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全文】哈萨克斯坦“关键人物”呼吁:免签,欢迎中国人来!


编者按:11月22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任命的办公厅最高领导,直接对总统负责)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以“哈萨克斯坦的改革和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卡林透露哈萨克斯坦国内正在进行深度改革,并且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现场观众就改革相关内容与卡林进行了热烈交流,现将演讲实录整理发布如下,现场观众与卡林问答交流实录见今日微信二条《当这位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都会心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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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演讲。目前,我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哈萨克斯坦的内政事务。但在担任国务顾问之前,我长期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反恐领域。我研究反恐问题已有2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包括智库的领导人。我在哈萨克斯坦广泛研究各类政治问题,从国际关系到恐怖主义。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作主题演讲。在业余时间,如果有机会,我也从事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体系和东方学的研究,分析各种新的理论和思潮,包括国际关系方面的。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完成我的研究,发表成果。今天的演讲我会提到部分我的研究观点,以及我现在和未来将要做的事情。回到今天的演讲主题。

哈萨克斯坦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学也非常感兴趣。我们有自己的汉语学校和汉语专业,哈萨克斯坦的学生非常愿意学习汉语,也愿意来中国留学。可以说,哈萨克斯坦公民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个伟大、独特、历史和文明悠久的国家,更因为中哈两国最近几年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及我们广泛的交流,这也得益于媒体的宣传。另一方面,我们两国之间开放的签证政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取消了对中国公民的入境签证,同时哈萨克斯坦公民也可以自由地访问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来中国学习、购物,甚至作为游客观光。

正如刚才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副校长所提到的,明年是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两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取消签证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旅游的发展。我也知道,现在中国的游客非常愿意到哈萨克斯坦旅游,了解我们的国家。明年的旅游年,我想会进一步促进双方公民对彼此国家的兴趣。

今天,我们的公民不仅对中国感兴趣,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在汽车制造、新技术、高科技、传媒等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哈萨克斯坦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中国热”,这是真诚地对中国友好和感兴趣。哈萨克斯坦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当建议我在人大发表演讲时,我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哈萨克斯坦最近发生的变化。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向大家讲述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发生的变化和进行的改革。我想这些对大家都会非常有益。

作为邻国,我们应该更充分地了解对方,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对方。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我们有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中哈友谊历史悠久,伟大的古丝绸之路就经过哈萨克斯坦,如今它再次复兴,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这是非常伟大、宏伟的计划。当然,来自经济领域的专家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时,总会提到哈萨克斯坦的中转能力和作用。但对我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一个人文的平台,是友谊的象征,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我认为这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中哈友谊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我记得十年前,我们只是在外交层面用外交辞令来形容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的中哈关系被称为永久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表述是在托卡耶夫总统访问中国时形成的,准确地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层次和内涵。发展中哈关系非常重要,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我们的共同任务是丰富中哈关系的内涵。现在,我想讲一下哈萨克斯坦国内发生的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改革。

你们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拥有各种价值体系,既有东方也有西方的文明在这里交汇,有世俗的社会,也有传统的思潮和宗教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哈萨克斯坦的社会是各种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交汇地。这些在哈萨克斯坦都能够实现融合发展,我们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在不同层面、不同群体中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公民社会,而且这个公民社会发展得非常迅速。发展的事实之一是,我们一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性的、积极的、内涵丰富的,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些动向和过程。我们国家的方针和政策都是为了建立公平的哈萨克斯坦。当我们讲到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公平或平均。我们认为,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是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平衡。我们希望扩大公民的权利,吸收公民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同时,这也需要更高水平的责任感,包括社会的责任感和公民的责任感。

昨天,我与中国的部分同事和学者进行了交流,他们研究哈萨克斯坦,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你所提到的公平的哈萨克斯坦和新哈萨克斯坦的区别在哪儿?我们也做过历史的分析,经常使用“公平的哈萨克斯坦”这个概念或表述。最近几年,我们非常积极地使用这样的表述和概念。但在官方的政治层面,我们经常讲“公平、公正的哈萨克斯坦”,这似乎也是未来的一种方式或模式,即我们未来国家的理想模型,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需要建立的国家,是我们期许的国家。所以,公平的哈萨克斯坦是一种原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会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决议,公正的哈萨克斯坦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形态,这是我们所向往和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我们主要的价值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定义或概念的基础上。

