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拔山军指挥使
近日，笔者看见老王写志愿军第一个叛徒的文章，又看见马驽介绍陶希圣夫妇生平的文章，遂不揣浅陋，也想在这两个题目上发挥一下。笔者这个文章从何处做起呢？不妨从罗君强与陶希圣的关系入手，从罗君强的回忆文章做起吧。
罗君强与陶希圣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毋庸讳言，是十分恶劣、互相倾轧的关系，是天敌、死仇。
早在当时，汪伪汉奸集团中便啧有烦言，说陶希圣就是让罗君强给挤走的。而根据别的汉奸回忆，罗君强有一次直认不讳，当着大家的面扬言说：“有人说罗君强太厉害了，连陶希圣先生都让他给逼走了。我不害怕别人骂我，这个责任，我愿意负担。陶希圣就是给我赶走的，又该怎么样？有本事也把罗君强赶走嘛！”
多年之后，当事人罗君强已经成为功德林“学员”之一，受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教育，他老实了。老实的罗君强承认：“我和陶希圣积有私怨。”
譬如说，他在回忆文章中，拐个“弯”也不忘带上一句：“在陈布雷自杀以后，陶希圣更做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陈布雷是在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际，心灰意冷而自杀的。而陶希圣在陈布雷死后得以成为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无非是在退居海岛以后的事情。试想，在这个时候，罗君强早已成为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死汉奸，人家陶希圣在蒋那里混得怎么样，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陶希圣回去找蒋报到以后的舆论风评无论怎么样，难道就能改变他罗君强作为汉奸的历史定位吗？
（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你罗君强永远的家）
可罗君强偏不这样想，即便在回忆文章里，他还是要不无怨毒地带上这么一笔。以此观之，他对于陶希圣的这种“私怨”，可谓深矣，就算自己成了阶下囚，仍不能释怀。
那么，罗君强与陶希圣的这种私怨，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马驽的文章认为，这是因为《中报》问题的缘故，陶希圣做了汪伪“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央宣传部长”以后，要求罗君强将《中报》改为《中央日报》，由他陶希圣的“宣传部”来管辖。《中报》是周佛海的“嫡系”罗君强和金雄白办的，当然遭到罗君强一口回绝。非但如此，罗君强还写来一封信，将陶希圣骂得狗血淋头。陶希圣受此侮辱，便持罗君强此信向汪精卫哭诉。
（1937年陶希圣父子在故宫）
罗君强本人说，他写信痛骂陶希圣，陶希圣再向汪逆哭诉，确有其事。他还添油加醋地说：“陶持信哭诉于汪精卫，竟至磕了一个头。”
可对于陶希圣要他将《中报》改为《中央日报》之事，罗君强却不承认。罗君强说，他给陶希圣写信并不是为此事，而是为了“警告”陶希圣，他正在筹备办《中报》，“你当宣传部长我办报，今后只能帮忙不能捣蛋，如果再像从前一样诬蔑怀疑我，我对你还是不客气的！”
罗君强不承认要将《中报》改为《中央日报》一事，我们从时间线上去考察，的确对不上。罗君强他们这个《中报》正式出笼、发行创刊号的时间点，是1940年3月30日，与汪伪政权的正式出笼同时。而高宗武、陶希圣他们，则是早在1940年初便迷途知返，逃往香港了。
陶希圣这个“宣传部长”，是否至于盯上一个还在筹备阶段的《中报》，还要将它改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呢？据笔者看来，令人存疑。
罗君强不承认这起《中报》矛盾，那么，他与陶希圣的私怨，可能比我们大家想象更加久远。罗君强说，陶希圣“从前”就“诬蔑怀疑”过他罗君强。至于什么时候才叫做“从前”，又是怎么个“诬蔑怀疑”呢？他语焉不详。
罗君强回溯他认识陶希圣，是在1926年。他在回忆（坦白）中说：“我当时（1926年周佛海到上海参加‘孤军社/独立青年社’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何公敢（‘独立青年社’创始人之一）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址）
罗君强与陶希圣既然早在1926年就认识了，那到1940年为止，他们这十几年的相处过程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陶希圣完全有可能在这十几年之中的某个时候得罪了他，让他认为陶希圣是在“诬蔑怀疑”他。这揭示了“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尽管他们同为周佛海的核心班底，也可能因小事而失和。
