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
陈季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文｜陈季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首《望海潮》是北宋婉约派词宗柳永的一曲长调，它把11世纪初杭州的富庶与秀丽刻画得跃然纸上，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仿佛身临其境。
200多年后的南宋暮年，大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如此点评柳永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不知道当他读到这首词时会不会抚今追昔，无限怅然？
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远去的黄金时代。
这首《望海潮》也像风流才子柳七的其他许多曲词一样传唱万里。相传，这首词诞生一个多世纪后，当时已据有北方的金主完颜亮（金朝第四代君主，史称海陵王）一次听到有人歌咏它，当歌者唱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他对词中的杭州——那时已唤作临安——顿生出无边的艳羡，“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其实，在“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时代，杭州还远不是天下最丰饶繁华的都会，在当时大宋帝国都城东京（开封、汴梁）面前，它充其量只是一块小家碧玉。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欣赏过《清明上河图》，北宋末年大画家张择端笔下的这幅长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1000年前中原华夏曾经达到过的商业文明高度。
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无不将“均富”作为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警钟长鸣般地回荡于后世2000多年的每一个时代。历代统治者也无不视“均富”为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遗憾的是，古代人大多缺乏如何真正达到“均富”的正确知识。面对天下那么多令人同情的贫寒者，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这是因为少数富者太富造成的。而富者的那些奢侈性消费又总是轻易地激起朴素而强烈的道德义愤。当诗圣杜甫用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手法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又怎能否认，正是这种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招致了大唐盛世的衰败呢？
于是，人们自然地把“重农抑商”和“抑兼并”当做实现“均富”的前提和必要手段。也就是抬高和扶持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这是当时的“实体经济”；压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财富的商贸流通业，这是当时的“虚拟经济”；保护“小农”，打击乃至消灭“大户”……即便少数智者发出过一些深具洞见的不同声音，也总是稍纵即逝，湮灭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纵观历史，试图通过“重农抑商”和“抑兼并”来实现“均富”和“长治久安”的努力总是倒向其初衷的反面。这种几乎历朝历代都一以贯之践行的价值观和政策导向形塑了一个循环往复2000年的小农社会。以今天我们掌握的知识来审视，社会财富的“蛋糕”始终做不大，是不言而喻的。
不用说，对工商业和“兼并”的抑制越是雷厉风行，越是卓有成效，全社会的经济和财富增长就越是停滞不前。其最终结果不是“均富”，而“均贫”，甚至更坏——富者和贫者在绝对值上都变得更穷了，但相对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贫者益贫，从而加速——而非如那些道德主义者所愿地延缓了一个王朝的覆灭。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亡于内乱的王朝末年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内卷”阶段的挣扎与痛楚。
柳永身处的有宋代差一点就摆脱了这个历史周期律。这一缕曙光之前从未看到过，之后也再没有乍现过。
自秦统一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国家，直至辛亥革命的2000余年里，宋代差不多正好居于这段漫长历史的中央。若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是故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之叹。
客观地说，人类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有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的提高长期来看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但在技术进步的“绝对增长”相对有限的前现代的硬约束下，市场分工深度与合作广度的扩展程度，就是决定生产力水平和财富增长的奥秘所在。
宋代以2000年王朝史上最狭小的国土面积，实现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均财富积累，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商业贸易的繁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现过的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唯一机会。
那么，这幅“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又是如何破灭的？
繁荣社会是如何成就起来的？
《逝去的盛景》一书是从经济切入的，并且自始至终围绕着经济这根主线展开，但它显然不是一部“宋代经济史”。如果想要通过这本书来对宋代经济获得一个全方位的把握，恐怕会失望。我并没有按农、林、牧、渔、工、商、服务业等行业分类来全面叙述宋代经济全貌，也没有完整介绍宋代的经济制度。
我只是有选择地向读者呈现了宋代新出现的前沿经济变化，例如城市网络的兴起、工商业的繁荣，以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等等。我花了很大篇幅在书的最后部分剖析宋代的财政与税收，也是服务于上面所言的问题导向。
说这本书不是“宋代经济史”，还因为它旁涉了许多经济之外的内容，然而它更不是一部“宋代社会史”或“宋代文化史”。对于后人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宋代政治，本书只在尾声中有所提到；而对于宋代所取得的那些最耀眼的文化成就，像文学、哲学、史学、书法、绘画等，这本书要么只字未提，要么只及一两点。
例如，谈到文学，我只取了柳永这一个局部视角；而讲到理学的那部分，也是在讨论宋代教育普及时略有触及，并没有花太多笔墨讨论理学的思想内容本身。我关心的主要是商业进步及其成因和它所催生的社会变迁。当然，那些被我忽略的部分绝非不重要，而是与我试图关照的主题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文学艺术的繁荣或许不能说与经济毫无关系，但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并不必然滋养出辉煌灿烂的史书与书法，专制而贫穷的时代也并不一定产生不了美轮美奂的诗歌和绘画。
在分析历史演进及其内在动力时，国人最常采取的思维模式，是将历史变迁归结为人的道德自觉，不管是冠之以“民族性”还是“民众觉悟”之类新旧术语。这种思维里面既有儒家历史哲学的影子，又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元素：过去，历史的根本问题无非就是如何才能让“圣君贤臣立于朝”，即把历史的演进化约为统治精英的德行问题；放到现代，则是将主体倒置或扩大为所谓“人民群众”，即历史进步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往往又是道德上的，于是历史的终极使命无非是“唤醒民众”。
