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放缓与国际冲突 | 国政学人

经济增长是转移视线冲突（（diversionary conflict）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国际冲突的国内路径强调经济和政治的内部动荡是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根源。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将严重的国际和国内暴力归因于挑战政治领导的内部动乱。通过对外国或少数群体采取强硬政策或侵略行动，陷入国内困境的领导人可以将选民的注意力从内部问题上转移开，并产生聚旗效应（rally-round-the-flag effects）。这一路径将糟糕的经济视为刺激政治领导人发起转移视线冲突的驱动力，以此证明他们领导国家的能力。国际冲突可以给国内受到威胁的领导人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第一，外部威胁增强了内部凝聚力；第二，领导人可以通过军事冲突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如果他们达到了公众的期望，甚至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们的支持度就可以恢复。

本研究使用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负趋势作为经济放缓的证据，而不是任何特定年份的人均收入和失业率的静态值。经济放缓会导致许多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对未来感到恐惧，从而减少对政府的支持，即使他们所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或接近邻国与竞争对手。尽管一些研究认为个人使用国际基准而不是历史基准来评估政府的经济表现，但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公众会因经济恶化而惩罚现任领导人，当预期出现损失或参考点发生负面变化时，个人更愿意接受风险的选择，即改变或反对领导。基于此，本文提出的一个假设为：

H1：当一个国家经历更严重的经济放缓时，它更有可能发起军事冲突。

然而，即使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往往具有侵略性，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其他国家。他们会谨慎选择军事目标，以恢复其政治影响力。这些领导人希望避免代价高昂且难以成功的战争。他们需要是的聚旗效应，而非来之不易的胜利，来保护和延长他们的政治寿命。因此，转移视线的刺激措施应当在强度和持续时间方面产生小规模的冲突。那么，政治领导人会如何选择转移视线的目标并通过一般性的冲突获得国内支持呢？本文认为冲突的潜在目标对冲突潜在发起者的经济依赖可能会影响政治领导人关于转移视线冲突的决策。原因在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相互依赖关系都是不对称的。当两个国家成为经济伙伴时，由于一国的经济规模较小和/或获取市场、资源和产品的机会有限，该国会更加依赖另一方。因此，强势经济伙伴总是对弱势经济伙伴具有控制力，而弱势经济伙伴又总是对强势经济伙伴产生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华尔兹等现实主义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国际冲突的原因，而不是国际和平的原因。更牢固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引发不信任，并为争端提供更多理由。本文认为，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的领导人会更喜欢脆弱的经济伙伴作为转移视线的目标。由于其经济依赖性，弱势经济伙伴可能会对军事侵略做出胆怯的反应。弱势经济伙伴不进行严厉报复将使侵略者的领导人能够从聚旗效应中受益，而无需展开一场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冲突。据此，本文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H2：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放缓程度较大且另一个国家对其的经济依赖较强时，前者更有可能对后者发起军事冲突。

经济依赖国家如何应对经济放缓国家的侵略？如果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预期其目标国会做出严厉回应，他们可能会选择对内进行镇压和改革，而不是向外部转移视线。本研究假设经济上依赖和政治上民主的国家会激发经济放缓国家的转移视线行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对关心经济利益和繁荣的公民和利益团体负责。因此，他们在与外国经济伙伴合作时会避免损害可能使他们下台的社会长期利益。通常，与强势经济伙伴的军事冲突会引起弱势经济伙伴的国内不满和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不具攻击性的目标。他们会成为经济放缓国家转移视线行动的目标，但不会引发大规模冲突。然而，虽然民主国家领导人可能成为独裁国家有吸引力的目标，但对于其他民主国家则不然。民主国家通常将彼此视为军事和经济伙伴，而不是军事目标。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民主领导人也不太可能针对其他民主国家，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决定很少会在自由社会中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自由社会在国际社会中大力拥护民主理念和目标，例如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因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

H3：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程度较大且另一个国家对其的经济依赖较强时，前者更可能对后者发起军事冲突，特别是在前者是独裁国家而后者是民主国家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因果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核心因果路径

表1 研究设计

本文回归模型如下：

总体而言，二元因变量的Logit分析为假设1“经济放缓引发国际冲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对假设2“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更有可能以经济依赖国家为目标”的支持并不显著。模型1检验了经济增长率是否影响军事冲突的引发，发现负效应和显着效应在0.01水平上。不过，模型2发现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依赖的交互作用以及经济依赖变量本身对国际冲突的爆发并没有显著影响。

