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理应凭借庞大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开放的经济政策成为外资流入的热土。然而，在外资企业眼中，印度却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市场。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印度的经济环境常常充满着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外资火葬场”。
在不断被吸引和逐渐被驱逐的过程中，印度的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外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往往不是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在一系列政策、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变成了“薅羊毛”的工具，最终成了被“榨干”的对象。
“薅羊毛”与印度外资撤离的现象
印度的“薅羊毛”策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可口可乐进军印度市场，通过多年的努力打通了市场，并收获了巨大的利润。然而，印度政府在1974年出台的外汇管理法案要求可口可乐必须交出60%的股权，或者公开其配方。可口可乐选择了退出市场，因为它显然不愿意放弃企业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此后，印度的“薅羊毛”行为并未停止，而是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做法。
到了90年代，印度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一系列诱人的政策，最终“骗回”了可口可乐。然而，印度的态度却再次发生变化。很快，印度政府又找到了可口可乐的新“把柄”，以“杀虫剂问题”进行指责，甚至在2004年再次以污染水源为由投诉可口可乐。此时，本土品牌“Thumbs Up”迅速崛起，最终几乎占据了整个市场份额，彻底将可口可乐驱逐出印度。
这种外资企业无法在印度获得长久发展的局面并非孤立事件，几乎每一个进驻印度的外资企业都难逃类似的命运。可口可乐、耐克、三星、微软等国际巨头，纷纷在印度市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政策波动、市场困境和“薅羊毛”现象。可以说，在印度，外资企业的投资不仅仅是赚取利润那么简单，更是在与印度复杂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进行生死博弈。
印度的“外资火葬场”：企业的艰难生存
除了在税收、法律和政策上施加压力，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效率上也表现得让外资企业颇为失望。比如，韩国的钢铁公司曾计划在印度投资建设工厂，然而，在项目开工之前，印度政府要求其支付了152亿卢比的环保费。即便如此，当厂区建设接近完成时，印度政府又发现其中有500多亩土地被居民占据。种种繁杂的审批和执法流程导致了投资的严重拖延，企业面临的困境也在加剧。
印度高铁项目的困境也是外资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之一。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政府曾向日本借款16000多亿日元来推进高铁项目，然而该项目却因政治干预和资金管理不善，最终烂尾，且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类似的情况屡屡发生，外资企业在印度投资所面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实施中的种种问题，往往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外资企业在印度的“生死博弈”并不仅限于行业巨头，很多中小型企业也在印度遭遇了诸多困扰。从印度的高税收负担到滞后的行政效率，再到频繁变化的政策，外资企业几乎没有在印度市场立足的机会。在印度，各种政策的变化和不透明的市场规则，始终让外资企业无法预测自己的投资回报，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正是造成企业撤离的根本原因。
官僚主义与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外资的“第二道围墙”
印度的官僚体系及其低效的行政程序，往往成为外资企业在印度遭遇困境的又一重大原因。以某个电力项目为例，印度政府要求企业获取43个联邦政府和57个地方政府的审批才能正式启动项目。这样冗长的审批过程，以及在政府间的协调和沟通问题，往往导致项目推迟、成本增加，甚至最终被迫撤回。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印度的税收制度混乱，地方税法和中央税法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企业必须面对重复征税的困境。即便在2017年，印度实施了税法改革，旨在简化500多个税种，但许多地方政府依然保留了征收特别税的权力。例如，印度地方政府曾在2022年征收“数字税”，试图向全球互联网公司收取额外税费。这样的政策不仅让外资企业头疼不已，也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经济的内外矛盾。
此外，印度的法律体系并未有效保障外资企业的投资利益。比如，印度海关对外贸的管理也是一大困扰。根据印度海关的规定，如果买家未付款提货，货物将被停放在港口最多30天，超期后便有可能被拍卖。而要提货，卖方需要提供买家签署的无异议证明。这样的规则无疑给外资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损失。
民粹主义与外资排斥：印度社会的隐性障碍
印度盛行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思想，往往使得外资企业成为攻击的目标。印度社会长期以来承受着殖民统治的历史阴影，许多人对外资和外国企业持有敌视态度。在印度民众看来，外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象征，更是外国势力的“侵略者”。这种情绪被一些政治力量所煽动，进一步加剧了对外资企业的排斥。
2020年，印度工人曾在维创（Wistron）工厂进行集体打砸，导致大量苹果手机被盗。这只是印度多起类似事件中的一例。工人的暴力行为和对外资企业的敌视，反映了印度社会对外资企业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敌对情绪。这种民粹主义的风潮，使得外资企业不仅仅要面对政策和市场的风险，更需要面对民众的抗议和社会的不稳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企业中。例如，铃木汽车在印度购买了4200亩土地，计划建设工厂，但由于当地农民的抗议和民间的反对声浪，铃木最终不得不撤出市场。外资企业在印度的运营，不仅仅是与政府打交道，还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和民众的不满，这为其在印度的发展增添了更多变数。
印度制造的“春秋大梦”：如何错失外资机会
印度政府在过去几年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试图通过吸引外资、刺激本土制造业来振兴经济。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根据数据，从2014年到2021年，共有2783家跨国公司撤出印度，占外资企业总数的1/5。即便如此，印度政府仍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试图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但效果却不理想。即便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高额补贴时，印度依然未能获得足够的外资投资，反而在不断的政策调整和市场反弹中，失去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与中国制造的崛起相比，印度制造的“春秋大梦”更像是一场空想。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产业链的完善、技术的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而印度的制造业之路，依赖的则是廉价劳动力和外资的不断输入。然而，这样的“低成本”模式往往并不能带来长期的竞争力。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印度能否通过自我改革和产业升级突破现有困境，仍是一个未知数。
薅羊毛的代价
印度的“薅羊毛”模式，在短期内或许能为其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剥削式的经济模式将无法持续。外资企业的撤离，反映了印度经济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包括政策的不稳定、官僚主义的存在、民粹主义的蔓延等。与中国的“制造业崛起”相比，印度的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尚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能否实现经济腾飞，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