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就在于写作。”
对于作家叶兆言来说，40余年、七八百万字、近二百本著作，他的著作堆起来早已超过他的身高，用“著作等身”这句话来形容，并非虚夸。
除了笔耕不辍40余年的隽誉，叶兆言还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知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父亲是作家、编辑叶至诚。如今，他的女儿叶子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也酷爱文学创作。如此家学传承，在文坛并不多见。
“我祖父80多岁时，还会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东西，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祖父和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成为作家、写出来不重要，成不成名不重要，坐在那里的背影很重要。”就在日夜伏案写作的背影中，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最新推出的便是《璩家花园》。
“璩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重大历史时刻的轮番登场。这是叶兆言现有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
单纯靠写自己的经历写不好小说
羊城晚报：您的新作《璩家花园》的创作缘起是什么？听说您此前将该小说命名为“缝纫机，蝴蝶牌”，有何用意？
叶兆言：《璩家花园》的故事最早是从缝纫机开始的，我原想写一个关于缝纫机的故事，也就是小说开头很重要的器物——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小说想通过缝纫机把一连串的故事缝起来，就像做衣服一样，但后来越写越长，发现缝纫机的名字盖不住这部小说，于是就改成了“璩家花园”。故事里讲的是乱世中的一对男女，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们选择以缝纫机作为定情之物，但后来又因为缝纫机而分开。
羊城晚报：书中的人物或事件在现实中是否有原型？
叶兆言：《璩家花园》是完全虚构的，但这部小说有点特殊，中间可能有很多我自己特别熟悉的人和事。比如小说中的费教授是我祖父的同代人，他在1970年一次性补发了7000元工资，这就是我们家的事情，我父亲去领，背了一书包钱回来。就像是雷蒙德·卡佛所说的，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免不了受自传色彩的诱惑。但单纯靠写自己的经历是写不好小说的，好小说就像好酒，需要加入各种材料和技术勾兑而成。
羊城晚报：小说里投射了哪些南京的影子？
叶兆言：璩家花园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座古镇，都可以打捞出辉煌的历史文化。把它放置在南京，是因为我生活在南京，南京是我坐着说话的一把“凳子”。我并非有意地强调南京这个符号，也不带有任何地方主义色彩。
描写一种过分纯粹乃至抽象的爱
羊城晚报：第一章讲1970年，第二章讲1954年，第三章又到了1971年……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是时间性、线性的，但各章节的年份是来回跳跃的？
叶兆言：我完全是从现代阅读的碎片化特点来考虑的，自由阅读以来，大家的阅读都是碎片化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碎片化。几乎没有人是认认真真地从第一页开始读书，读一些是一些，有时候不想读就不读了。
《璩家花园》的时间跨度很大，也许读者想从自己熟悉的那个年代开始看，如果觉得有意思就继续，没意思就放下——这是当下阅读的基本状态。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对自己说，不仅仅要把第一章写好，读者有可能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读起。
不能把精力都放在书的开头，要认真地、平平淡淡地写好每一章。也不需要把开头写得太精彩，应该考虑的不是怎样吸引读者，而是考虑别让读者找到漏洞，别写得太烂。
羊城晚报：为何设定“混沌初开”的故事开篇？
叶兆言：《璩家花园》开头写的是一个男孩偷窥的故事。
在17岁以前，女性对璩天井来说只是去女厕所的人。当一个性的场面赤裸裸地在他面前展开，他在性观念方面得到启蒙，但其实他内心是恐惧的，表现出小男孩的纯真。
这种写法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有的人读了以后也会把它看作一个轻薄的故事。但其实我想写的是这个世界野蛮地、粗暴地在他面前打开，而且是伴随着祖宗的目光、几千年传统文化背景的打开。这个开窍其实是个好事，因为性也有它美好的一面，也是不可阻挡的东西。
羊城晚报：小说塑造的璩天井就是这样一种晚熟、迟钝，有些麻木的慢性子。他与当时所谓的“时代骄子”恰恰相反，为何会选择书写这种小人物？
叶兆言：我反复解释过，璩天井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人作为一种“两足无毛动物”，在荷尔蒙影响下会释放出浓浓爱意，这是人的本能，但它很快就会消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能够出于本能一直喜欢某个人，并在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书里面的璩天井觉得自己很幸福，他能够每年到监狱探望阿四，发自本能地喜欢这个“渣女”，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虚幻的、梦幻的，但他的幸福感比一般人更强。因为他愚钝，所以他能一直享受这种幸福，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
在某种意义上，我在描写一种过分纯粹乃至抽象的爱。但是我需要让璩天井看起来可信，所以就要给他设计各种情节，让他看起来像“脑子进了水”，让他“受伤”。再好比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它反映了人异化的过程，我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保持纯洁的爱是很难的，人人都有“渣”的一面。
碎片化阅读才是最真实的阅读
