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中华
《洛阳伽蓝记》所诠释的“协和万邦”之道，是对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深刻注解。
原文 ：《“协和万邦”之道历久弥新》
作者 | 西南政法大学 胡晨飞
图片 | 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帝尧鉴于当时邦国林立、分族而居的社会现实，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凝练地表达了处理各邦国和各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道德准则和政治理念。自此，“协和万邦”成为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并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它“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撰者杨衒之以洛阳伽蓝（梵语佛寺之意）的兴衰为主线，追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邑凡四十年间的繁华盛世。全书五卷，立体地再现了北魏全貌，多处可补正史之不足。该书不仅是一部出色的佛教史地文献，更是鲜卑族汉化、多民族融合，以及中国与中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突出体现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政之道与其背后的古老中华智慧。
向内凝聚以立“协和万邦”之基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孝文帝迁都洛阳而继起的南北正统之争和夷夏之争交相纠缠的时代背景下，开篇即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洛阳城内各个城门命名的历史由来，再三强调“依魏晋旧名”“高祖因而不改”，有意凸显北魏和汉文化间的延续与传承。
杨衒之对于北魏与前朝历史紧密相关的开宗明义，实则是对洛阳王权处于汉文化中心位置的申张，以确保北魏在南北正统之争中取得更多合法性与话语权。以卷二“景宁寺”所载为例，面对南人陈庆之的出言不逊，中原士族杨元慎慷慨陈词，而这场全书最为激烈的南北文化论争，最终则以陈庆之从此钦重北人收尾。字里行间，杨衒之对于“鹰箓受图，定鼎嵩洛”的北魏王权正统的维护与强调溢于言表。
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一方面与南朝对抗，另一方面则通过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政策，逐步实现了自身的汉化和华夷身份的转变。在这一民族融合和南北交往的努力中，北魏政权坚持“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以汉文化的连续性，建立并巩固其权威政治地位，并最终形成了四方比邻而居的洛阳盛世。《洛阳伽蓝记》见证并记录了这一“向内凝聚”的过程，全书对以汉文化为根本的洛阳王权正统的维护与强调提示我们，“向内凝聚”是为“协和万邦”之基石。
兼收并蓄以创“协和万邦”之世
“向内凝聚”所形构的统一的政治权力，为王城洛阳的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权力保障，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自信、开放与从容。《洛阳伽蓝记》所述一方面强调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王权正统，另一方面以包容的姿态展现了五方杂处的盛世洛阳。
例如，书中对安置八方移民的四夷馆和四夷里的详细记录，反映出洛阳作为王权正统都城的民族融合进程；对“鱼文化”和“羊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细致描写，展现出洛阳饮食文化在弥合南北差异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多元的进程；而对异域僧侣言行举止的复现，则呈现出不同地区的佛教思想和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进程，等等，均体现出以汉文化为基石的洛阳王权在与异质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所彰显出的兼收并蓄。
学者席格在针对《洛阳伽蓝记》的分析中认为，北魏洛阳是一个文化融合共同体。中原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等，在洛阳空间内冲突、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多民族交往与多元文化融合充溢整个都城空间。而正是这种统一政治框架下的文化多样性背后所体现出的对异族与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开创了“协和万邦”的理想盛世。
革故鼎新以铸“协和万邦”之魂
如果说，《洛阳伽蓝记》中所描述的北魏洛阳，是以兼收并蓄的包容姿态开创了“协和万邦”之世；那么，书中所呈现的社会与文化内部不断自我更新，则是“协和万邦”之世持续葆有活力的生命之源。
以“伽蓝”为例，据史料，在北魏王权的推动下，洛阳先后建成1367所佛寺，佛教伽蓝景观作为全书的题眼与叙事主体，其建筑形制凸显了中国本土建筑风格对古印度佛寺风格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如北魏迁都洛阳后所修建的代表性佛寺永宁寺，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其一方面沿袭了古印度寺院“前塔后殿”的形制，另一方面则融合了中轴线对称的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且佛殿的内饰、颜色、器物等，也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
这一立足于兼容并蓄之上的革故鼎新，从社会的内部发展看，循序渐进地完成了佛寺建筑的中国化，并对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起到关键性助推作用；而从国家的外部发展看，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眼见永宁寺的菩提达摩也不无震惊地赞叹其精丽堪称“极佛境界”。依西域佛寺形制、结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而落成的永宁寺，其在佛寺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成为折服禅宗初祖的关键力量，并提示我们注意，对于他国文化既吸纳又创造的革故鼎新，或可从心理上触发他国人民的情感共鸣乃至尊重崇敬，继而保障“协和万邦”之世的长久稳固。
中和涵容以固“协和万邦”之本
《洛阳伽蓝记》卷五以近乎整卷的篇幅记录宋云与惠生的西行之旅，从全书的结构体例看，卷五与前四卷截然迥异，尤显突兀。学者普遍认为该卷通过游记的详细记录，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中西交通史及古代西域状况的珍贵史料。不过，除了史料价值，卷五有否其他用意？
学者于涌提出，卷五所载宋云出使西域一事，其意义更在于向西域张扬北魏国威，宣示北魏正统。延续这一思路考察卷五，不难发现，北魏统治者避开战争而选择了一条中和之道——向西域取经，以西域诸国普遍信奉的佛教为突破口，假僧侣之口述北魏盛世，采用平和的姿态结友邻，继而立国威、扬国风。例如，卷五记载了宋云与乌场国国王的一段对话，通过宋云对北魏名人与盛世的介绍，乌场国国王对北魏的尊崇之情——“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溢于言表。
中华民族尚“和”的价值观念古已有之，孔子更是将“和”的观念上升为协调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录的北魏承续了这一政治准则，其统治者巧妙地借助佛教信仰，以互通、互访、互敬、互助、互惠的“和”智慧，充分展现了“协和万邦”的固本之道。
《洛阳伽蓝记》所诠释的“协和万邦”之道，是对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深刻注解。北魏以向内凝聚与中和涵容的坚守，兼收并蓄且革故鼎新，一方面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理念与智慧，另一方面在今天给予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有益思考。中华文明将自我成功经验与全世界共享的传统古已有之，且历久弥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