂夏屋，也不能搭些不符合自然景物的建筑呀！
1979年冬，父亲去河北遵化参观清代的东陵。四山合抱，古松成林，黄瓦朱墙，掩映于蓝天绿海中，风景真幽美极了。视乾隆的地宫规模，其雕刻盈壁，可与十三陵的定陵相比；但当他入内，华丽的现代化吊灯、壁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地下宫殿”似“地上宫殿”一样富丽堂皇。他认为：“对地下宫殿照明的特点，要突出的是陵墓本身，而不是灯具。”父亲不懂：这样的照明对参观者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新式灯具与古代建筑的不调和，是破坏了古建筑的局部石面与雕刻。他告诉我们：“对古建筑来说，就是‘依然故我’，那才是高手笔，高文化了。”从而谆谆告诫：“对风景区的规划与建筑要慎重啊！一下子破坏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矣，总而言之，‘还我自然’。”
骏马秋风迹留北
1980年8月，父亲参加了北京圆明园修复会议。整整两天，他盘桓于废墟、断井颓垣中，精神是相当不愉快的。暮色四合，他继续乘北上列车，去参加旅大市的总体规划会议，二十个小时，向晚才达大连，景色一新。在槐荫十里的山径中，阑珊灯火依稀见。当山间皎月初挂时，一昼夜的劳虑顿消。漫步于山间，信口赋出小词一首《忆江南·大连》：“大连好，浅画自成图。一径绿荫通夹道，万山深处出平湖，初日步徐徐。 大连好，辽海碧于天。几处楼台萦客梦，片帆渡海待明年，风物续前缘。”
父亲称该市的旧城改建慎重，很少“见缝插针”“充分利用”。他提出的“二靠二因”，是这次总体规划会议的宗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他跟大连人讲了一段历史：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填了燕雀湖造南京宫殿，晚年见宫殿基础下沉，自悔早年蛮干的不是，希望今人再也不要覆辙重蹈了。他夸奖旅大的绿化是利用土生土长树种做绿化基础，再配北国习见的松柏、杨柳，作出了成绩。如今槐荫夹道，香飘万里。归程回眸，于梓室记下《十里槐花过大连》，用于指导旅大市风景总体规划。
再赴沈阳，他于建筑学会作精彩演讲，与从事旅游工作者交换近年建设意见，写下《论北方园林》，是有望于他们“不要使游者做到无重临其地的失望念头”，而是“游兴未尽，下次再来”。
父亲将搞园林比作写文章，首先要立意：是做论文还是小品文。他于恢复圆明园问题的讨论会上，总结其为：“烟水迷离，殿阁掩映，因水成景，借景西山。”洵一派江南园林，后两句是关键。
他对辽宁的园子在立意上下了功夫表示赞许；对东北是工业城市，污染严重，园子不局限于少数人的游憩，能面向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做法称好，云：“所以大片绿化，大片园林都是正确的。”
他认为：交流经验固然需要，但不是没有地方特色的照搬照抄。东北园林与江南园林有着地域性的差别。城市要有特色，父亲一再重述：土生土长，方显地方感。一个城市的行道树、园林要能吸引游人，一见所摄照片就知是什么城市，就是成功。他看沈阳的白杨，说它快要退休了；看柳树说萎靡不振；再看法国梧桐又水土不服，不无感触，言：“到底用什么行道树，恐怕还要考虑。”至于树木的配置，常青松柏、落叶洋槐、变色银杏都是对的。他琢磨如何延长东北园子的观游季节：北方多蓝天白云，可酌量多配些常绿树；花卉该万紫千红，争相斗妍。