羊城晚报：您曾说《璩家花园》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在您现有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时间跨度最长。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叶兆言：这是我写过的小说里头最长的一部，仅此而已，没什么特别意义。可能因为这部小书所描述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最终出版时将近30万字，其他的书大概22万字，相差也不是太大。
羊城晚报：怕不怕自我重复？
叶兆言：肯定会怕重复，我为什么想写这么多，其实是出于一种“地主心理”，希望多“圈地”而已，重复是很无趣的。
我是一个绝对的反地方主义作家，我特别不愿意别人把我跟“写南京”“写民国”的标签捆绑在一起。写作就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空间和时间都不重要。写作要有乐趣，最忌讳的就是驾轻车、走熟路，所以我一直说写不下去才是最好的状态。
羊城晚报：您是否会停留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还是说也会去试试碎片化写作？写作者应该如何面对时间？
叶兆言：我还没完全想好，其实我一直对“碎片化”这种提法保持怀疑。
我们经常讲当下时代是碎片化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成长的历史、所经历的历史，包括阅读，都是碎片化的。
现在还有多少人会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一本世界名著？其实碎片化的阅读才是最真实的阅读，唐诗、宋词从来都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今天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其实是好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看手机就是在阅读。
写作者应该要保持乐观，因为文学是少数人真正关心的事情。
我们不要以为唐人宋人都会写诗、读诗，真正“玩”诗词的人还是少数。但李白、杜甫的诗句能够流传至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看他们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坚持写作，像五柳先生说的，“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只有努力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羊城晚报：您出身书香门第，但家人似乎对您成为作家持反对态度？
叶兆言：刚开始都不太支持。因为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说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能干这个事儿。
他们从来没想过我会当作家，写作是我自己发掘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刻意灌输出来的。他们认为没必要硬培养一个作家，没把写作当成一门行当来培养。
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参与一些文学社团，那个时候社会上对文学的热情很高涨，所以我最初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那时还是想脚踩几只船，写写东西，做个业余的写作者。研究生毕业，我才开始决定要当作家。但写作就跟吸鸦片一样，不知不觉就上了瘾了。
羊城晚报：您小时候家里的阅读、写作氛围是怎样的？
叶兆言：我记得小时候是怎么“认字”的，爸爸在纸片上写点字给我，也不教是什么字，也可能是教了，我没记住。家里有好多玻璃门的书橱，我就拿着纸片，对照玻璃后那些书脊上的字，看书上和纸上的字哪两个是一样的。
家里书架上的书是“分区”的，托尔斯泰有好多，契诃夫有一整层……在我还不懂文学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那些人是作家。这预示着我很可能以后还是要写东西，但不是为了当作家。
年少时，我看到祖父坐在书桌前的背影，一坐八九个小时，父亲也如此。后来是我，自然而然地坐在书桌前，一坐也是八九个小时。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处理其他案头工作，都是以高度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其中。
羊城晚报：父辈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叶兆言：总的来讲，他们会给我传递一个信息：专注做一件事就好，认真干，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点其实很重要，干一行就干好一行，哪怕扫个地，也要把地扫干净了。
羊城晚报：如今您的日常创作状态如何？
叶兆言：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已经到了用时间来对抗无聊的状态了。现在的我工作状态不像年轻时那么好，有时候能够顺利写出来，有时候大脑疲惫写不出来，甚至坦白地说，大多数时候是写不出来的。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做喜欢的事，而我喜欢写作，也能够写作，所以我很感激自己的幸运。
我也很在乎“努力”这两个字，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写出来的作品受不受欢迎，只有努力是可以自己控制的。目前来说我还是马不停蹄地写，这点还是可以自傲的，我还保持着不断学习的能力。
余华就一直跟我开玩笑，他说：“叶兆言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写得太多，你不能写这么多，你必须学人家十年磨一剑，你没事去玩都可以，你不能写这么多。”但是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我觉得真就是——我做不到游手好闲。
羊城晚报：您之后有何写作打算？
叶兆言：运动员总是要退役的，我也知道迟早有一天会写不动的，赖一天是一天，写一天是一天，写一天赚一天。在完成之前不太想讲，最快出来的大概是在岭南大学上写作课程的讲稿，课要持续到2025年1月。
羊城晚报：是怎么备课的？
叶兆言：我是很笨的一个人，每节课的讲稿都是提前写出来，好在我也习惯了。
文 | 记者 梁善茵
图 | 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