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非法性的涟漪效应 | 国政学人

战争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在另一些方面则没有。一项对相关数据的系统性分析发现，战争的致命性没有降低，冲突的发生率也没有出现长期的单调下降。

然而，国家在战争上的做法仍然发生了显著转变。真正重塑疆界的征服行为减少了，代之以次数更少、规模更小的侵占，而且这些侵占在言辞和法律上都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在1951-2000年，导致领土重新分配的冲突发生率相对于前半个世纪大幅降低，从67-90％降至27％。根据统一的编码标准，实际上降至59%。

即使是已实际发生的边界变更，也不会受到承认。国际社会否认通过战争胜利获得的领土或政治利益的合法性或正当性。1932-2014年内，21起武力冲突事件的结果涉及国际社会的不承认，其中10例的不承认持续存在。1929-1949年发生的不受承认的领土变更几乎全部恢复至战前状态。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不同的是，在二战中及其后，战争中先遭到攻击但后来获胜的国家都没有试图获取战前边界之外的领土。在1919年之前，只有不到5％的和平协议能让交战双方在夺取领土之后恢复至战前边界，在1970年之后这一比例超过90％。

领土征服没有衰落，只是发生了演化。以长期控制为目标的夺取领土的行为在二战后长期存在。尝试征服整个国家的行为已经消失，但是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攫取小块领土，制造“既成事实”的行为并没有减少，且已成为当今领土征服的主要形式。此外，随着时间推移，被占领土逐渐呈现出人口稀少或缺乏驻军的状态。无人定居领土在1980年之前占所有领土征服企图的28％，1980年后占60%，未设防领土在1980年之前占31%，在1980年之后占60%。

国家间战争往往不再伴随着宣战与和平条约，特别是在二战之后。19世纪时65%的战争伴有宣战，1945年之后只有9%，1972年之后降至0。如果不把国内宣布紧急状态视为宣战，那么自1945年之后就不再有宣战。宣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且全面地消失了。相反，国家寻求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或者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声称其行为是自卫；1945年之后47%的战争相关方采用了以上一项或两项。如今，国家结束战争的方式也与前几个世纪大相径庭。1950年前超过70%的战争会签订和平条约，1950年后只有15%。

总之，以上数据表明战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尚未消失，但国家围绕战争和武力使用的做法、战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相较于以往大大不同。过去，国家会宣战，以交换领土作为战争结果，签订分配利益的和平条约。现在，国家只会夺取小块领土，且不会承认作为既成事实的战果。如何解释战争发生的所有变化？

仅有少数学者解释了战争变化的因果机制。既有解释的一个问题在于，其没有超越确认行为规律性、假设单一行为规范作为解释的范畴。Zacher根据使用武力改变国家边界的行为减少，论证“领土完整规范”的存在。Atzili利用边界改变的减少论证“边界固定性规范”的存在。Fazal将和平条约的减少视为一种国际规范的衰落。Altman基于战争变化表现出的行为规律性，主张这是一种“反侵略规范”，而非“反领土征服规范”或者领土完整规范。这种路径对于规范在产生不同类型行为的作用方面认知不足。

既有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只关注禁止性规范的两种效应：行为体之所以不采取被禁止的行动，要么是因为其内化了该规范，要么是因为其预期违反该规范会受到经济或军事制裁。这种对规范动态的狭隘理解，导致了对基于规范的行为的解释如何影响行为的误读。

此外，既有文献没有解释战争发生的所有变化的同步性。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从理论上解释规范的变化如何同时导致众多行为的变化。

行为合法化的预期与事实之间不匹配，行为体为逃脱制裁而试图以其他方式为被禁止的行为辩解，这两种现象都可能是某些规范效应的源头。本文将规范改变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成为“涟漪效应”，并在下文区分不同行为类别。

（一）战争非法性的涟漪效应

战争非法性意味着国际社会不再将使用武力作为国家获取权利的合理理由。战争的社会目的已经改变，国际社会已禁止战争作为争端解决机制。如果存在一项禁令，人们就会试图将其可能被禁止的行为框定或归类为其他类型的行为。同时，人们会尽量避免采取被明确禁止的行动，也会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那些更含糊不清或只能勉强解释为被禁止类型的行动上。但如果国家不需要第三方的合作，而且其有比做出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法的行为带来的问题更重要的动机时，国家仍有可能使用武力。此外，由于战争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对于什么才算合法的战争和武力可以有开放的解释。因此，当国家有其他手段使自身行为合法化时，其仍会考虑使用武力实现目标。