父亲想“叫一叫”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其他单位瓜分园林的土地。”人游园林，远望烟囱，滚滚浓烟，煞我风景，污染园林。他为园林工作者鸣冤叫屈：“我们园林工作者没有被人重视，好像园林就是种树，园林工作者升个工程师，真是难乎其难。”他见微而知著，将绿化与减少沈阳城市的污染连在一起考虑：“绿化就是文化，没有绿化就没有文化，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一样重要。”他说搞旅游，风景区与园林是无烟工厂，工厂坏了能重建，风景区毁坏了，是无法再救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
父亲于看似简单的农村绿化得深层之理，谓：“中国园林的许多手法是从农村自然风景中吸收进来的。”他为辽宁人规划造大园：大面积的园林要有分有散，有聚有合；大型园子里的建筑不能放大，不能搞大建筑，他以北海公园的亭子为范例，亭子就是亭子，没有因北海大就造大亭子；园林的廊和路是将散开的建筑连起来，墙是把分开的建筑一组组地组合起来；北方园林用些红柱、琉璃瓦是对的，建筑“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宜散不宜聚”。他见沈阳园林的假山面积大，体形高，又蠢又呆，土包山、平冈小坡反呈自然，教他们因地制宜的做法是：低洼地以凿池水为主，高低坡可安排假山，上面放几块石头，叫“点石”。
他还希望代表着沈阳城市标志的东南西北四塔能得以保存；文物工作者与园林工作者是相依为命的兄弟，不可闹对立纠纷……诚如他所言：“不根据自然条件来布置园林是得不出好的结果的。”是此行沈阳风景园林规划之精髓。
手捧端砚说端州
色碧且存，乃端州精，取置案头，实惬吾心。这方色青、形美、质好的端砚上刻有一对凤凰，腾云驾雾，二印为：“梓翁九怪”“陈从周藏”。置于一精致柚木盒中。是父亲自端州回家后不日给我的。
1981年冬，父亲应广东端州建筑学会之邀游历一周。父亲看山观水，安排景区，尽贡己见，临行前对鼎湖山与星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将星湖比作西湖，诵出的两首小词是端州风景规划的参照：“湖边照影动清愁，老去何堪忆旧游；不信异乡为异客，分明山色近杭州。”“南船北马半生游，论水评山我欲休；莫把燕支污玉璧，淡妆西子誉端州。”星湖浓妆艳抹，它的美不仅是七星岩，更有端州四围群山的衬托，借景、对景得天独厚；他也忧心忡忡：万一今后环建工厂，四山开矿，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搞规划的人应该四处看看，周围望望，能看到的都应在规划中考虑进去，搞风景区建设要有整体观念。”
父亲视山水树鸟，一片天真，故：“风景规划在于怎样处理自然的景色，而保其天真。”他数岩有七，参差错落于湖波上，可过去立意不明，做了水泥外墙，建了公路交通，七星岩上了路，水盆景变旱盆景，山不再见脚，水顿失其源；凝望着明镜般的星湖，为什么“如斯好水面，不见漾轻舟”呢？他不无遗憾，说：“星湖本来是应以舟为主的。”
在谈到公园规划时，他对星湖风景区前的宝月公园不满，云：“不是等于饭店门前摆粥摊吗？哪有生意呢？”他启发他们懂得：“风景区好的地方，园林不发达。”故四川园林不多，安徽没有好的园林，就是因有美丽的天然山水。
对如何安排建设世界旅游城市，父亲紧抓三特色：“城市特色，风景特色，建筑特色。”经他观察的肇庆城市特色是：沿江有四塔，标出了该市特征。失去它就一般化了，因建议：“这几个塔应很好修缮一下。”
他认为自然风景区当以风景为主，建筑物起点景，引景作用，批评吃饭的那条庞大船体建筑（松涛宾馆）为：“没有尺度概念。”小小的蟾蜍岩和仙掌岩间摆个大体量宾馆，给人的视觉是压小了岩，岩成假山；宾馆前搞个方池加喷嘴，既不像浴缸，又不像游泳池，试问水从何处来？无了自然生命。他提出的多个“宜”与“不宜”，哲学、美学，无不贯穿其中：“风景区建筑宜小不宜大，宜隐不宜显，宜低不宜高，宜散不宜聚，宜麓不宜顶，形式要民族化，里面的设备可以现代化。”他毫不客气地指斥：红莲湖搞铁索桥，是破坏了地形；搞两座假山，是“真山面前堆假山”，毁损了真山。
