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康丨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基本样态、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

作者:郑志康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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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彰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更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瑰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要“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问题尤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关注。


国内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性研究。主要围绕其出场逻辑、叙事逻辑、运行机理、主要表现、现实危害以及应对策略等角度展开。学者们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从萌芽、衍生到蔓延,是现实历史环境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文化多元化的侵扰、主体自身利益的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耦合、共同助推的结果;其囿于割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依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的方法逻辑,致力于娱乐恶搞歪曲历史事实、主观偏颇美化历史断面、颠倒黑白评议历史人物、断章取义拼凑历史真相,并依循着“‘潜隐-吸引’‘消费-触动’‘询唤-异化’的生发机制”肆意传播,企图实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目的。为此,必须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凝心聚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立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长效协同机制”。二是间接性研究。在展开直接性研究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改头换面的传播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多角度、多视域出发展开更加广泛的研究。具体而言,学者们从大历史观、“两个大局”背景、数智化叙事、资本逻辑批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化转向等角度展开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延展了研究论域。


学术界虽已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批判性研究,但大都聚焦于模糊性的整体性探讨,而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具体性研究相对较少,对其系统考察则更显不足。因此,依循“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内在逻辑,系统阐释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样态表征,揭示其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应对举措显得十分必要。


二、从歪曲到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基本样态


“四史”在时间上相互叠加、内容上相互关联、过程上相互贯通,是一个彼此间密切联系、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有利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夯实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而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四史”自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一)歪曲中共党史:从领导力量到具体内容的总体性虚无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将矛头直指中共党史,特别是把重点聚焦于作为党史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史,企图在丑化党的领导、恶搞党史人物和颠覆党史史实的过程中彻底虚无党的历史。


其一,质疑执政能力,否定党的领导地位。挑战党执政的合法性、必然性与科学性,进而彻底颠覆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党史的重要手段。在历史层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顾历史背景,不论前因后果,不讲实事求是,肆意宣扬叫卖“革命制造论”“革命原罪论”“革命破坏论”等迷惑性论调,以此公开质疑、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意义;同时不看主流、大势,只抓支流、末节,不断放大党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故意抹杀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试图以此达到其否定党执政地位的目的。在现实层面,历史虚无主义经常打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旗号,以轻佻的态度谩议党的章程、原则、制度,肆意夸大党内的腐败现象,把少数腐败分子当成党的“代言人”,并据此给党“画像”,污蔑党组织是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以此贬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可以说,无论是历史层面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还是现实层面贬低质疑党的执政能力,其最终指向就是要彻底消解、颠覆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党在人民心中的“主心骨”地位。


其二,惯用多种手段,解构党史人物形象。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从价值中立的“抽象人性论”出发,利用片面性的历史叙事颠覆性评价党史人物,对革命领袖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无限放大其缺点和错误,进而以“错误论”来全盘否定其功绩,以“阴谋论”来取代其辉煌成就;对于反面人物则运用“重新包装”“制造错觉”等手法进行美化,尤其是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地“找优点”“建人设”,极力凸显其“柔情”和“正义”一面,试图为汉奸“翻案”、为反革命者“平反”、为叛徒“正名”,以此颠覆党史人物固有的历史形象。例如,历史虚无主义以其主观想象臆造出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不近女色的革命老英雄形象”,企图为其翻案和做辩护,试图以此掩盖其卖国的卑劣行径。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采取娱乐化手法,以娱乐段子、搞笑视频以及微电影等形式戏谑、恶搞英雄人物,进而消解其正面形象,瓦解其意义承载。如近年曾经流行的抗日“神剧”中,就充斥着“八路军住别墅、女战士穿丝袜、手撕鬼子、秒躲子弹”等大量雷人情节和恶搞片段,致使英雄人物正面的崇高形象遭到严重解构。


