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下，亚马孙的绿色发展之道

导读

Foreword

“我们认识到，为了确保亚马孙的未来，必须寻求一种既能守护这片森林，又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双赢之道……我们明白，亚马孙不能变成一个无人能够触及的禁地。同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遏止那些正在威胁亚马孙乃至全球人类生存的森林砍伐行为。我们认为，提出的替代方案不仅要致力于保护森林，还应该包含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

这种观点听起来颇具现代气息，但实际上，早在35年前，橡胶采集者、工会领导者以及环境与土地活动家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在一次采访中就向环保人士托尼·格罗斯（Tony Gross）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次采访被记录在《森林之战：奇科·门德斯的自述》（Fight for the Forest: Chico Mendes in His Own Words）一书中，而1988年的这次对话也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几周后，在阿克雷州的沙普里地区，土地侵占者（landgrabbers）和牧场主下令暗杀了他。

门德斯逝世时已获得国际认可，包括联合国“全球500佳”环境奖（United Nations’ Global 500 Award）和美好世界协会环境奖（Better World Society Environment Award）。作为一位愿景家，他组织并领导了旨在实现亚马孙雨林可持续和包容性开发的行动，激励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代又一代的环保活动家。

他的基本原则——社会经济公平是争取环境正义行动的角力核心——如今仍能指导我们评估应对气候相关挑战的有效和转型性行动。在争取环境正义的行动中，公平分配义务与共享利益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地方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沙普里创建采掘保护区），也包括全球性的措施（比如制定碳排放控制措施）。

为了找到解决我们这一代独特气候挑战的方案，我们可以借鉴奇科·门德斯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他关于公平的核心理念，可以作为评估有效和转型性行动的参考。门德斯的理念以及当前的气候正义理论凸显了这一挑战中三个不同但同等重要的维度：1）存在差异化的代际责任；2）对全球正义义务的认可；3）对当地居民参与权的尊重。仔细考虑这些方面及其被忽视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制定协调一致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代际责任

我们这一代——也就是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拥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防止一场关乎我们生活方式和生物多样性的气候灾难。然而，诸如转向可再生能源这样的解决方案尚未取得成功。部分问题源于对我们道德处境（moral situation）的错误评估。从气候正义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避免数十个气候临界点（climate tipping points，当临界点被突破时，会造成严重的气候、环境等灾难性改变）的最后机会，这不仅包括维持亚马孙地区的气候调节系统（该系统支撑着依赖森林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和当地居民的生计），还包括整个南美洲的雨水循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该地区可能会变成热带稀树草原，对当地居民、国家农业产出以及地球整体的变暖趋势造成灾难性影响。

找到一条通往全球无碳能源系统（carbon-free energy system）的道路，需要史无前例的人类集体行动和艰难的制度性学习（institutional learning）。然而，一旦我们为所有相关方确立了基本的权利和责任，那些看似无解的角力就开始变得有解决的余地。同样明显的是，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负有更多的历史和政治责任，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更多进展。鉴于大气中累积的相当一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源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工业发展，所以，那些从这种发展中受益且仍在继续获益的群体，有更大的责任去帮助平衡全球不均衡且不公平的能源系统。

▍全球正义

除了未能从当前的能源系统中平等获益之外，许多环境破坏的首批受害者——那些最依赖于受威胁的生态系统的人群——实际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几乎不存在话语权。

只讨论气候正义而不考虑代际责任和社会不正义的问题，那么这很有可能催生具有规范性压迫特征、从而在政治上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系统。因此，减排政策（emission mitigation policies）必须遵循政治哲学家达雷尔·莫伦多夫（DarrellMoellendorf）提出的反贫困原则（antipoverty principle）：“在制定避免危险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承担环保成本的能力差异，否则这些措施有可能会无意中制造出贫困陷阱。”换句话说，气候义务的重担不应落在那些依靠低价能源来确保生存和社会参与的人群身上。

▍本地知识与本地参与

公平的第三个层面涉及将直接受到环境变化影响的群体纳入认知和决策参与的过程。如奇科·门德斯这样的橡胶采集者和采掘工人，推动了在亚马孙地区寻求公平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努力。门德斯在他最后一次采访中说道：“我们的行动是所有森林居民的斗争。”他的目标并不是要使这一行动变得单一化，也无意在受森林砍伐影响的不同社区强加一种家长式的逻辑。相反，他意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所有相关方都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明确表达自身利益时，才能建立起公平、稳定的决策联盟。

正如我们从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及其他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那里所了解到的，正义意味着为个人和群体赋能，并确保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和从事的活动。气候正义的指标和测量标准必须始终关注人及其需求。倾听当地居民的声音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能遭受最大的损失，而且他们能够为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环境正义创新

在亚马孙地区争取环境正义的行动中，最持久的影响力可能是开采保护区（extraction reserves）以及可持续发展保护区（sustainabledevelopment reserves）背后的大胆创见和机制创新。这些在公共土地上由当地管理的社会环境保护区，在全球生态议程中推广了一种生态负责、经济包容、公众参与的发展模式。在1990年至2018年间，共有94个开采保护区（其以采掘活动、自给农业和小型畜牧业为基础，保障当地居民的生计）和36个可持续发展保护区（即当地原住民聚居的自然区域）被纳入了国家自然保护单位体系。这一成果得益于开展环境社会行动的工作，包括活动家和科学家与不同的政府联盟协同合作。如今，这些保护区覆盖了约64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和水域，约占亚马孙总面积的4.73%。与原住民保留地一起，这些区域构成了抵御对生态资源掠夺性经济开发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面对气候危机以及应对不同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状况的迫切需求，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环境和经济背景发展新的、转型性的决策实践。事实上，门德斯真正的理论影响力在于对公平环境保护方面的角力提出的关键论断，而不在于对现有方法的盲目照搬。