他建议山上养一群猴子，湖里搞几条画舫，餐菜有星湖活鱼，风景点要增多，布置要中国化。“登月火箭”是山林城市化，城里的东西不要搬进山林。
风景区除了真山真水，还要有植物配置，有大树可成为名山。父亲说：“树木的种植应该讲究品种的配置，重视植物姿态。”中国园林中，松林就是松林，梅林就是梅林，柳林就是柳林，不能乱植，搞大杂烩；杨柳是水边植物，桃花是高山植物，杭州白堤的一株桃花一株柳是错误的。他将其风趣地喻为：“干部也要老中青结合呢，风景区植物的更换或调整要格外当心，不能一下砍光。”
我读父亲1981年在肇庆市建筑学会讲演记录《谈园林风景建设问题》，解其语言近旨远：“城市园林是大自然的缩影，园林规划设计充满哲学原理与辩证法。”端州有真山真水，何必看着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北京园林呢？眼前的天然山水才是端州人放眼而脚踏实地之处啊！
秀出东南论名山
泰山，群岳之首。父亲无数次登临，在他眼里，自秦汉以来的历朝碑刻、文物古迹、古建名胜、一草一木，无不是悠久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他以情悟物，进而人格化，得：“泰山应该是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他观泰山，感受的是中国的山，民族的山，中华民族的伟大，所以他主张：“泰山规划与建筑要有民族特色。”对是处炸山头、建缆车、破坏古建盖新楼、公园式的大门、岱庙配天门与仁安门的新建筑，认为都是没有灵魂的，强调：“今后在风景规划上，对风景要着眼在此，既要修理古迹名胜，又要‘还我自然’。”
1982年8月，火日灸人，父亲接江西省邀请去庐山开风景规划会，可他迟迟未允，因1963年夏经他调查过的一些古建筑及森林，十年动荡后毁得差不多了，山林快要城市化了。记忆中美的倩影怎忍磨去，复了一首恳辞：“会议催人老，新来白发多，庐山难补笔，无可奈如何！”岂奈“州司临门”催他上道。毛毛细雨中，他扶杖上了庐山，吟出了《雨中去庐山》：“奇峰到眼须着意，富贵随人只等闲；初识世间贫处乐，渐知水墨画云山。”那日，两鬓星霜的父亲，老怀未忘的是黄龙潭附近的那座明代赐经亭。相见之下，居然安然无恙。望着壮观的龙潭瀑，感受着美的境界，哼出了《观黄龙潭瀑》：“似晴欲雨费疑猜，谁把天公巧妙开；峰影都沉潭影底，庐山之水日边来。”
1982年夏，陈从周在庐山
二十年前，父亲是从山麓的万杉寺、秀峰寺调查了宋元石亭，经宋代著名山峡桥栖贤桥，仰观五老峰，一步步带着云彩上，认识了庐山真面目，品出了名山之奇，予其人格化。庐山不仅是一个风景区，还起着感化教育人的意义，他喻其：“苍润高逸，秀出东南，亦即此风景规划的最高指导思想。”而对那些背道而行，在山顶拉练几天、游人工玩意者，他无法想象如此之游，如何逗起爱自然之雅致。
父亲过去来庐山，住的是林下的平房，清流枕居，翠松倚窗，喜鹊报晓，他自比山僧，隐士，老农；而这次住大宾馆，楼前西洋树木成行，各式汽车成排，喇叭声、汽油味，使父亲产生厌倦疲乏。面对森林相当面积遭砍伐，他心如刀绞，劝诫管理者：“毋忘这漫山的森林，要保水，就得固林，庐山之美在于水。”他又说：“千万要留此命根，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堪谓苦口婆心了。
归途中，父亲还在想着做好庐山的“补笔”，要具有：“诗人的感情，宗教家的虔诚，游历家的毅力，学者的哲理。”他的散文《苍润高逸，秀出东南》，是自实中得之；他对庐山风景规划的得失评量，诚望永保我东南第一山，尽在文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名山挂缆车、幽谷横玻璃桥、炸真山堆假山之咄咄怪事，屡见不鲜。重温“还我自然”之言，仍是大有必要的。（陈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