其三,诘疑正统共识,颠覆党史史实。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望,采取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的“拼凑”伎俩对一些历史细节和史料“碎片”进行随意排列组合和二度加工,炮制以野史轶事、权谋争斗为内容的热点话题和极具误导性的伪命题博取受众眼球,以期实现挑战历史正统的目的。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将毫无关联的历史碎片进行切割重组,肆意制造“共产党游而不击”“窃取抗战胜利果实”等热点话题和伪命题引人关注,实际上就是要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统地位。此外,历史虚无主义还善于借“理性反思”的名义对历史共识提出质疑,并运用伪造的数据和史料进行“佐证”,从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前有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某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质疑死难者人数的言论在网上发酵;后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某替法西斯洗白,在网络上制造‘南京大屠杀是误杀、错不在日本’等错误言论”。事实上,这些看似有理有据的反思性“新论”,绝不是符合历史史实的“真论”,而是故意改写历史、颠覆定论,用心极为险恶。


(二)抹黑新中国史:聚焦争议与细节的选择性虚无


新中国史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简言之,就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为达到虚无意图尤其注重在新中国史上大作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其一,聚焦历史争议,否定历史成就。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对“大跃进”“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进行歪曲化解读和负面化渲染,极力放大这些事件的消极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无限放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声称新中国的历史一团漆黑,只不过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而已。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高举“反思历史”的标语,不顾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对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外交破冰、逐步推进国防现代化等重大成就轻描淡写和选择性忽略,“对于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奠定中国现代化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予以全盘否定”,妄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如此“过度反思”历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虚无、否定新中国的成长史和奋斗史,虚无、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其二,放大历史细节,质疑历史定论。历史虚无主义标榜“价值中立”的立场,奉“如实还原、秉笔直书”为“金科玉律”,并冠以“细节考证”的名目,以所谓“超然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找和挖掘所谓“崭新史料”,特别是惯于从“演义”和“私人回忆录”一类极具主观性的非主流、非正统文本中寻找碎片化的史料支撑,企图用这些看似崭新且未经考证的“历史细节”来挑战定论,质疑新中国史。例如,别有用心之人从外国档案的“故纸堆”里搜罗“证据”,以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等历史细节为由,牵强附会地指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进而否定中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助的方针政策。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并没有闭关自守,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导致我们国家同西方国家没有多少贸易往来。历史虚无主义不顾帝国主义对新中国严密封锁的事实,一味叫嚣“闭关锁国”,俨然是对历史史实的歪曲和历史定论的颠覆。


其三,强化主观判断,臧否历史人物。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会脱域于具体的时空场景,故意带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滤镜”,误导人们用带有“偏见”的标准和“失真”的眼光分析评判历史人物。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滤镜”要么用无中生有、凭空杜撰的“历史证据”,拐弯抹角地贬损污蔑领袖、丑化抹黑英雄;要么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在对历史人物的历史性建树和成绩选择性“失明、失聪”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放大历史人物身上的瑕疵、缺点,夸大其失误,从而在颠倒主要的和次要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关系中极尽所能地贬低和颠覆历史人物原本正面积极的形象。例如,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者置历史事实和定论于不顾,刻意回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任意夸大其某些失误,诱导人们得出一个“反传统”“反主流”的历史判断。这种本末倒置、混淆黑白的做法在根本上就是试图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而全面否定新中国史。


(三)质疑改革开放史:攻讦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性虚无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更是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创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历史虚无主义无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断放大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并肆意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其一,散布改革开放“倒退论”。历史虚无主义在忽视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和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有意放大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妄称改革开放致使少数官僚商人进入“天堂”,大多数普通民众陷入“深渊”,是“导致贫富差距、贪污腐败、自然生态破坏等现象的‘元凶’”;声称这与社会主义本质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公平正义、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这种思潮由此判定所谓“改革开放在真正意义上并没有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反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虚无论调混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以故意混淆黑白的选择性姿态罔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性成就,“片面将特权、贪腐、贫富等人类普遍性问题同‘主义’与‘道路’挂钩,……以此把所有问题归咎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与改革开放”,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正确认知。