本文重点关注战争非法性产生的三种涟漪效应：重构、转移、维持一致性。这些效应对应的是国家言论、国家行为方式和受众反应方式的变化。这些类型的涟漪效应解释了在国际体系中观察到的与战争有关的制度和行为的变化。

（二）重构(Reframing)

国家避免将其所做的事情描述为一场侵略性的征服战争。重构是指试图让自身行为不被社会归类为被禁止的X，而被归类为可接受的Y。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例子是国际联盟的授权。在实践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吞并了战败国的殖民地，但这并不符合民族自决和“没有兼并的和平”的要求。因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界定为“独立国家在委任统治国提供行政建议和援助的前提下暂时得到承认”。

重构解释了宣战行为的消失。一战前，主权国家认为承认自己在打仗是没有问题的，而现在战争是非法的，各国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行为重新定义为不是战争或征服。国家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是否合理，其反应部分取决于他国所给出的理由是否可以令人接受和信服。因此，想使用武力的国家会考虑如何使其武力行为合法化，并参考那些最有可能使其赢得社会支持的理由。当出现领土或其他争端时，国家不会宣战，因为这会明确地将其行动定性为战争。然而，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认为自卫战争是合法的，因此各国试图将其使用武力的行为定性为自卫，从而使其合法化。另一种确保使用武力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方法是事先请求国际社会授权，如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波黑战争中，使用武力的合法化都是通过这一程序实现的。

20世纪最重要的合法性替代来源之一是去殖民化。如果国家能将使用武力表达为去殖民化战争，就不仅能把使用武力合法化，还能把由此产生的政治利益（比如领土兼并）合法化。1961年，印度从葡萄牙手中征服果阿，尽管当时存在一些争议，但由于该行为是去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个问题也很快不成问题了。有些试图从非殖民化的角度将使用武力合法化但没有成功的行为，例如阿根廷试图将英国赶出福克兰群岛。

因此，武装冲突实践中的两大经验趋势都可以解释为战争非法性的涟漪效应。宣战消失了，替代性理由却出现了，因为国家试图将其使用武力的方式从战争转向自卫或其他理由。

（三）转移(Displacement)

国家将使用武力的方式转变为看起来不那么像战争的行动，以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合法化的使用武力的方式。若行为X被规范认定为不合法，国家会避免直接进行这个行为，转而采取其他行为来达到相似的目的。第三方行为体对于国家行为的解读往往不同，所以国家的行为看起来越不像禁止范例，认为该行为不合法的反对者就越少。

转移解释了20世纪武装冲突类型的转变。国家现在避免采取明确属于征服战争的行为。但是，即使战争不合法，看起来不像典型战争的武力行为依然存在，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仍有作为“既成事实”的战争。如果国家被判定处于战争状态，其结果可能会被抵制或不被承认，国家可能会失去更广泛的支持。因此，我们预期国家会采取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战争的征服行为。Altman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土征服更可能发生在无人居住和无驻军领土，因此不太可能产生看起来像战争的局面。

转移解释了为什么显示某些类型的暴力行为有所减少，而其他类型的暴力行为继续发生。规范变化使得战争被禁止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国家将继续在其预期能够以其他方式合法化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去殖民化战争。在战争非法性的前提下发生的许多武力使用行为，是在去殖民化框架下作为修辞合法化实行的。成功例子包括如印尼对荷兰的独立战争或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独立战争，失败的则有英阿马岛战争。

（四）维持一致性（Consistency Maintenance）

维持一致性是指使社会中的各种规范和规则相互一致，体现在国际社会不承认战争的结果，从而保持使用武力结果与战争非法性之间的一致性。拒绝承认被禁止或不合法的行为可以成为其他行为的合法性来源，这涉及一个关键推论，即既然X现在是不合法的，那么Y因此也是不合法的。最直观的例子就是盗窃所得不具有财产权。

维持一致性护解释了为什么国际社会不承认战争的成果。如果战争不是解决争端或分配权利的合法方式，那么当国家确实利用了战争获取领土或制造新的政治局势时，国际社会应如何反应？巩固国际社会对战争不合法原则承诺的方法之一，就是明确指出战争结果不合法。集体不承认战争的成果，是国际社会处理事实上的领土征服的方式，如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获得的领土、1974 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俄罗斯在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等。

