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薛力：美日印澳为何加入QUAD？一文搞懂四国的战略文化…

编辑 | 单敏敏

审核 | 陈珏可

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在印太地区中国的综合影响力快速提升。为此，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一些国家纷纷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简称“四边机制”，QUAD)正演化为其组成部分。这一机制自2017年复活以来，四国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协调并赋予该机制以新的内涵，关切议题包括自由航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价值观，自由开放的印太，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些学者认为“四边机制”可能演化为“印太版北约”乃至“印太联盟”。本文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剖析四国的“印太战略”，以及它们参与“四边机制”的原因，认为该机制很难发展为“印太版北约”，“印太联盟”更是难以形成。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复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举措，固然与日本、澳大利亚的大力推动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亚太再平衡”已不足以应对崛起的中国，需要将之扩展为“印太再平衡”，以拉入更多国家，特别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以便通过美日印澳安全“大菱形”来平衡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中国。另外有迹象表明，美国还在拉拢、敦促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推出“印太战略”文件，以便强化它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把“印太再平衡”进一步扩展为“印太欧再平衡”。从战略文化角度看，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与道家“阴阳既对立又互相转化，阴阳相生相克而共存”的价值观不同，基督教强调敌我二分与对抗性。基督教把人分为教徒与非教徒，认为教徒是上帝的选民，优于非教徒。解决两者差异的方式不是互敬共存，而是同化或者消灭非教徒。如果无法实现，则构建各种机制(以安全联盟为首选，其他机制为次选)抗衡非教徒，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生活方式”。这种源于基督教“一神论”的价值观，决定了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习惯于从对抗而非合作的视野看问题，并谋求“对抗中的稳定”。因此，美国在冷战中构建不同类型的军事同盟以抗衡不同对手，在新世纪则通过不同的机制抗衡中国。新世纪以来，特朗普偏好与中国“单挑”，其他几届政府则都强调盟友与伙伴的作用，拜登政府也是如此，并且把“四边机制”会议从部长级提升为元首级，更是首次以白宫名义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

基于“对抗性”的价值观，美国相信保持某一地区局势稳定的有效方法是维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以防止任何一方凭借力量优势谋取好处。在美国看来，冷战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地区力量“失衡”:先是东亚地区，尔后是亚太地区，接着是印太地区。为此，美国渐次采取的战略，先是“重返亚洲”(pivot toAsia)，尔后是“亚太再平衡”，接着是“印太再平衡”。为此，美国复活并不断填充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内容，甚至构建新的安全机制，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这些措施除了平衡中国，还可用于平衡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伊朗等与美国对抗的国家。

充当“离岸平衡手”是几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文化的精髓。对英国来说，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后长期坚持的“大陆平衡政策”是典型。对美国来说，则是二战后的若干重大战略措施;冷战期间通过建立北约、实施“马歇尔计划”、支持“法德煤钢联营”等一系列措施来扶持欧洲，从而在政治上制衡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军事上与后起的“华约”组织对抗;在亚洲则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来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轮轴一轮辐”体系，目的是防止所谓“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进入新世纪，美国曾拉拢中国实行世界“中美共治”(G2)，该政策未见成效后，转而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英国的综合实力与“欧洲大陆离岛”的位置，为其充当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的综合实力与其“亚欧大陆离岛”的地理位置，则为其充当亚欧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创造了客观条件。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澳大利亚在战略上也强调对抗性、谋求力量平衡与充当“离岸平衡手”，但依据自身的综合实力水平以及地理位置有所变通。