其二,散播改革开放“变质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愈发猖獗地叫嚣改革开放“变质论”。他们以“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但三大改造中已消灭的私有制又复活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为由,公开诬称“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经叛道”,叫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炒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演变为‘新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不以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为评判标准,而是抓住一些表面现象或某些局部问题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妄下结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迷惑性,极易误导受众。


其三,叫嚣改革开放“断裂论”。历史虚无主义者忽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内在联系,将二者外在地割裂和对立起来,或是用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声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黑暗失败”的历史;或是极力放大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歪曲改革开放的性质,声称改革开放引入了资本的运作方式,是背离社会主义的立场与原则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是对改革开放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弦更张。殊不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四)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从理论到未来的动态性虚无


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已有500年时间,从这个很长历史过程来考察,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史,试图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未来的动态性虚无中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


其一,在理论层面,制造由“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到“虚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调。历史虚无主义为了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目的,不仅极尽所能诋毁、反诬马克思主义,肆意炮制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无用了”“落后了”等错误论调,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图式等同,声称马克思主义脱离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了“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些错误论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严重扭曲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相,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近年来,面对露骨直陈、明火执仗虚无马克思主义做法遭到全面揭穿和严厉批判的现实境况,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将矛头转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他们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个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协调问题归结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和困境,污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大众化进程,以此“否定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大众化意义”。


其二,在实践层面,由虚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虚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虚无主义最早将目光聚焦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善于从抹黑、诋毁领袖人物的档案入手来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解密”的旗号,将“大量说明列宁、斯大林时期成就的档案搁置一旁,而专挑个别失误掐头去尾、碎片化地放大”,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把斯大林描绘成“历史的罪人”,宣扬“列宁和列宁主义把俄国社会引上一条错误道路”,“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还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为圭臬,声称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早产儿”,苏联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苏联解体后,历史虚无主义趁势而上,不仅到处散布社会主义事业不能胜利的谬论,而且开始转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抹黑和诋毁。历史虚无主义炮制出社会主义改造“跨越阶段论”、“突然袭击论”、社会主义建设“搞砸论”等论调,声称中国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生产力条件,过早地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揠苗助长”和“人工催熟”。这些错误论调实际上就是“忽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否定苏联十月革命发生合理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生产力论’和‘唯条件论’在中国的理论翻版”。


其三,在未来层面,炒作由“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到“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言论。在西方,自马克思主义真正出场以来,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就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和“幽灵”,不遗余力地攻击之、污蔑之。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就曾提出“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命题来质疑共产主义,声称“共产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破坏性,原因在于它的主体是解放的自我,又没有任何限制性”。随着这种共产主义破坏性论调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所证伪,近年来,更是有部分历史虚无主义者开始四处散播“共产主义渺茫论”,声称共产主义是“头脑的激情”的产物,它“遥不可及”,是无法触及的“水中月”“镜中花”,只能存在于现实彼岸的空中楼阁之中。这种错误论调有意忽略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混淆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系。其实质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影响人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三、从解构到重构: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内在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虽然以极其隐晦的方式虚无“四史”,但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虚无,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和线索理路,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这就是依循“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线索和“解构—颠覆—重构”的逻辑理路展开,企图最终达到从根基处彻底重建“四史”,进而全面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


