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科睿唯安已陆续暂缓了几本杂志纳入SCI索引目录，其中包括《衰老》（Aging）、《生物医学与药物治疗》（Biomedicine&Pharmacotherapy）等公众耳熟能详的杂志，还有一些杂志更是被直接剔除出了SCI索引目录，这些杂志都属于诚信高风险指数杂志。
与此同时，关于科研人员因为论文造假而被知名杂志撤稿的消息，也不时见诸报端。科研诚信是一个老生常谈却一直没能解决，甚至很可能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构建诚信的科研生态，学术期刊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在频发的学术不端事件中，科研期刊又担任了什么角色？
近期，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相继撤回英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兰加·迪亚斯（Ranga Dias）的超导研究论文，在全球学术界引发强烈震动。这些论文涉及室温超导材料的重大发现，如果属实，研究成果将可能彻底改变电力传输效率，但高压实验的复杂性使得结果难以重现。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问题暴露之前，该实验室的研究生就对数据质量表示担忧，但由于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最终论文登上了期刊并又被撤回。
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频发，其危害已远超出学术界范畴。据估计，仅“论文工厂”——即专门销售虚假研究成果和作者署名的商业机构——产出的文章就数以万计。这些伪造的论文即使无人阅读，也会通过综述文章被整合进主流文献，污染学术环境。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问题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严重损害科学研究的公信力，对无辜的合作者和良好的学术生态造成巨大伤害。
期刊是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承担着知识传播、学术评审和科研成果认证的重要功能。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期刊的质量和诚信对科研工作者和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加深。但是，学术论文的高发表压力、学术不端行为、数据伪造等问题，则严重影响了期刊的公信力和科研环境，同样，期刊因为各种原因审稿不严，也影响着学术诚信的环境。
这种现状凸显了建立期刊与研究机构之间有效沟通机制的紧迫性。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强调，所有作者、审稿人和编辑都应披露与研究相关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期刊应有明确的机制来处理这些冲突，确保文章发布的公正性。而且，当出现潜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时，各方需要及时交换信息，以加快处理进程。同时，政府资助机构作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也应当通过完善审计机制、支持相关倡议等方式，强化问责制和透明度要求。
正是学术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的紧密联系，使得这种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的重要性得以突显，同时，也强调了在培育诚信文化方面协调各方激励机制和优先事项的重要性。
从审稿到撤稿，期刊面对多重诚信挑战
在当前出版环境下，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把关人，正面临着多重挑战。
首先，作为学术把关人，期刊需要建立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确保发表论文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这不仅包括对研究方法和结果的审查，还需要防范虚假评议和利益冲突等问题。
同行评议制度作为学术质量控制的核心机制，其有效性正受到严峻考验。《Lancet（柳叶刀）》杂志由于“疫苗与自闭症”关联研究的数据伪造，被迫撤稿，这一事件也对期刊信誉造成严重影响。该事件暴露了学术界存在的压力、对论文快速发表的追求，以及同行评审机制的不足。如何确保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如何避免虚假评议和利益冲突？这些都是期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数据可靠性审查也是期刊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虽然越来越多的期刊要求作者在发表前将原始数据存放在外部数据库中，但这种做法的有效实施仍需要学术界、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共同支持与激励。而且，在处理复杂实验数据时，期刊往往难以独立判断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一问题在兰加·迪亚斯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ICMJE就要求作者提供充分的原始数据或材料，以便其他研究人员能够验证其研究结果。虽然期刊应该鼓励作者在合适的情况下分享数据，尤其是在医学和生物医学领域，数据共享有助于推动科学进步，但是共享应该到什么程度，以及在论文尚未发表的情况下共享数据是不是会带来额外的副作用，仍然需要学界共同探讨。
更为棘手的是期刊与作者所在机构之间的沟通障碍。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最新指南明确指出，机构应当承担学术不端调查的主要责任，而非出版商。当发表的论文发生问题时，研究机构作为雇主和资助方，理应获取原始实验数据、通讯记录等关键证据，并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然而在现实中的大多数时候，期刊不得不在研究机构调查缺位或机构调查正在进行的情况下，独立启动撤稿评估程序。
在与科研机构的协同调查方面，还需要建立更有效的信息交换渠道，促进期刊与机构之间的及时沟通。期刊应有明确的撤稿和更正政策，对已发表的论文一旦发现有严重错误或学术不端行为，应该及时撤稿并在期刊中说明情况。当然，撤稿也应该遵循透明的程序，给作者提供反驳和修正的机会。
能将学术不端问题解决在期刊审稿前吗？