二战前，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靠英国，在经济上依靠英联邦国家，在政治与文化上强化自身的“白澳”色彩。二战中，澳大利亚感受到日本的威胁与美国的强大。因此，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转为依靠美国并积极参与美国在亚洲地区发动的历次战争，在经济上侧重与欧美的关系，在政治与文化上依然保持自身的“白澳”色彩。进入新世纪，面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提升，澳大利亚认为地区稳定与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转而在文化上强化其盎格鲁-撒克逊身份，在安全上强化与英美的合作，在政治上配合美国妖魔化中国(如新冠病毒溯源)，在经济上限制中国的投资与5G技术，甚至废除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澳大利亚缺乏足够的实力平衡地区力量，因此“依靠美国、壮大自己、平衡对手”成为其现实选择。而推广“印太”概念、推行“印太战略”正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澳大利亚从“亚太地区边缘国家”成为“印太地区的中心国家和原材料主要供应国”，其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大幅度上升。因此，澳大利亚虽非“印太”概念的提出者，却是积极的阐释者与推动者。新世纪初，澳大利亚学者尝试对“印太”概念进行地缘界定，2005年该国外交官员在内部讨论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从2010年起，澳大利亚学者与官员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并与印度、日本合作推广，使之具有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特性。美国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并成为“印太战略”的主要推手。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印太战略”的作用则是“依靠美国、联合日本、笼络印度、平衡中国”。为此，2017年澳大利亚联合日本推动美国与印度复活了“四边机制”并扩充其内涵，2020年重返印度主导、美日等国共同参与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21年倡导建立 AUKUS。

冷战后，澳大利亚志在成为“有声有色的中等强国”。从文化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都属于“亚洲的离岛”，因此没有实力效法英美充当亚洲的“离岸平衡手”，故而在获得安全保障后，致力于获取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靠美国与英联邦国家;80年代后逐步淡化自身“白澳”色彩，强调与亚洲国家的地理临近性与日益强化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几任总理均采取了相关政策举措:基廷提倡“融入亚洲”、霍克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之父”、陆克文退出“四边机制”、吉拉德提出“亚洲世纪”构想。但在实践“离岸平衡”上，澳大利亚比较突出的是推动并构建“亚太经合组织”(APEC)。

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国，都是亚洲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发达与新兴经济体，既有东方国家与经济体，也有西方国家，还有深受澳大利亚影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借此克服了地理上远离欧美、政治上不属于G7的劣势，防止被走向整合的亚洲国家边缘化，且能分享到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蛋糕。在这个亚太版世贸组织内，澳大利亚确信自己已经成为“东西方合作与沟通的桥梁”，2008年6月，陆克文甚至尝试将APEC 升级为“亚太共同体”。

日本具有的大和文明，其底色无疑是神道教，同时吸纳与改造了诸多的外来宗教与文化，特别是佛教、儒家、道家、基督教，从而形成以下特征:万物有灵、天照独大、守本兼纳。因此，日本的战略文化不像基督教那样强调对抗性。在谋求“力量平衡”与“离岸平衡”两方面展示了日本特色。

就战略文化而言，“天照独大”体现为天皇制与武士道。但尤为重要的是“守本兼纳”，即对外来事物的吸纳与改造。“吸纳”方面如圣德太子把佛教立为国教，江户幕府对朱子理学的强调，以及明治时期吉田松阴等人对阳明心学的大力推广。在“改造”方面如佛教的“本地垂迹”、儒家的忠于主人(明治维新后转为忠于天皇。这与中国汉代以来的“以孝治天下”明显有别)。日本对外来事物的吸纳与改造显然不限于文化领域，其典型如在大化改新中建立日本式律令制国家;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制度、陆军制度、警察制度等学普鲁士，经济领域与海军制度学英国，教育、科技方面综合采纳英美德等国家的经验;二战后则在接纳美国施加的“民主化改造”的同时，坚持日本特色，其典型如政治上的“1955年体制”，以及经济上的“1940年体制”。

日本与英国类似，都属于亚欧大陆的“离岛国家”。但日本缺乏对大陆实施“力量平衡”政策的地缘政治条件，因为其面对的是强大的中国。因此，自圣德太子以来，日本实施的是“与最强者为伍”的外交方略:明治维新前是与中国，二战前是与英国，二战中是与德国，二战后是与美国。二战后日本“与强者为伍”外交体现为:把安全问题交给美国，自己全力发展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全面平衡中国”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重心，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日美同盟，支持并扩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联合澳印倡导“印太”概念，并促使美国实行“印太战略”，提出“价值观外交”与“自由开放的印度一太平洋愿景”(FOIP);构建美日印澳“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联合澳大利亚推动复活“四边机制”，支持澳大利亚重返印美“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如此等等。