在这本书中，我将历史演进置于“技术-制度”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在我看来，如果历史的起起落落呈现为一条曲线的话，那么技术和制度分别可以作为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单元底盘，制度将所有这些生产力单元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创造实际价值的生态系统。技术和进步都有可能进步和倒退，但二者又存在着很大不同。
技术的突破充满了偶然，并非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可以左右。我认为它主要取决于极少数天才人物的天才灵感，二者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甚至不可知的。我们唯一能够确知的是，技术进步是累积和阶梯式的，有了前一阶段的突破，才会有下一阶段的继续突破。
它完全不像文学艺术那样，每一代人都可以独自另起炉灶。18世纪-19世纪“科学革命”以后，技术突破发生的频次比之前有了火箭发射似的加速，而且还在继续加速。说现代一日抵古代一年，一点都不夸张。我在本书中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古今异同”，以期提醒世人，对历史要怀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摈弃那种想当然地“以今度古”的浮夸通病。
然而，就每一个当下而言，下一个重大技术突破会朝哪个方向、发生在哪个领域，以何种形式……仍是不可知的。当然，一项偶然的技术发明是半途夭折（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交子、会子等纸币）、长期陷于停滞（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还是最终得到广泛应用和长足发展（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算盘、罗盘、雕版印刷等等），则视乎它生逢的社会土壤。而所谓社会土壤，制度则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技术的突破极难；一旦取得了突破，倒退的发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将它比拟为历史曲线的横坐标。
制度则相反，它是掌握了正确知识的人完全有可能有意识不断改进的。但它绝不是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想蓝图自由规划和随意修改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在白纸上作画”那样。制度看上去是人“制定”或“设计”出来的，但实则只是人的“选择”，而且选项很有限。它是制度的最初确立者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他们主观价值倾向的结合。
制度一经确立和推行，就会获得独立自主的生命力。只要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没有大的改变，它会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持续展开，并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裹挟进来，形成一种日益强大的路径依赖，驱使后来者不得不沿着既有的方向不断走下去。当然，后来者仍可以审时度势，顺应他们扎根的新的社会土壤，抓住机会对既有制度作出调整，甚至根本性变革——前者如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后者如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无论在制度的起源还是展开过程中，人都不是被动的奴隶，都可以有所作为。
这就为中国古代儒家政治哲学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作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制度的倒退是很容易发生的，真实历史中也的确一再发生。所以我将它比拟为历史曲线的纵坐标。另外，人固然不是制度的奴隶，但也很难说是它的主人。人显然不是制度的建筑师或工程师，就人与制度之间多向度的复杂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更像是农人与庄稼、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
尤需指出的是，制度的实际推行后果往往与制度的设计初衷大不相同，几至南辕北辙。
历史的演进，在越长期（例如千年时段）和越宏观（例如全球范围）的视野中看，技术的力量就越大。而在短期和局部，制度的力量则可以说是压倒性的。因此，就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而言，技术是最重要的动力；而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究竟是繁荣还是衰败，主要是制度决定的。但好的制度——对应着繁荣的社会——能否存活、维系乃至不断完善、提升，又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持续压力：
首先，一个制度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持，因而所谓“先进制度”，是一连串的事件。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宋代“遥遥领先的”纸币体系因得不到当时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层面其他制度基础的支持而独木难支。
第二，制度与技术存在一个适配问题，不同时代会有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最佳制度组合”，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技术特征。我们通过本书也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宋代“现代化的”军事制度因受制于前现代技术条件而在实战中尽落下风。
当制度与制度、制度与技术之间达成某种“最佳张力”时，社会就繁荣昌盛；反之，社会就衰败没落。这永远都是一个动态平衡。对自给自足式小农经济模式的批判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我明确指出，对这种传统经济模式的强势回归是宋亡以后中国历史曲线从顶峰掉头下行——还可以说史上第一波“中国式近（现）代化”夭折的首要原因。然而我也曾简要指出过，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基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它形成时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适应社会现实的，它比同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大庄园/奴隶制经济模式具有显而易见的先进性，因而也是秦汉帝国崛起的经济基础。
甚至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延续至唐代中叶的均田制+租佣调制的土地及赋税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制度逆行。我认为它基本上符合汉亡后长达400年的分裂与战乱所造成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萧条的特殊社会现实，对于当时的生产恢复和人民安定有着很大的促进意义。只是，经历了隋唐帝国前150年空前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巨大变迁，过去那种均田制之上的小农经济模式才日益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成为桎梏下一阶段历史进步的障碍。
因此，只有“最合适”的制度，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其中的最大原因或许就在于，技术的变迁总是以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颠覆既有的一切，而众多偶然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神秘莫测的作用。
这便是我努力试图对宋代这幅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作出的解释，我希望它是有说服力的。至于人们能够从这幅“清明上河图”的绘就和破灭中得到怎样的现实启发，显然不是我能够掌控和负责的。
责编 | 王宁
来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