(一)解构“四史”:从整体到真相


从整体到真相的全面解构,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起点。


其一,片面地看待历史,解构“四史”的整体性。“整体是由部分构成,部分从属于整体,因此我们在一切活动中都应该有全局观念或整体观念。”历史本身是由不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版图。只有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视域出发审视和考量历史,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历史的核心要义和整体面貌,进而避免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和“以偏概全”的误区。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四史”本身的整体性,拒绝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四史”,而是从局部出发,在碎片化的历史片段上大做文章,并企图用这些历史的细枝末节颠覆原有的历史全貌。例如在研究抗战史时,历史虚无主义者极力挖掘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和细节,放大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并通过未经过推敲的某些“惊人数字”来加以佐证,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企图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其二,主观地想象历史,解构“四史”的客观性。历史是由作为主体的人创造的,“但历史一经创造出来,就由主体的活动变成客观事实。历史是尝然而不是未然,是既成事实而不是等待书写的文本。历史不可选择、不可假设、不可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这意味着,客观性构成历史事实的最本然属性,研究历史必须“以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为立足点”和前提。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四史”的关键手法恰恰就在于拒绝从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历史材料、凭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而是以“我想”“我认为”“我看”为借口,随意排列、组合历史事实,甚至炮制、臆造“史实”。譬如,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渲染和放大刘胡兰的情感经历,以其在前线经常为连长王本固做饭、敷药为由,臆造出刘胡兰当连长“小三”的所谓历史情节,试图以此解构刘胡兰是革命英雄的客观史实,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其三,孤立地审视历史,解构“四史”的有机性。“四史”虽然包含诸多阶段和部分,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毫无关联的独立板块式存在,而是彼此相互关联、有机融通、不可分割的。历史虚无主义却固守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从宏观上否定“四史”之间的有机关联,营造出一种彼此毫无关联的假象,并刻意制造彼此之间的对立,误导人们的历史认知。历史虚无主义从中观上无视“四史”本身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刻意将特定的历史阶段从前后关联着的历史之流中人为抽取出来加以抽象,并以此为根据得出所谓“新证据”“新发现”来颠覆固有的历史传统。例如在研究改革开放史时,历史虚无主义就选择性地无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将彼此视为两段分离的历史加以外在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历史史实的歪曲。历史虚无主义从微观上拒绝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置于历史有机体的坐标中加以定位,而是将其从历史进程中孤立出来加以审视。如此一来,历史虚无主义就把历史本身的有机性“过滤”掉了,从而使原本活生生的历史被缩减为一堆缺乏内在关联的僵死之物的堆积品。


(二)颠覆“四史”:从认知到价值


如果说从整体到真相的全面解构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起点,那么从认知到价值的全面颠覆则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展开。在具体的逻辑展开上,历史虚无主义由外到内、由浅入深,从基础层次的感性认知到核心层次的情感认同再到根本层次的价值信仰,层层递进、缓缓上升,企图最终实现对“四史”的彻底颠覆。


首先,在感性认知即“认知—解释”层面通过任意解读导致认知混乱。“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认识解释逻辑,只有说清楚讲明白,才能确定下一步举措,区别就在于各个意识形态的知识论前提科学与否。”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自己的认知解释逻辑,只不过作为其前提的知识论基础乃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对立的抽象主观认识论。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历史虚无主义恰恰就是运用这种主观抽象的认知思维诱导受众产生对“四史”的认知混乱。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发生的偶然现象上下功夫、做文章,“特别是喜欢通过所谓的人之常识、常理、常情来审视和看待历史,结果必然造成历史现象与本质、常识与真知的混淆,进而造成人们历史认知的混乱”。例如,历史虚无主义从个人纯粹生理本能的视角对邱少云提出质疑,声称邱少云在烈火中被灼烧时,神经元难以控制,不可能一动不动,尤其是难以忍受剧烈灼烧感和疼痛感而不断翻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试图以此颠覆人们对邱少云英雄形象的固有认知。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超越具体时空和脱域于具体语境,以重新“描绘”和“认识”历史为名,主观地“假设”“虚构”“捏造”历史,用故意“选择”的所谓历史事实推演真实发展的历史过程,试图以此重现历史真貌。然而,在这种抽象“想象”与“凭空捏造”中建构的“美好与真实”与原真性的历史本身已然大相径庭。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故意以革命史为突破口,提出“假设不向苏联学习而向英美学习”“假设当年不出兵抗美援朝”等观点,然后以此为基础抛出提前包装好的私货,进而诱导受众动摇对历史史实的原有认知。