接下来，为了检验政体类型是否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依赖的交互作用（假设3），模型3将案例限制为冲突发起国为独裁国家和目标国为民主国家的二元组合。在此模型中，交互项在0.01（p值）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效应，其构成项——经济增长和经济依赖——在0.01或0.05（p值）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效应。这表明，经济陷入困境的独裁国家往往会针对经济上依赖、政治上民主的国家。根据模型的对数似然（log likelihood）以及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和贝叶斯信息量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的得分，即使包含了更多的解释变量，模型3也具有最强的解释力。此外，为了了解经济增长、经济依赖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是否适用于任何级别的冲突，而不仅仅是高级别的冲突，模型4和5将因变量从武装冲突更改为所有冲突，并产生了与模型1和3类似的结果。

表2 1950-2010年的军事冲突Logit分析

为了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依赖的交互效应，本文还计算并阐释了基于模型3的边际效应和预测概率。作者通过设定2010年一组案例中的实际值来固定除经济增长以外的所有变量（此时经济依赖度为0.02），并假定经济增长率为0%，说明了交互项（经济增长和经济依赖）的两个构成项中的每一个在另一项范围内的边际效应，同时控制其他变量。图2显示，随着发起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增加到20%，目标国经济依赖性的边际效应逐渐下降。仅当经济增长缓慢时（增长率≤0，占到案例的11.34%），经济依赖的正边际效应才具有统计显着性。图3显示，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也会随着依赖程度的增加而降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均为负的，并且在大多数经济依赖范围内具有统计显着性（经济依赖≤0.05，占到案例的99.12%）。总之，这两张图表明，当冲突发起国的经济放缓时，目标国的依赖对武装冲突的引发有积极的影响；当目标国对冲突发起国的经济依赖不是那么极端时，发起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对冲突的发生概率产生负面影响。

图2

图3

此外，本文还预测了在特定发起国经济增长率和目标国经济依赖范围内，独裁国家针对民主国家发起武装冲突的概率。如图4所示，当潜在发起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增加到20%时，针对经济依赖度为0.02的潜在目标发起冲突的概率从0.972降至0.001。图5显示，当潜在目标国的经济依赖性从0变为0.15时，经济增长率为0%的潜在发起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从0.231增加到0.971。

图4

图5

经济放缓和经济依赖对国际政治中的军事冲突既有单独效应，也会产生交互效应。缓慢的经济增长率会显著推动冲突的爆发，特别是当一个遭受经济放缓之苦的独裁国家瞄准了一个经济依赖于该国的民主国家时。尽管许多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国际合作的原因，但本研究通过阐明经济放缓与双边关系中不对称依赖的交互作用，解释了不对称依赖为何以及如何会加剧国家间冲突。政治动荡和经济问题对国际政治的稳定性都有负面影响，但在经济上依赖的民主国家成为目标时，这些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更复杂的逻辑和强有力的证据，对不同类型的国内动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表明，经济增长对国家行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会削弱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同时使其领导人更易受到国内挑战的威胁。经济减速不仅改变了经济力量对比，从而有利于竞争对手，还可能加剧该国的对外侵略行为，从而对对手造成伤害。因此，一国的经济放缓是否真正有利于其对手的安全尚不确定。对于维持与独裁国家经济关系的民主国家来说，独裁国家的经济放缓可能是警告，而非利好。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制裁可能引发被制裁国领导人通过转移视线的策略，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实施制裁的国家。以历史为例，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当时，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末起对日本实施的一系列制裁，成为促使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背景因素之一。

作者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当前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尽管尚不清楚疫情的长期经济后果，但各国可能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民主制度受侵蚀的挑战，并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政策以重振经济和拯救关键产业。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关注经济困境对国际安全构成的风险。正如本文的发现所揭示的，经济增长放缓会引发国内问题，而这些问题常常导致对外使用转移视线的武力。如果无法阻止陷入困境的领导人采取转移性战术，经济状况恶化的独裁国家很可能对其经济伙伴，甚至可能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伙伴采取更具对抗性或侵略性的立场。

diversionary conflict

转移视线的冲突

rally-round-the-flag effects

聚旗效应

political unrest

政治不稳定

校对 | 吴文博

审核 | 李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