2024年上半年，某高校学报的官方邮箱接读者实名举报，一篇2021年已发表论文涉嫌抄袭行为，并提供相关举证材料。该文章与另一篇英文文章在内容上完全一致，且实验结果的图和表都为原文图片经过修图处理得来。针对该情况，编辑部迅速反应并展开相关的联系处理工作，同时召开了编辑部内部学术伦理讨论会议。最后，经与作者、读者、平台各方沟通后，对该稿进行严肃撤稿处理。
虽然撤稿看似是让不诚信的作者承担了科研声誉受损的后果，但撤稿处理的复杂性也给期刊带来了双重的压力：期刊不仅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审核与沟通工作，极大增加了运营负担，期刊的声誉也可能受到影响，带来公众信任危机和法律责任风险。一旦撤稿处理不当，还可能会降低期刊的排名和影响力，进而影响学术地位和市场竞争力。
而且，在处理潜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时，期刊需要在维护学术诚信和保护研究者权益之间寻找平衡。也就是说，不仅要考虑那些可能由于诚实错误而导致的问题，还要关注对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不少期刊正通过开展研究伦理培训和研讨会等方式，帮助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认识并学会应对科研过程中的伦理困境。
此外，不少期刊也正在预防性审查机制方面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就以上海交通大学某EI期刊（即“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所收录的期刊）为例，该期刊日前遭遇“偷稿”风波：有篇论文送审后被审稿专家发现涉嫌抄袭且退修后一直不回复，编辑经提示、对该稿进行溯源核实，通过检索知网发现原作文章已完成首发。审稿专家摘取论文英文摘要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检索，发现与另一篇已发表英文论文内容雷同，该文章基本系已发表英文论文的翻译。同时，经核实，该中文投稿作者并非已发表英文论文作者，故对此文进行了退稿处理。目前，期刊能做到的仅限于此，是否可以采取建立诚信名单等更多措施，值得相关学界人士探讨。
针对陆续出现的学术诚信及伦理问题，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正在努力制定高标准的同行评审机制，并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来监控潜在的学术不端行为，如以数据操控或文本相似度检测，保证期刊文章的原创性和诚信。但是，科技期刊如何创新工作方式，保持编辑人员专业素养的持续提升，并对人工智能给科技期刊发展带来的伦理和法律挑战保持警惕，这些都是当下科技期刊的编辑队伍需要关注的问题。
多方协同构建负责任的科研生态
加强学术诚信建设绝非期刊单方努力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建立起包含研究机构、资助方和期刊在内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只有通过系统性改革和各方密切配合，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学术诚信危机，构建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
编辑队伍建设是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作为学术成果广泛传播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科技期刊有责任在编辑出版的全流程中严防学术不端行为。期刊需要提高科研人员和编辑出版人员在人工智能使用中的边界意识。而编辑应当在利用新技术的同时，加强职业操守，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学术交流的同时，满足学术出版伦理道德的要求。
研究机构应建立专门的学术诚信办公室或委员会，负责提供伦理指导、解决伦理问题，并在机构内部推动诚信文化建设。期刊则需要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启动调查程序，与研究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学校也会要求在校师生发表文章时签署诚信承诺书，确保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与透明性。
政府资助机构作为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在维护学术诚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将研究诚信纳入资助标准和评估流程，可以激励研究人员优先考虑研究的严谨性和伦理行为。同时，资助机构通过开展审计和支持相关倡议，向研究人员传递了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重要性。
在国际出版伦理规范方面，期刊需要严格遵循COPE等组织制定的指导原则，建立全球性的导师项目，帮助早期职业研究者更好地应对出版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同时，要注意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时，既要维护学术诚信，也要关注对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作者诚信承诺制度的建立也是多方协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要求作者明确承诺研究的真实性和原创性，可以增强研究者的责任意识。同时，建立全球性的合作网络，促进各方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对于构建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多方协同努力，才能共同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这需要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动态安排政策规范，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也唯有如此，期刊才能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履行其学术把关和引领的职责，为构建负责任的科研生态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袁捷 王骁龙
文：袁捷 王骁龙（上海交通大学）图：视觉中国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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