其次,在情感认同即“情感—心理”方面通过情感心理共鸣颠覆固有认知。作为意识的一种基本形式,情感是主体本身的客观心理活动,其内在机制由内在感触、情境评价与反应选择构成,它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动力,如果没有人的情感也就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这意味着,感性认识只有通过情感体验或情感认同,才能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的真正力量。历史虚无主义深谙此理,他们不但通过极力凸显反动人物的柔情和感性一面来调动起受众的情感因子,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以美化反动人物,消解其负面形象,而且善于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怀疑心理,将其意在表达的思想观点置于话语字面信息之外,尤其是将涉及立场、定性和历史观的内容全部设置为“留白”,然后设置诱导性线索和暗示性话语,引导受众在解读字面信息的语意时“顺其自然”地读出看似“自发”和“独立思考”实则事先预定的结论。比如,在对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的描述中,历史虚无主义就通过设置“溜下来”“窜下来”等暗示性话语,引导受众得出“他们表面英雄实则贪生怕死”的虚假信息,企图以此“合乎情理”地解构革命英雄主义。


最后,在理性信仰即“反思—价值”层面,通过扭曲价值引发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妄图由浅入深在理性信仰层面彻底颠覆人们对“四史”的认知。一方面,在理性反思层面,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人们习惯驻足感性直观而难以达及理性反思的思维惯性,以“反思历史”为名,打着“学术探讨、学理争鸣”的旗号,极尽所能地搜集和挖掘“新史料”和“新证据”以质疑历史定论、挑战正统说法,并主张以这些新的史料为支撑,企图补写中共党史、改写新中国史、续写改革开放史、重写社会主义发展史,从而彻底颠覆“四史”。缺乏一定反思的受众极易被这些表面上“证据凿凿”的史料所迷惑。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反思”,实则有着明确价值立场和价值指向,那就是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以西方价值和文化为唯一标尺来裁决中华文化和“四史”本身的价值。比如,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政治上没有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经济上也没有形成完全市场化的私有经济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实则就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裁决改革开放史。


(三)重构“四史”:从理论到范式


解构和颠覆“四史”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终极目的,在解构和颠覆“四史”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历史意义”重构“四史”才是其根本意图。质言之,利用特定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构“四史”,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逻辑旨归。


一方面,在理论上借用史学理论“重写四史”。其一,运用微观史学重写历史。微观史学又被称为日常生活史学,其根本要义在于将目光从整体性的涵盖地域辽阔、长时间段和关键人物的宏观过程转向局部性的历史细节和普通个别人物的研究,宣称要通过这种聚焦化的具体分析让历史更加“真实”。其仅仅关注历史细节和局部史实而较少关注历史的整体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碎片化和肢解历史的风险和企图。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利用微观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特点,打着让历史更真实、更生动的标语,从普通的历史人物着眼,从历史的细节处入手重新书写历史,并将这些历史细节当作真实的历史本身。例如,在研究新中国史时,历史虚无主义就不讲前后的历史关联,不看历史的前因后果,从普通人曾经经历短暂忍饥挨饿的细节出发,无视整体上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逐步走上正轨的事实,武断地将新中国初期描绘成“苦不堪言”的年代、“饥饿”的年代。其二,征用实证史学补写历史。实证史学是一种西方实证学和传统考据学内在交融中形成的一种新考据学,其“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订、辨伪等工作为中心”,力图达到对历史的客观解释。历史虚无主义套用实证史学的理论,以“如实还原、秉笔直书”为“至理名言”,竭尽所能地致力于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试图用个案研究、证据研究取代综合、客观的历史研究,用“史料证据”支撑所谓“创新”观点,并以此为根据补写续写“四史”。如此“实证研究”看似客观可信,“实际却是以预设的结论和目的为依据,……得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比如,在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就通过考证所谓的“秘史档案”,得出“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了几百万甚至3000万直至5000万人”的结论,并以此为依据污蔑斯大林是“俄国的暴君”“苏联的新沙皇”,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然而,根据俄罗斯图书馆现有藏书《俄罗斯大百科全书》中的资料,这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是蓄意编造、恶意夸大的。