这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中国在日本经贸上的重要性又超过了美国。因此，如何限制与“规范”中国的经贸行为是日本关心的重大议题。为此，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牵头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等于给中国未来的经贸行为“定规矩”，削弱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经贸优势。日本参加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是基于类似逻辑。中国2015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后，日本旋即提出未来5年将投资1100亿美元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在东亚合作方面，为制约中国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框架内的优势，日本力推东盟与中日韩印澳新(“10+6”)合作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拉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南亚次大陆堪称“宗教博物馆”，但印度教构成南亚次大陆文明的底色，印度教文明也是南亚第一大文明。印度文明的主干是印度教，其主要特征是:三相神崇拜、轮回信仰、世袭等级制、内省偏好。此外，还有苦行偏好与素食习惯等。这从深层次塑造了印度的战略文化。印度教源自古婆罗门教，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由商羯罗(婆罗门，788-820年)定型，他采用吠檀多不二论(关注“去无明、得正智”)，用否定法论证上梵即无性梵，“梵我一如”即是解脱。印度教文明是南亚文明的基底，佛教、耆那教、锡克教都与新、旧婆罗门教密切相关，在南亚的伊斯兰教中，印度教色彩也清晰可见。

三相神崇拜意味着神具有多面性，彼此之间有分工，但可以互相转换，对立是相对的;轮回信仰使印度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世界“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语);在世袭等级制中，婆罗门等级的自信与优越感，使印度独立以来始终强调战略自主性，不愿意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因此，印度在外交上强调自主性，不加入任何军事同盟。冷战期间，印度在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倡导不结盟运动，以成为东西方之外的第三极，并发挥领导作用，其地位就像是三相神中的一尊。这一点在南亚地区更为明显，如印度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简称“南盟”)当作其禁脔，并干预一些南亚国家的内政外交，反对中国加入南盟、鼓动与支持东巴基斯坦独立(孟加拉国)、吞并锡金王国、外交上“指导”尼泊尔与不丹、在马尔代夫局势动荡时充当地区警察。印度在海外驻军的6个国家中，便有不丹与马尔代夫。冷战后，印度在不削弱印俄安全合作的情况下，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同时坚持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且在1998年宣布成为“有核国家”。进入新世纪以来，印美安全合作明显强化，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但印度拒绝美军在尼科巴-安达曼群岛建立基地，坚持主导在印度洋举办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轮流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举行，美国通常更为重视自己主导的在太平洋的演习，如2021年此联合军演的规模与舰艇数量明显超过上年度拒绝按照美国的要求制裁俄罗斯，反而扩大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采购量。

在推广“印太”概念、塑造“印太战略”方面，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积极合作。在加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问题上，印度的态度有过变化:2007年之前态度积极，此后至2017年该机制没有活动。2017年以来印度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其对华战略有关，中印洞朗冲突后不久，“四边机制”即告复活。此后，印度赞成该机制的对话从司局长级升格到部长级(2019年)与元首级(2020年)。在“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扩员问题上，印度也有类似表态。印度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出于对发展印中关系、避免在安全问题上过分刺激中国等方面的考虑，印度一直未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而日本早在2007年就参加了这一军演。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这说明“在印度洋平衡中国”的权重已经超过了“限制澳大利亚、避免过分刺激中国”。事实上，在2018年，印度认为自己有针对印太地区的政策但没有战略;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官方也公开表示要推行“印太战略”。