这里我想强调,为什么我们不在官方领域使用“新哈萨克斯坦”这个说法?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认为不能把历史的不同时期对立起来,比如新旧、前后的一个时期。总体而言,这不仅涉及我们的当代史,而且是整个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历史,分析阐述我们国家发展的途径。我们反对把不同的时期对立起来。比如,有时候智库争论时,讲到苏联时期,这些辩论也体现在公众的讨论之中。这是一种矛盾主义,把不同的时期对立起来,我们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做的是谈论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进程中。

根据这个原则和目标,建设公平的哈萨克斯坦。两年前,2022年,我们提出并进行了重大的宪法改革,这确实是重大的改革。我们的宪法有九章,修宪涉及其中的八章。我们的宪法中有99条,修宪涉及大部分条款,涉及权力结构。但最关键的是这些修改的内容,涉及所有基本的法律,总统制度、议会、议会的组建等。比如,在这轮宪法改革中,我们提出了一项对国家来说全新的制度,叫作宪法法院。以前我们有宪法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一些问题,但宪法委员会的建议只是具有建议性,不具有强制性。现在,宪法法院可以做出裁决,必须在全国执行。

作为我们政治领域的改革,主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符合某些趋势,迎合外部的一些要求,硬要实现某种计划。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政治体系的效率,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要提升政府的权威和效率,政治制度的权威和效率,保证各级权力之间的平衡。

同时要扩大公民参与决策。这里我想再次强调,我们不会为改革而改革。有时候,有些国家和社会正在进行讨论、建议的修改好像是为了改变而改变。确实应该进行改革,但这一定是有现实的需要,当这些改革有利于提升效率,能够产生效果。因此,我们不会为了改革而进行改革。自由化、民主化不是目的本身,但这些标准在决策时会考虑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强有力的国家按我们的理解,首先就是要有强大而有效的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首先完成了这项任务,加强我们的政治制度。我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原来的问题在于,有时一些集团的影响超过了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不能被允许的。在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想都认识到基础应该是制度、程序,即这些制度的运作应该是规范的。我们在进行改革时,考虑的就是这一点,要巩固、加强、提升政治制度的效率,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还要特别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是爆炸性的、冲动的,而是演进式的、逐步的、分阶段的、均衡的。即我们先做出一些决定,当我们看到这些决定可以得到实施,能够产生效果,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用新的倡议来补充这些决策,让整体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甚至社会对这些举措有所准备。

我来解释一下,在2020年,我们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修改,我们的议会组建是按照比例进行的,按照党派的名单,政党参加议会的选举,他们会编制候选人名单。当他们赢得选举时,从这个名单中选取议员的候选人来分配。

我们分析了一下,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积极地发展着非常多的活跃社会群体,比如青年、妇女,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他们在议会和地方政府中的代表非常少,几乎没有。如果把所有的议会、州议会、市议会、区议会议员的数量加起来,包括各级政府的,我们一共有3300位议员。我们看看他们的组成,发现青年的比例只有0.8%,而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女性的人数可能是3%-4%,比例非常小。因此,我们作出了这样一项修改。在编制名单时,一定要有30%给青年人和妇女,这就推动各个政党更加积极地邀请青年人和女性加入。

我们观察到,在几次选举中,这些政党在选举前邀请青年和女性来编制名单,但在选举之后,他们又忘记了,并没有履行这一点。因此,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后,做了一项修改,这些原则适用的不仅是在编名单,而且是在分配议员席位时。我通过这个例子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是逐步地推动这些倡议,观察社会如何接受、消化它,看看我们实施的能力如何。现在,这个配额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残疾人,目的是让他们也能够在议会和当地政府中谈论自己的问题,参与推动重要的倡议。

总体而言,为了实现政治改革,我们通过了20多项不同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的制定都是与专家和公益社会的代表共同完成的,这是我们决议的新颖之处。每一项倡议、每一项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讨论和辩论。

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通过了20项法律,在政治改革的框架下来进行政治创新。但政治改革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提升效率,提高人民的福祉,提升制度的效率。比如,我们推出了这样一项规定,根据公民的要求,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抱怨,比如开车的人有抱怨。不久前,我们有这样一项规定,这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车主开车时永远要随身携带几个证件,驾照、行驶证、各种其他文件,还有保险单,常常会造成不便,比如交警拦车时,司机从八九个文件中可能会有忘记的。