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实现范式转化“重构四史”。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借助“范式”的基本规定,通过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制造伪命题,设置“理论陷阱”,以实现对历史的重构。其一,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历史虚无主义无视革命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将二者外在地分割与对立,声称“现代化才是近代史的主题,革命则是一种能量的消耗,不但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而且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极大地阻碍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因此,必须用“现代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来重新叙述历史。应该说,“现代化范式”为近代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研究的可能性空间,但“把现代化作为唯一的主题,视革命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消极力量,这就违背了历史的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比如,有人就“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成是‘只起破坏作用’,认为党史和新中国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这种论调显然是违背中国历史事实的,是一种基于“范式转换”的“理论陷阱”。其二,用“后现代主义范式”取代“现代史学范式”。后现代史学的现实出场对于反思现代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内具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特点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在历史虚无主义看来,现代史学的整体视角、线性发展观和宏大叙事遮蔽了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只有从“现代化史学范式”走向“后现代主义范式”,解构宏大叙事,把研究投向边缘细节的探讨,把历史意义还原为“原始在场”与“后续诠释”的有机融合,从史料累积转向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生成性的“意义在场”的文本,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殊不知,一旦用“后现代主义范式”彻底取消“现代史学范式”所强调的历史客观性和整体性,那么,历史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庄严性和真实意义将完全被消解。


四、从理论到实践: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基本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手段灵活、方法多样,如果任由其大行其道势必会产生雾霾般的毒害性效果,直接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为此,必须要立足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从理论与实践、方法与策略等多维向度出发,形成廓清“四史”虚无迷障的合力。


其一,要深化理论研究,廓除虚无迷障。既要主动深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重点、难点、争议点以及敏感点问题研究,及时回应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关切,解决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疑惑和问题,也要在研究过程中及时产出通俗易懂的高质量学术成果,有针对性地厘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错误论调和观点,从而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牢牢掌握主动权。既要打破“视域前见”和“学科壁垒”,学会采用哲学、诠释学、心理学等多重新的视角全面审视“四史”,也要善于运用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方法研究“四史”,从而铲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谬论。


其二,加强“四史”学习,强化历史认知。要全面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带着问题“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从而在整体的高度上深刻理解和把握“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我们国家和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同时,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深入思考,深刻领悟,认真反思,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认清自己在理论素养、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在查缺补漏、寻找差距中,不断提升理论思辨能力,增强历史意识和历史自觉,学会运用“四史”的知识分析、研究问题,特别是要敢于运用所学所知积极投身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去,让思想的伟力化作现实的力量。


其三,掌握批判武器,夯实应对力量。一方面,淬炼“批判的武器”,发挥理论威力。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领会和把握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本真精神,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用唯物辩证法客观全面地分析历史,“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进程、现实路径、未来图景”,从而在准确把握历史进程、正确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有效识别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各种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强化“武器的批判”,聚合主体力量。党员干部作为领导性主体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发挥“头雁效应”,以“惊涛骇浪从容度,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带头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仗。同时,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善于聆听民众需求,回应民众关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从而不断汇聚起人民群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磅礴伟力。


其四,树立科学思维,破除方法谬误。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围绕着解构“四史”花招迭出、反复激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部分民众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从而助长了其偏颇乃至错误认知。为此,要树立科学思维,破除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方法谬误。一方面,树立整体思维,认识到“四史”在时间上相叠加、内容上相关联,是一个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因而既不能忽视“四史”间的内在联系,对其进行外在的分裂与切割,也不能过分放大作为部分的历史,以其中的“一史”代替其他“三史”,而要善于将作为部分的历史置放于作为整体的“四史”中加以考量和把握。另一方面,要树立辩证思维,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此外,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历史事物,从而形成对“四史”的科学认知。


五、结 语


历史虚无主义沿着“解构—颠覆—重构”的内在逻辑理路,用带有强烈唯我论色彩的历史叙事虚无“四史”,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极大的破坏力,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稀释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冲击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消解人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为此,唯有立足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视域,形成理论批判与实践纠治的治理合力,才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进行彻底批判,进而遏制其扩散蔓延。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仍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乔装打扮、变换花样,以更加隐蔽性、诱惑性、狡诈性的形式展开对“四史”的虚无。在新征程上,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主动的历史自觉,下好防范化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先手棋”,打好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仗”。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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