社会环境解决方案拓展和多样化的两个成功案例包括：通过再生商业农业项目（regenerative commercial farming projects）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在工人聚居的郊区实施地方能源转型项目，如安装光伏板。这两项社会创新均是由环境正义原则所推动的。

▍再生农业

再生农业项目基于这样一种理念：面对气候波动时，确保农业产出多样化、可持续、具有韧性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农林复合经营（agroforestry）来模拟原生生态系统。例如，修复巴西大西洋森林中因农业过度开发、主要农耕区城市基础设施无序扩张而受损的区域。通过整合农林复合经营区和城市区域的供应链，不仅有助于修复因单一作物种植而退化的森林区域，还可以为当地生产者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收益。此外，这种方法还支持与传统知识体系的融合，这些知识体系与地区多样性和真正的生态潜力相协调。

为了应对再生农业在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挑战，像“普雷塔特拉”（Pretaterra）这样的农林复合经营智能中心项目，目标是在主要城市中心附近建立本地的生产和分销链，涵盖水果、蔬菜、有机棉和纤维，并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分销链向农业生态标准靠拢。另一个农业生态政策的成功案例是“食品阵线”（Frente Alimenta），该倡议致力于推动城市中心周边的生态适应性农业生产，以此增强粮食安全。2024年上半年，“食品阵线”捐赠了超过80吨粮食，并为当地厨师提供资金援助，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设备。

目前，农业生态学领域的工作正在约3200万英亩的土地上展开，并且有相当大的扩展潜力。新的地理空间数据工具和深入的农业普查能够提供信息，辅助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有针对性的投资。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和其他组织提供了大量详细且带有地理参照的数据以及培训活动，以帮助识别退化区域、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监测进展、优化资源配置，并与当地社区开展互动。

▍本地能源转型

与此同时，在工人聚居的郊外社区创建太阳能合作社满足了以下双重需求：它满足了能源转型的要求，并为城市边缘群体在能源获取方面提供了历史性补偿，为他们带来稳定、安全，最重要的是价格合理的服务。

在里约热内卢开展的两项举措成功诠释了如何将可再生能源与能源自主（energy independence）相结合。在沙白乌·芒盖拉（ChapéuMangueira）和巴比隆尼亚（Babilônia）这两个贫困的城市社区，居民协会正在组织太阳能的安装、生产以及剩余电力销售的事宜。通过在住宅和当地商户安装太阳能板，他们的目标是降低能源成本，并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该系统旨在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让居民能使用多余的电力或将其卖回电网。

作为世界第六大太阳能生产国，巴西拥有2500多家太阳能合作社，总装机容量约为500兆瓦。与该国所有能源产生的总能量相比，甚至与非合作社的太阳能发电量（总量达37.4吉瓦，1吉瓦=1000兆瓦）相比，这一产量仍然微不足道。然而，像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合作社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装机容量。它们通过公共事业为历史上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某些社会群体提供了保障，并向那些常被正规劳动市场排除在外的人群传递技术和知识。事实上，对当地可持续能源生产的资助有助于支持经济上脆弱、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人群实现知识拓展。

由于合作社吸纳当地居民并重视本土知识，它们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和收入，还有助于减少能源贫困问题——这是全球南方，尤其是农村社区和大城市边缘地区长期面临的问题。在巴西，多达11%的家庭正遭受某种形式的极度能源贫困，还有无数家庭在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和高昂成本中苦苦挣扎。此外，气候脆弱性与能源贫困直接相关，能源匮乏的社区在适应和应对极端天气事件上能力较弱。遗憾的是，主流气候政策往往忽视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平能源包容的挑战，但在贫困地区推动基于合作社的能源转型能够一举多得：既可以减少碳排放、创造财富，又能提高电力供应的韧性。

一个稳定的气候系统对于地球上的生命、经济繁荣、减贫以及全人类的幸福而言必不可少。为实现这些目标，环境融资政策（environmental financing policies）必须将社会创新置于优先地位，并从丰富多样的地方环境行动中汲取灵感。通过以公平为核心并倡导转型性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些政策能够充分释放社区主导型解决方案的潜力，为所有人构建一个具有韧性和正义的未来。气候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先行者们已经融入了这些洞见。现在，主流的绿色决策需要跟上这一步伐。

马科斯·保罗·德卢卡-西尔韦拉（MarcosPaulo de Lucca-Silveira）拥有圣保罗大学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学位，并在大都市研究中心（Centerfor Metropolitan Studies）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他曾在乔治城大学肯尼迪伦理研究所（KennedyInstitute of Ethic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客座教授一职。他是经济与应用伦理学实验室（Lab for Economics and Applied Ethics）的协调员，也是若泽·路易斯·埃吉迪奥·塞图巴尔基金会（Fundação José Luiz Egydio Setúbal）的研究员及研究伦理委员会成员。此外，他还在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下属的圣保罗经济学院任教。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4年10月29日

原标题：The Role of Equity in ClimateJustice in Braz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