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孙敦学,1946年生于浙江西北的小山村,正值时局变幻,青少年时虽生活困顿,但至少远离了战争,山区各种杂粮尚可勉强充饥。1968年,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父亲被村里推荐进入卫生学校学习,回乡后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半夜被敲门是常有的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父亲总是背上医用箱,打着电筒,去看望行动不便的病人,这叫出诊。
父亲与乡邻处得和睦,加上文化程度比村民稍高一点,在一些病人的生命晚期,他往往成为帮助他们进城就医的人,在精神上也能带给他们慰藉。我曾听到一个病人跟爸爸聊天,说进大医院就像进鬼门关,病房是冷的,医生护士的脸和语气也是冷的,人总是要死的,我宁可死在乡村医生的治疗和亲人的安抚下,也不要死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父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做赤脚医生,一直干到2018年左右,从20岁的小伙干到了七十多岁的老翁,前后五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一代赤脚医生的缩影。
人民公社时期,赤脚医生在大队统一安排的卫生所上班,工作可以记为工分,对于父亲当时有肝炎病史的身体来说,也算是体面又轻松的活儿了。那时候大家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宽松,我三个姐姐因为父亲的坚持,才没有像其他家庭的女孩一样早早出工挣工分,而是尽可能读书,都没有在中学阶段就辍学。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将卫生室搬到了家里。于是我们家中午饭往往是客人不断,上午的病人挂盐水滞留到中午,就留在我们家吃中饭。这些病人在我家挂点滴时间长了,与我的交流也就多起来,从他们的口中我也听到了拓宽知识面的一些故事。记得来我们家的手艺人很多,有木匠、扎桶匠、篾匠、剃头匠、谯猪匠,也有扎沙发的、挑缸的、配猪的、修家谱的……父亲对远道而来的他们总是以礼相待。
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仁厚,他在2003年左右放弃从医时,将记录同村病友赊账的本子销毁了。我看过那个赊账本,大多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鲜有上百元的。
后来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附近几个村的老赤脚医生被集中在新的卫生室开诊,2007年父亲在歇业几年后重返卫生室发挥余热。从2007年至2018年的十余年间,父亲比较开心。一是因为家里经济负担轻了,二是因为整日与几位好友一起工作,有事做,又能为别人服务,既充实又舒心。
2024年5月22日傍晚,一向健康的父亲晚饭后如平常一样出门与村民聊天。回到家门口时,突然心梗离世,没有任何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