因此,我们分析后决定进行修改。根据这些修改,首先,司机只需要携带一个证件就够了,因为其他的文件在数据库都有。其次,我们实现了这些数据库的数字化,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将这些整合到了我们的支付系统,有点像微信支付,我们叫Kaspi的APP。我们把国家的数据库与Kaspi的支付系统做了整合,任何一个公民就没有必要随身携带这些证件,他到服务中心,或者去当地政府,或者需要注册时,只要打开手机,按下两三个操作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简化这些程序,这也是我们的创新之一。这样的决策也是在工作小组会上做出的,我们有不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效率,要有助于简化公民的生活。明年我们计划把支付系统和微信做一个整合,这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或者说是一个理由,来增加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这非常方便,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明年是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旅游年”。

类似的这些决策,包括制度方面、技术方面有很多。一场演讲可能无法涉及所有的这些创新。我想补充的是,关键在于我们国家要有一个创造性的议事日程,我多次谈到这一点。创造性的议事日程,这是我们内政和外交中最主要的。即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谁,或者是反对什么,我们执行的是为了福祉。我觉得我们所进行的这样的政策动机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革,实施了新的机制和制度,强化了某些政治制度,比如强化了政党的角色和力量,调整了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我们做了很多类似的变革和改革。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是效率优先的,希望所有的制度都能够更高效地运行。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团体,我们的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如果不能够体现民意,它将是无效的,也不会产生正向的结果。更何况,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人大,作为最悠久的人文大学的代表,你们非常了解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也非常了解这种制度性的改革。当一种制度性的改革超越了价值观的改革,它一定会太超前,产生水土不服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断地更新,而超过了我们制度的进化,这说明我们的改革滞后了,这也不是很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教训,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也不少。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希望所有社会上的变革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改革都能与社会的思潮同步。

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开始形成新的一些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希望培育和建立一种新的、正向的社会道德标准。因为社会有很多新事物出现,新的形态和行为出现。我们需要跟上社会新的思潮和行动,希望建立社会新的行为标准。比如,现在各种各样的平板、智能手机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交流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全社会的趋势,现在形成了数字道德,如何正确地使用,如何在数字化的社区里规范每个人的行为等。

社会在进一步发展,有些人会更快、更激进一些,有些会更慢一些。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不能够让它自发地形成,自发形成的过程一定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一直在引导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在社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矩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形成。

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矛盾,世俗社会和宗教传统之间的矛盾等。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道德观念、新的标准,不能让新旧观念和各种思潮的冲突引起社会的一些激进现象,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我们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富裕,希望在社交媒体上表现自己,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功等,这是大众主流的思潮,我们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追求快速成就的思潮往往会形成一种虚拟的社会,包括很多不实的信息。包括哈萨克斯坦也是,我想中国很多青年人也是沉迷于网络游戏、赌博,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家庭的问题等。在很多现代社会,还出现了一种伪英雄,以前我们英雄的标准或定义是教师、医生等,这是非常重要和崇高的社会职业。现在人的观念变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些思潮首先会影响年轻人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发放社会调查问卷,发现我们确实需要引导社会观念,特别是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我们要尊重职业,尊重规则和规范,包括职业精神、创造性,以及遵纪守法。这里我想说的是,秩序和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最主要的原则,也是人们最主要的三观之一。

不久前,我们的总统访问了蒙古国。他在访问中提出,法治和秩序是国家建设的基石,因为我们国家所做出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法治和秩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怎样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围绕、协调我们行为的各种法律法规,我们要对法律心存敬畏。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需要跟法律打交道,包括各种规则,任何一种社会中的人的行为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而且这不应该是一种运动式的改革。

比如,自觉地要收垃圾,要遵守社会的规则和公德等,我们会引导教育。哈萨克斯坦不光是收垃圾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保持社会的秩序和清洁,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街区、每一个角落。我们不断进行这种教育,组织一些活动和运动,希望这种观念能够深入人心,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我们要保持社会包括公共场所的清洁,这看上去是小事情,但我们需要不断强化,以便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这种习惯。

