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伟大的友谊，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即使这两位好朋友，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未曾见面。
因为战争，他们的见面迟来了5年，却催生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思想。
这个思想就是：相对论。它的名字与爱因斯坦联系在了一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仅靠爱因斯坦一人，相对论并不会让这个世界为之惊叹。
相对论诞生之初，面临种种坎坷：它挑战了牛顿理论的权威，在缺乏验证的情况下，注定无法被学界接受；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没有验证和传播相对论的条件，战争的摧残与阵营的撕裂，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就在此时，却有一位来自敌对国的科学家，跨越重重战火，遭受着谴责和入狱的威胁，向他伸出了援手。
他是谁？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因相对论而交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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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奇迹之年与孤独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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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之年。这一年他发表了四篇重磅论文，彻底改变了20世纪物理学的面貌。
在其中第三篇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里，他首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认为尽管科学定理始终不变，但我们对时间、空间和质量的测量都会受到我们本身的运动的影响，而鉴于运动是相对的，时间、空间和质量也都是相对的。
1907年，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引力不仅仅会使万物相吸，它还有弯曲时空的效应。这一想法为广义相对论奠定了基础，但它注定是孤独的探索。
此时的爱因斯坦虽然已经崭露头角，但仍未被主流学术界所完全接受。他的“不修边幅”和对权威的蔑视让他看上去像一个科学的叛逆者。
爱因斯坦，1921年
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从苏黎世到布拉格，再到柏林，爱因斯坦为完善理论的数学框架耗费了大量精力。他不得不自学微分几何，同时与数学家马塞尔·格罗斯曼和好友米歇尔·贝索展开深入合作。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他的理论过于复杂，以至于许多物理学家甚至无法完全理解，更不用说验证了。
1914年，爱因斯坦受邀前往柏林，成为普鲁士科学院的一员，并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资源。然而，这份荣耀伴随着内心的孤独。
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接着爆发，科学界被撕裂成敌对的阵营。爱因斯坦拒绝为德国的军国主义站台，也因此遭到同行的孤立。
尽管如此，他在战争期间的科学产出惊人。1915年，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方程终于诞生，其中最为大胆的预言是：光线会因引力而弯曲。这一结论挑战了牛顿的权威，但在没有实验验证的情况下，注定难以被广泛接受。谁能接受这个不修边幅的德国人取代牛顿呢？
爱因斯坦清楚，他需要帮助，但他从未想过，他日思夜想的帮助会来自一片遥远的敌对土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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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爱丁顿：科学世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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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爱因斯坦为相对论苦苦求索，而在英国，亚瑟·爱丁顿却在另一条道路上行进，逐渐成为科学世界的一盏明灯。
爱丁顿出生于1882年的一个贵格会家庭，笃信和平主义和跨越国界的合作精神。他在剑桥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绩，并于1906年进入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工作。
爱丁顿，1925年
爱丁顿的研究领域起初是恒星的结构和运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背后的人文意义越来越感兴趣。他坚信，科学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超越国家的界限和政治的纷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德国文化和学术的敌视情绪愈发强烈，很多科学家拒绝接触任何来自德国的研究成果。然而，爱丁顿没有随波逐流，他开始关注从德国传来的相对论理论，并迅速意识到其重要性。
尽管战时的隔阂让爱丁顿很难与爱因斯坦直接交流，但他设法获得了部分相对论的文献。他在战时甚至不惜冒着被指控为“通敌”的风险，坚持主张相对论的研究不应因战争而中断。
他深信科学可以成为治愈战争创伤的桥梁，而广义相对论或许正是重建国际科学合作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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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交汇：1919年的日全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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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因斯坦为证明相对论而四处求助，却无甚进展的时候，爱丁顿正悄悄将目光投向星空。他意识到，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光线在引力场中会发生偏折。这种“引力红移”最容易观测的时刻便是日全食，而他自己可能是证明它的最适合人选之一。
1917年，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决定组织一次科学远征，通过观测日全食验证这一现象。而爱丁顿则成为了这一计划的灵魂人物。
战争结束后，爱丁顿迅速行动起来。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最终计划在1919年5月的日全食期间分别派遣两支观测队前往巴西和非洲的普林西比岛。尽管相对论在当时仍然充满争议，但爱丁顿的坚持让这一远征得以进行。他亲自率队前往普林西比岛，在艰苦的条件下架设望远镜和设备，以捕捉稍纵即逝的日食瞬间。
同一时间，远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焦急地等待着实验的结果。对于他来说，这是广义相对论被接受的最后一步，也是他个人从边缘科学家迈向全球声誉的关键时刻。当实验数据被带回英国并经过仔细分析后，爱丁顿兴奋地宣布：观测结果与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宣布了这一发现。
这一结果不仅仅是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一场跨越国界、超越战争的合作典范。爱因斯坦从此成为科学界的传奇，他的名字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报纸封面，被誉为“新的牛顿”。
而爱丁顿也因此被视为科学的桥梁，以其信仰和坚持证明了科学能够战胜偏见与仇恨。
1919年12月14日，《柏林画报》刊登爱因斯坦的封面文章，称他是“世界历史的一位新巨人”
并肩作战五年后，两位亲密战友终于要第一次见面了。
那是1921年6月，伦敦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一位科学家衣着寒酸，光脚穿着鞋子，拖着脚步走进了一栋建筑物的走廊。
这位科学家说自己“面色苍白，留着长发，而且将军肚已经隐约可见”。但在别人看来，他“步态怪异，嘴里叼着一根雪茄，一支钢笔不是拿在手里就是插在口袋里。不过，他并没有罗圈儿腿，皮肤上也没有瘊子，所以还是相当英俊的”。
在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上，这位科学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张扬的鬓角、浓密的八字胡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这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
等待着他的是一位衣着整洁、宽下巴的英国绅士。这位绅士体格如运动员般清瘦而结实，目光深邃而有穿透力。这就是亚瑟•斯坦利•爱丁顿。
后排左一：爱因斯坦， 前排左一：爱丁顿，1923年。
爱因斯坦和爱丁顿的相遇是一场伟大思想的汇合。一个天才的理论家和一个坚定的传播者，在分裂的时代中共同书写了一场科学的胜利。广义相对论不仅重新定义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也展现了科学在弥合分歧中的巨大力量。在战争的废墟上，这两位科学家的合作让世界看到了理性和合作的希望，也为后世的科学发展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在《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中，马修·斯坦利用引人入胜的笔触记录了这段传奇佳话。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之光的故事。两个来自敌对国的科学家在从未谋面的情况下合作，即使带刺的铁丝网和U型潜艇一直将这对战友分隔在两个世界，他们仍然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如何战胜民族主义和仇恨。
这是一个关于理论的故事。广义相对论自诞生之初就被称赞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直到十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柱，支撑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马修·斯坦利致力于把相对论讲解得清晰易懂，让读者对科学原理的领悟和对时代背景的了解相互加深。
这也是一个关于科学界的故事。有科学家试图证实爱因斯坦的想法，却被当作间谍而被捕；学术期刊因被判定为敌人的政治宣传而出版遭禁；一个又一个昔日的同事在战壕中死去……这本书讲述了科学从和平陷入战争，又重新迎来和平的历程。
马修·斯坦利的这本书，是一部扣人心弦、饱含人文关怀的科学史作品，是一部关于科学理性和求知精神如何战胜偏见和民族主义的史诗，也是对当代科学精神和国际合作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