维持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过去依赖被禁止行为的合法性的行为，现在的价值会下降。这解释了为何现在和平条约如此罕见。和平条约记录了因战争而分配的权利。现在权利不能通过战争来分配，既然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或承认任何编入和平条约的实质性再分配，而且国家往往需要第三方对于条约的支持，那么国家就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的动力了。战争非法性下的和平条约类似于无法执行的合同。如果条约是无法执行的合同，那么国家就不会签订，因为它没有价值。但在以下情况下，我们仍会看到和平条约：（1）交战方不需要第三方接受战争结果；或（2）由于其他原因，第三方会接受。

战争导致的边界调整减少，这是因为国家预期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或承认战争导致的边界变化，除非有其他合法理由。可能是民主进程，如南苏丹或东帝汶的独立是受联合国支持的全民公决的结果；也可能是民族自决，如孟加拉国的独立；还可能是去殖民化，如印度对果阿的吞并。

因此，上文指出的围绕战争的外交的所有变化都可以解释为战争非法性的涟漪效应，它是由重构、转移和维持一致性这三种机制产生的（见表1）。涟漪效应模型也解释了这些动态如何在一个仍存在国家间战争的世界中发挥作用。

表一：经验模式与解释

本节将详细展示涟漪效应是如何在一个经验领域发挥作用的。现在各国普遍不赞成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和平条约，这些条约通过向战胜国转让权利或其他政治利益来“解决争端”。各国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交战国避免实际签署和约，除非其不需要第三方的批准，或者其认为和平条约会因为其他原因被视为合法而得到第三方的尊重，比如和约通过仲裁或中立的边界委员会等方式解决了争端。

战争非法性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国家的动机？在战争是权利的合法来源，和约是分配权利的合法手段的制度下，战争双方都有签署和约的动机。然而，一旦和约不再实际执行，战胜国就失去了谈判的动力，因为和约在其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时毫无用处。胜利的侵略者不能再依靠其他国家的默许来执行和约条款。如果不可能监督和执行已达成的协议，或者监督和执行协议的成本极高，“国家就没有动力去谈判或认真谈判”（Fearon 1998, 279）。如果分配权利的条约因为是在战争胜利或武力威胁的基础上缔结的而显得不合法，那么这些条约条款的执行就会比战争作为获取权利的合法手段时更加困难。此外，如果条约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或尊重，任何依赖于条约条款合法性的进一步行动都将受到阻碍。

此外，随着执行协议的成本增加，违背协议的动机也会增加。如果执行协议部分涉及其他国家的主动或被动合作，那么当战胜国预期其他国家不会与自身合作以执行协议时，其起初就不太可能签订协议。无论战胜国是否认为该条约在道义上正当，情况都是如此。此外，战败国还有一个新的外部选择：不战斗，但也不接受当前的损失，而是寄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其在未来恢复原状。战败国或受害国在面对侵略时可以要求支持，包括言辞支持和物质支持。根据战争的非法性，签署和平条约的替代方案不一定是更多的战斗。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战败国或其政府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更长时间的抵抗和坚持。

由于对执行的预期是这一机制的核心部分，另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国家在以下情况下仍会缔结和平条约或协议：（1）交战方不需要第三方的接受/支持，（2）由于其他原因，第三方会接受/支持。因此，和平协议应该只涉及可以双边执行的问题，如停火、关系正常化、由第三方明确担保，或以其他方式合法化。例如，和平条约可以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或明确规定为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包括恢复领土原状，或同意将领土解决方案提交给第三方，如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或担保国集团。

图一：战争非法性下战争结束方式

当今世界，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国际社会将谋求利益的战争的结果视为非法，因此围绕战争的旧有做法失去了意义。各国为了管理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避免公开将其行动描述为战争，而试图用其他术语使其行动合法化。此外，国家还努力保持战争非法性与战争实际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拒绝将这些结果视为新的制度现实。这个简单的模型及其相关机制解释了在战争相关行为发生的各种变化。

此外，本研究也可被视为对国际政治的社会制度不再是一种制度时会发生什么的分析。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关注社会制度的存在、出现、属性和结构作用，但并未涉及当制度变得不合法时会发生什么。涟漪效应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社会制度的其他变化，如世袭制。涟漪效应如何在其他经验领域发挥作用，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

领土完整规范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