构建第三极并发挥领导作用就是印度式“离岸平衡”的体现。但在经贸领域，印度无力像日本与澳大利亚那样通过构建区域经贸组织来充当“离岸平衡手”，莫迪上台后推出印度的亚太战略，是把“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East Policy)，以强化印度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东盟、日本的经贸联系，但进展有限，印度甚至连RCEP都不愿加入，担心该协定冲击到脆弱的国内市场。印度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推出“香料之路”与“季风计划”，显然有平衡中国的意味，特别是在印度周边地区。但印度缺乏将二者操作化的资金与技术。不过，印度在政治上实行联邦制与议会民主制，宪法中规定其为“非宗教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并奉行计划经济，这堪称是为充当“离岸平衡手”印度所实行的“自我平衡”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美日印澳推行“印太战略”、复活“四边机制”，主要目的无疑是平衡中国，但这几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存在差异，对自己的身份具有不同认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因此，这四个国家在“对抗性”偏好、谋求“力量平衡”的模式、充当“离岸平衡手”的实践上存在不同表现。

在对抗性方面，美国与澳大利亚基于“盎格鲁-撒克逊基因”，都有二元对立的对抗思维;日本则有所不同，它长期以来偏向于吸纳与改造外来事物，在适应外来事物的基础上对外施加影响。印度则极为强调战略自主性并充当领导者，哪怕是在两极之外构建一个阵营以充当领导者(不结盟运动是典型案例)，对抗性偏好在印度表现为记仇、图实惠、没有回报恩惠的意识。

在谋求“力量平衡”方面，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大陆平衡”战略理念，把自己当作全世界最强大的平衡力量与筹码;澳大利亚与日本都倾向于“依靠强者平衡对手”;印度则自主决定是否参与这种平衡游戏，及其参与平衡的程度与方式。

在充当“离岸平衡手”方面，美国也继承了英国针对欧洲大陆的方式，尤其是把自己当作亚欧大陆的离岸平衡者。澳大利亚与日本更看重经济利益的获取与保持，并致力于构建相应的机制，在机制内发挥协调者的作用。印度虽然也重视经贸利益，但过于计较本身的利益得失，具有“不粘锅”性格，因此很难构建新机制，其外交战略主要是:在强调“自我保护”的同时，还有一种“充当平衡者”的意识。

展望未来，美国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干预国际事务的意愿也在减弱，其自身定位实际上正在从“国际领导者”变为“国际事务协调员”。世界已经进入文明竞争时代，各个文明体既竞争又合作。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不再是对全球事务普遍介入，而是偏向于选择重点地区与重点议题介入，但要求同盟国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美国虽然越来越重视印太地区并赋予经济等新内涵，以期全方位实现“印太再平衡”，但其意愿与力度都不如冷战时期，而且意识到难以获得足够力量来构建“印太版北约”，因而倾向于构筑各类排他性的小圈子，针对中国的味道比较明显。“四边机制”是如此，菲律宾小马科斯上台后签署的美日菲安全合作机制也是如此。而美国在构建小圈子的过程中尤其重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方面AUKUS是典型。当然，为了壮大声势，美国会尽可能拉拢盟友推出“印太战略”，欧盟、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韩国都推出了各自的“印太”文件，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存在。

对于构建“印太版北约”，澳大利亚的立场与美国高度“共频”，这在“四边机制”上有典型表现。日本对加入“印太版北约”会有所犹豫，但最终会有限度介入，最近日本宣布加入AUKUS安全框架(旨在对抗中国崛起)第二支柱就是一个迹象。印度则很难与美国正式结盟，更不必说把“四边机制”军事同盟化，因为那意味着终结其战略自主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印度主要关注印度洋的安全，对其主导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重视程度大于“四边机制”。为此，美国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地区强化了对菲律宾的拉拢力度，有用美日菲澳“四角机制”取代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趋势。2024年5月，日本、美国、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四国防长在夏威夷召开会议，就在南海强化合作应对中国进行协商，四国安全保障合作框架也开始深化。此外，菲律宾和日本正加快进度谈判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以方便互派部队。

美日印澳四国都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联系，中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且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与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而且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四国都难以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而只能以在产业上“去风险”为名，推动“中国+1”的产业链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限制高科技产品流向中国。这决定了“四边机制”难以构建涵盖经济等领域的“印太联盟”，但会在一些具体的功能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机制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或通过构建一些排他性机制(如美韩日及中国台湾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来限制中国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