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敦学（1946-2024），浙江，医生
父亲孙敦学，1946年生于浙江西北的小山村，正值时局变幻，青少年时虽生活困顿，但至少远离了战争，山区各种杂粮尚可勉强充饥。1968年，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父亲被村里推荐进入卫生学校学习，回乡后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半夜被敲门是常有的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父亲总是背上医用箱，打着电筒，去看望行动不便的病人，这叫出诊。
父亲与乡邻处得和睦，加上文化程度比村民稍高一点，在一些病人的生命晚期，他往往成为帮助他们进城就医的人，在精神上也能带给他们慰藉。我曾听到一个病人跟爸爸聊天，说进大医院就像进鬼门关，病房是冷的，医生护士的脸和语气也是冷的，人总是要死的，我宁可死在乡村医生的治疗和亲人的安抚下，也不要死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父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做赤脚医生，一直干到2018年左右，从20岁的小伙干到了七十多岁的老翁，前后五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一代赤脚医生的缩影。
人民公社时期，赤脚医生在大队统一安排的卫生所上班，工作可以记为工分，对于父亲当时有肝炎病史的身体来说，也算是体面又轻松的活儿了。那时候大家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宽松，我三个姐姐因为父亲的坚持，才没有像其他家庭的女孩一样早早出工挣工分，而是尽可能读书，都没有在中学阶段就辍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将卫生室搬到了家里。于是我们家中午饭往往是客人不断，上午的病人挂盐水滞留到中午，就留在我们家吃中饭。这些病人在我家挂点滴时间长了，与我的交流也就多起来，从他们的口中我也听到了拓宽知识面的一些故事。记得来我们家的手艺人很多，有木匠、扎桶匠、篾匠、剃头匠、谯猪匠，也有扎沙发的、挑缸的、配猪的、修家谱的……父亲对远道而来的他们总是以礼相待。
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仁厚，他在2003年左右放弃从医时，将记录同村病友赊账的本子销毁了。我看过那个赊账本，大多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鲜有上百元的。
后来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附近几个村的老赤脚医生被集中在新的卫生室开诊，2007年父亲在歇业几年后重返卫生室发挥余热。从2007年至2018年的十余年间，父亲比较开心。一是因为家里经济负担轻了，二是因为整日与几位好友一起工作，有事做，又能为别人服务，既充实又舒心。
2024年5月22日傍晚，一向健康的父亲晚饭后如平常一样出门与村民聊天。回到家门口时，突然心梗离世，没有任何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