总之，1940年初陶希圣迷途知返，潜回香港，大约真让罗君强有了“赢了一局”，终于挤走了陶希圣的欣喜，于是在汪逆亲自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他居然洋洋自得，以至于放出狠话来。
罗君强为陶希圣的离去而暗自窃喜，可汪逆却哪里能有他这好心情。罗君强回忆道：“高、陶出奔，对汪伪汉奸方面当然是一大冲击。汪精卫乃在自宅召集一次干部会议，李士群还在会上建议派人到香港，再找他们回来。”
李士群与罗君强后来也产生了嫌隙。嫌隙怎么产生的呢？按照金雄白的说法，是因为争夺“税警总团”控制权的问题；按照汪曼云的说法，是因为争夺“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宝座。
罗君强与陶希圣有私仇也好，与李士群争权夺利也罢，无非都是如笔者前面文章所说，是“狗咬狗”的斗争。不过，客观地说，在1940年初时，罗君强与李士群的矛盾还没有产生，甚至说，他们之间还是“合作”关系，还在“称兄道弟”，这时李士群建议找回陶希圣，并不是给罗君强“上眼药”。
但是，罗君强是一个吃不得半点亏的人，不管提议找回陶希圣的人是谁，都触碰到了他的痛处。他立即在会上当面放出狠话：“陶希圣反复无常，人所共知，滚了也好，可免后祸，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对再找他回来。”
他这一句话，把汪精卫给顶在杠头上了。汪精卫最怕别人将他的军，现在罗君强明确表态，还“代表青年同志”，那汪精卫怎么办呢？
据罗君强说，汪精卫只是搓了几下手，讷讷说：“这也是我的不好。”
汪逆说完这句话后不久，这场“高级干部会议”便散会了。找回高宗武、陶希圣的事情再也无人提起，而罗君强就在挤走陶希圣一事上，取得了完全胜利。
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了日汪密约。这时，罗君强正追随汪逆在青岛参加南北汉奸合流分赃会议。看到“密约”曝光，高、陶成了“叛徒”，罗君强反而很兴奋，因为这更让他找到了把陶希圣踩到泥土里的机会。他幸灾乐祸地对汪精卫说：“陶希圣一向鬼鬼祟祟，我向来讨厌他，你和周先生（周佛海）偏偏当他是心腹之人，这次上当不小吧。”
罗君强对于陶希圣的怨毒极深，始终没有化解，这句话无非是一个注脚罢了。
罗君强与陶希圣的恩怨，早已往事如烟。不过，据笔者看来，罗君强有一句比较有个性的话，值得我们记住，那就是他说陶希圣“反复无常，滚了也好，可免后祸”。
陶希圣脱离汪伪汉奸集团，是迷途知返也好，是反复无常也罢，当然不见得由罗君强说了算。但是，哪怕是罗君强这样的汉奸也知道，反复无常、鬼鬼祟祟的人，是不妨让他“滚了也好”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将来出现无妄之灾。
就拿老王文章中揭示的志愿军叛徒来说吧。如果我们不把作为个体的志愿军官兵过于理想化，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志愿军官兵的来源其实并不单纯，甚至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在这之中，原国民党军人员，甚至进过蒋介石中央军校的顽固人员，也是所在多有。
譬如说老王写到的，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40军出现的志愿军第一个叛徒，就是原国民党军的顽固人员，他碰上韩军中的原国民党军人员，而被勾引过去了。
我觉得，罗君强的话放在这里，也有一定道理。像这种潜伏在志愿军中的原国民党军顽固分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他当了叛徒而痛心疾首呢？这样的人跟韩军接上头，跑去找他的“蒋总统”、“李总统”报到，难道不正是滚了也好，免得后患吗？试想，如果他接触到什么机密以后再叛逃，会有多少英勇的志愿军战士被这个叛徒害死？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在。
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专家学者”，不是着眼于中国国情，研究中国如何崛起，而是专门替美国和美国人操心，操心美国人是该学汉武帝“轮台罢兵”，还是学明仁宗“洪熙新政”。
这种人，他要是愿意早点滚到“他的”美国去，找他的特总统、万副总统、卢国务卿，或是拜总统、哈副总统、布国务卿报到，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同样应该高呼一声：“滚了也好，可免后祸！”
笔者想来，这种人如果滚到美国去了，我们且不妨放几挂鞭炮欢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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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