但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推进这种正向的价值观念?通常来说,我们都是从事宣教工作,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媒体或项目来进行宣教。这种宣教的活动确实需要,也是有效的。但它无法形成深刻的观念植入。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育计划,就是在学校里形成一种模块式的人的行为准则,把它植入到学校的基础教育中去。

不光是在学校之中,学校的教育工作需要向我们汇报,它会深入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并且在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公民的自觉良好习惯,希望能够系统性、概念性地灌输每一种价值观念、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比如,我们在低年级时搞一些活动,不光是针对老师和学生,针对学校的其他职工,学校有食堂,有各种公共场所,我们会搞一些针对孩子们的小型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向大家展示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业,都应该得到尊重。

通过这样一个宣教计划,我们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秩序和道德水平。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年、五年就能完成整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化的。我曾经读过中国的一位思想家的著作,他说,价值观的形成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会形成自己的习惯,这是一条非常艰巨、漫长的道路。

我们开始培育劳动的人,我们建立了,可能中国也有类似的活动,比如中国有教师节。我们的教师节是10月5日,今年我们要搞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10月5日教师节,总统都要邀请20位教师代表,向他们颁发荣誉奖章或证书,他们都是做出卓越贡献的。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教师的权威性和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我们也在计划新创设9个总统奖或奖章,比如功勋的某个职业,包括功勋的电力工作者等。对我们来说,这些新的荣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劳动,明年我们将会增设劳动者节。我们也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大对科学技术和研发的投入,设立新的奖学金、新的基金,鼓励年轻学者。我们加大了对科研工作的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一些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科技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非常支持科技兴国、科技发展。

我们也采取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整合起来能够帮助巩固这些价值观,形成新的伦理。这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主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公民知识,尽管对新问题有争论,但我想这是正常的。

整体而言,我们看到大多数公民是支持这些改变的。不久前我们进行了社会学的调查,大多数公民认为国家的发展、国家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恰恰是公民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资源。

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改变。我觉得总体而言,不仅是我们的内政,在全球层面,人的领域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些经典的理论,大家很清楚。

根据这些理论,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它的物质因素,经济条件。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还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是根据它的军事、经济或其他一些标准。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寻求新的方法、新的维度。

去年,我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上发言,阿祖莱女士说,当时在场有各国的文化部部长、教育部长、科技部长或某些部门主管的领导。阿祖莱女士演讲时说:“你们掌控的是最主要的和平的武器。”这也许是最简单、平淡无奇的话,但仔细一想确实如此。教育、文化、科技确实是最主要的工具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来维护和平。因为我们知道,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角色取决于它的地缘位置、地理位置、山脉,或者离海上航线远还是近等。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决定政策的不是山脉、河流和海洋,而是人,是普通的人,他们也在逐渐进入政治领域。

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意义,这些东西经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决策过程。我的意思不是说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不对的,我不是说经济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我没有说离海上航线或大洋比较远,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情况。但毕竟我们也要承认,人是主要的前进推动的资源,对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为此,我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心态。很遗憾,往往我们都缺乏这种创造性的心态。

我一直在说,我们要努力,所有人都要致力于努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是在政治领域,我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动机,这样一个心态。我喜欢这样一个说法,最好要“建桥”,而不是“筑墙”。如果你看一看,这永远是双赢的、互利的,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大家都能够获益。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多元化,世界一直是多元化的,今天更加多元化和复杂。那么,对一些进程的认识,用我们习惯的框架已经是不够了。

我想以前甚至都是不太清楚,而且是否适合我们,把这些国家分成东方和西方这是否正确?如何来确定?对一个国家来说,西方和东方在哪里?而且“三个世界”的划分可能也不太具有现实意义了,这都是有很大的约定性,这些陈旧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它们在妨碍我们。相应地,我们要有新的方法,让各国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

为什么我说文化能够打破集团性?比如,在一些国家的经济,绑在了一些共同的经济条件,一些国家一直专注于政治的议事日程,所以他们无法变得更灵活,而文化在这方面可以补偿。比如,一个国家建立关系,它们之间可能距离很远,中间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是有些国家在思维方式上甚至很接近。在这个方面,我想具有重大潜力的是中国的治理思想,因为它有深度和灵活性。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好的机会向世界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理论。包括如何看待文化,作为建设我们共同和谐未来的作用。

(主题演讲部分完,观众互动交流见今日微信二条——【演讲互动】当这位高官说有6个孩子时,在场都会心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