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伯重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项羽乌江自刎的那一段记述，研究中国史的人大都耳熟能详。司马迁以神来之笔，描绘出了一幅“英雄末路”的画面：“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生性要强，至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却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天”。什么是古人所说的“天”呢？就是“天运”“天命”“天道”，用今天的哲学话语来说，就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或变化趋势。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基于这个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就可以称为“天人感应”。由于“天”代表了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是不以人类划定的国界为边界的，因此“天”并不只是覆盖中国。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不为人为的国界所限制，因此必须把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环境史和全球史的视野中，方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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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的清朝八旗兵，从半蛮荒的东北地区挥戈南下，在短短二十年中横扫东亚大陆，征服了拥有1.2亿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明朝。这确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历史巨变？早在明亡之时，人们就已开始思考了。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学者把明清易代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阶级斗争，例如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是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一方面是饥寒交迫，流离死亡”。樊树志先生在《明史十讲》的第十讲“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中则将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为：一是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二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三是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海外，学者们也对明何以亡的问题提出了多种解释。赵世瑜先生在《海外学者谈明清为何易代》中，引用青年学者刘志刚的研究，把这些解释总结为以下五种：（1）王朝更替的解释模式；（2）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3）阶级革命的解释模式；（4）近代化的解释模式；（5）生态-灾害史的解释模式。这个归纳颇为完备，可以说把迄今为止所有的解释尽都纳入其中了。到了晚近，出现了一些流行的新观点，如《明朝覆亡真相：人口逼近2亿，粮食增长空间耗尽》《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明末北京鼠疫流行》，等等。但是这些网上观点都尚未见到有人做出认真的论证。以上各种看法，无疑都有其合理方面，但是也都有其不足。在本书中，我将力图汲取这些看法中的合理部分，并将这个问题放在全球史和环境史的视野中进行观察，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气候史研究已经证实：北半球的气候自十四世纪开始转寒，十七世纪达到极点。十五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三个寒冷时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十七世纪为最冷，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摄氏度。对于位于北半球的中国，这个变化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气候史学者总结出了明朝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如下：明代前期（洪武元年—天顺元年，1368—1457）：气候寒冷。明代中期（天顺二年—嘉靖三十一年，1458—1552）：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小冰河期。明代后期的前半叶（嘉靖三十六年—万历二十七年，1557—1599）：夏寒冬暖。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1600—1643）：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这个明代后期的“小冰期”，也被东亚其他国家感受到了。朝鲜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记》中也对1636—1640年的气候变化作了第一手的记录，韩国学者朴根必和李镐澈在《〈丙子日记〉时代的气候与农业》中，把日记所记情况与其他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十七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中国各地地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态势呈倒U形。中国处于季风区，气温变化与降水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大体而言，气温高，降水就多；反之则降水少。十七世纪是中国近五百年来三次持续干旱中最长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差不多，两种灾害交替发生，全国性的旱灾或涝灾的趋向不明显。但是成化以后情况有所不同。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可以看到，明代后期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由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有巨大影响。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１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相应延长或缩短3—4周。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据张家诚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减少的幅度要更多得多。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平均年降水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明末北方地区的大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蝗灾、大瘟疫上。在河南，据郑廉《豫变纪略》所记：“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崇祯七年（1634），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崇祯二年（1629），延安籍官员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地点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1637）蝗灾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1638）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1639）向北扩展到山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1640）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1641）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1642）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所谓瘟疫，一般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布罗代尔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当时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巳（1641），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至夏天和秋天，情况更甚，“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在这些严重而且长期的大灾荒中，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郑廉说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马懋才也说，在陕北，“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即使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南方，也未逃过气候剧变导致的灾难。宋应星说：“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如此严重的局面，又岂是像崇祯皇帝这样一个“勤勉的昏君”（这里借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吕志勇《勤勉的昏君：崇祯》一书的书名）和腐败的明朝官僚机构所能应付的。因此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气候变化。换言之，就是“天”亡大明。如果把眼光投放到中国之外，我们会发现：在差不多的时期，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例如在西欧，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太阳观测记录、中英格兰气温、捷克地温、阿尔卑斯山冰川、大气碳14含量、树轮、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曾经历了“小冰期”，其最冷时段在十七世纪。“小冰期”的平均温度一般要比正常时期低1℃—2℃。气候变冷对西欧农业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农业产量下降、歉收和灾荒频发，导致粮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产生，整个社会更是呈现出普遍贫困化：英国十七世纪末穷人占到一半，其中一半处于极度贫困；法国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德国科隆每5万人中就有2万是乞丐。在一些地区，这种情况常常演变为绝望农民的起义和暴动，如1647年7月意大利那不勒斯由于食物短缺等原因引发了严重的民众起义。在法国普罗旺斯，1596—1635年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这样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有374次之多的起义，确实令人震惊，以致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同东亚一样，欧洲也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在东亚，朝鲜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由于气温变冷以及随后的连年水旱灾，导致经济凋敝，又经历了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1624年年初又发生内战，接着又是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整个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日本在十七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宽永大饥荒”。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德川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更有意义的是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中国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爆发了四场大规模的战争：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和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2）。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遥远的欧洲也爆发了十七世纪最大的战争——天主教国家联盟和新教国家联盟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从战争的规模来说，这些战争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在中国，空前规模的内战（即明末大农民起义）爆发于1627年，导致了1644年崇祯皇帝的死亡。而在遥远的英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内战爆发于1642年，导致了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的死亡。这些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幕后推手是什么呢？应当说，就是全球性气候剧变。这个气候变化导致的危机也表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Global Crisis:War,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年至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十七世纪中期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等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就连美洲大陆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馑、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共有1/3世界人口死亡。这个场面，和我们所看到的明清易代时期中国的情景不是很相似吗？帕克并非对“十七世纪危机”进行研究的第一人。西方学界对于十七世纪危机的认识很早就已存在。作为历史学命题的“十七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在创刊不久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为题结集出版，当时对于危机的讨论还是着眼于欧洲，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着类似的危机现象。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清易代，也就是把明清易代纳入“十七世纪危机”的范围。1973年，阿谢德率先将“十七世纪危机”的研究引入中国研究，发表了《十七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一文。魏斐德的《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1985）探讨了中国十七世纪危机表现及走出危机。这些，都为我们开启了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明清易代的先河。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虽然“天”（即气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全球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十七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在其《一四九二：那一年，我们的世界展开了》中写道：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借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副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联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白银为基本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也发展起来了。在中国方面，到了十七世纪，货币白银化也基本完成。此时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因此也加入了世界货币体系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结果之一是中国越来越依赖白银输入。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态势，自然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十七世纪前半期白银输入数量出现了颇大变动，这有可能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不统一。艾维四的《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和《1635—1644年间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岸本美绪的《康熙萧条和清代前期地方市场》和万志英的《中国十七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等著作，都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见解，是我们在研究明清易代问题时应当参考的文献。其次，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富勒（J.F.C.Fuller）说：“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早期经济时期的火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迅速传播，大大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因此之故，明朝陷于强敌环绕之中。明朝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来对付这种局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不幸的是，明朝军事改革的主要成果，由于各种原因，落入主要敌手后金（清）手中，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改写。关于这一点，在拙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总而言之，明清易代是全球性“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危机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因此，只有把这个事件放到全球史与环境史视野中来观察，方能得出一个全面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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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新视野，新历史：演讲、书序与书评》，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转载行为都需留言咨询，其中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