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模式，“西方中心论”（Westocentrism）是“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扩大版本，即盲目地把欧洲或西方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无视甚至否定其他地区人民的历史，它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集中反映了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其核心观点，是主张西方文明（西欧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进化的顶峰，是人类理性、繁荣和道德进步的最高阶段”。究其实质，“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意识形态附生物，从开始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服务，甚至把西欧地区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历史优势倒推回古代历史，企图创造一种“永恒的西方”的概念，把“西方”与“非西方”特别是“东方”二元对立（即所谓文明与野蛮、发展与停滞、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西方中心论”的核心目的，是要固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要实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统治或压制，使世界“西方化”。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中，此类中心论对广大亚非拉地区人民而言，造成严重的精神束缚和实践上的消极影响。不过，追求自由发展和平等权利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宗旨与可贵之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并从苏联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转型的发展历程，更是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今日世界在纵向的社会形态演化和横向的全球交往领域都已经出现新的进展，即在纵向上已经发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横向上正在迈向包括各种群体组织在内的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破解“西方中心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
“西方中心论”的脉络
根据迈克尔·温特尔（Michael Wintle）在《欧洲中心论：历史、认同、白人的负担》（2021年）一书中所做的梳理和归纳：“欧洲中心论”的名词形式及其形容词“欧洲中心的”（Eurocentric）本身的历史并不悠久，这个词在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被注意到（1964年在早期人类学文章中出现了Europocentrism），含义是以欧洲和欧洲人为中心，将欧洲和欧洲人视为世界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中心；“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相关学术讨论的鼎盛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也有观点强烈认为，“欧洲中心论”实际上在大约500年前就已经存在（尤其是在1850年至1914年之间），即使此前还没有得到命名；而在20世纪，它的含义包括“西方与其他国家”存在着关键差异，即人类不同部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换言之，“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意味着西欧北美地区凌驾于广大亚非拉地区之上的世界性霸权和等级制度。
在温特尔看来，“欧洲中心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展现，这是与欧洲集体认同的出现相吻合与联系的。但实际上，对“西方中心论”的膨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这一点恰恰说明，西方占据实力优势的时段，相对于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而言只是短暂的一瞬。对此，中西学界已有基本共识。马克垚的《世界文明史》提出，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封建农业和封建特权，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霍布斯鲍姆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认为，1789年的世界是一个乡村世界，但是法国大革命和同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即双元革命，使得1789年后的世界发生巨大变革；许多非欧洲的国家和文明在18世纪后期仍然与欧洲国家保持平等地位。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西欧北美地区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力量对比发生转折是在19世纪上半叶，此后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明显加速。欧洲或西方的自我中心意识在19世纪迅速发展。19世纪末西方还为此创造出“白人的负担”这个概念，意在为自身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进行辩护与美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中心论”造成深刻冲击。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直接的、有形的殖民统治土崩瓦解，“西方中心论”受到沉重打击，但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权力载体向世界各地扩散影响。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终，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言，也因此产生了路径依赖，惯于塑造地缘假想对手搞集团对抗，这强化了西方的自我中心意识。
“西方中心论”暴露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局限性
当今世界的迫切问题，是金融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改革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上。正如萨米尔·阿明认为：“西方中心论”“把世界引入了严重的困境。如果西方继续死守它主导的各个政治关系领域中的立场，特别是在南北和东西关系中的立场，发生暴力冲突和残酷的种族主义行动的风险将会增加”。国际社会有义务共同克服“西方中心论”对人类思想与实践的束缚，使人类文明事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国际社会的东西方、南北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破解“西方中心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就是把“西方中心论”赖以为本的“西方的兴起”还原到世界历史的具体过程之中，科学把握当今世界的现实发展。“西方的兴起”描述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西欧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上的率先突破，以及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从国家层面运用军事暴力持续掠夺亚非拉地区的历史现象，即西方的发达建立在对亚非拉人民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基础之上。纵向来看，西方只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生产中心之一，甚至都不能垄断资本主义概念本身。截至2023年3月，在联合国190多个会员国中，有46个国家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有几十个。西方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优势非但不会永存，而且正在衰落。
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大洲复杂的生产与交往的互动过程中，全球经济生产的主导权已经发生了区域转移，即向亚洲和中国转移。据统计，中国经济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2023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标志着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西方中心论”已经成为西方某种惯性的意识形态想象，试图继续维持“永恒的西方”的“虚假的普遍性”。
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考察世界与西方的演化，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论”已经走到历史的末路，这正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曾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垄断制约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善和发展潜能的释放，正在持续造成人类生产能力的浪费和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甚至企图将这种经济不平等固化与合法化。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地克服和破解“西方中心论”，而是要根据世界的现实演化解释当今世界的形成，探索有效的合作互利模式来释放各地区各国人民的自主发展能力，进而推动摆脱贫困、消除压迫的文明进步事业不断发展。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事业，也必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作者董欣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