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有这样一句名言：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这句话凸显了教育的“未来性”。教育“非为现在”，但有赖于现在。教育当为尚未来临的未来做好准备。从这个意义看，它也具有“当下性”。好的教育需要锚定未来，立足当下做更深邃的思考和更谨慎的实践。
未来是怎样的？科技高度发展，人工智能被广泛使用，社会愈发变得易变、不确定、复杂而模糊……这样的社会特征，陈品化的知识，固定化的模式，单一化的关系，显然无法适应。人们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诸多能力：在波动中稳定自我，在复杂中灵活应变，在不确定中做出正确判断，在模糊中发现本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成为积极的个体，关切自我，热爱生活，融入社会，更好地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担当有为者。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下的学校教育，以及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知识”学习。当然，这里的“知识”是一种泛指。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的速度大约是90年增加一倍；19世纪，知识每五十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每十年增加一倍，到了70年代每五年增加一倍；而最近十年知识大约每三年增加一倍。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想见知识增长的速度还会加快。不仅如此，知识获取的渠道更加多元，获取的方式更加便捷，获取的时空更加泛在。
知识爆炸与快速更新，使得曾经使人引以为傲的“汗牛充栋”“学富五车”的个体知识拥有量，在日益丰富的知识体系背景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知识学习的结果似乎也让人感到沮丧。一个人哪怕“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式地勤学苦读，穷极一生所学到的知识，也许AI能在几分钟内学到。那么，在未来图景中，如何理解“知识就是力量”的意义呢？笔者尝试做以下设想：
公共性、共享性、协同性、开放性将成为知识的主要特征。传统社会中，知识具有私有性、特权性、统治性、封闭性等特征。由于接受群体、传承方式的局限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成为部分人的私有产品，也是特定群体拥有特权的象征。知识不仅仅是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工具，也被当作规范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力量。掌握知识的人，往往能够借此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在知识增长缓慢的年代，知识为少数人或阶层所掌握，传播对象相对固定。加之传播工具落后，使得知识传播速度缓慢，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的封闭性。相对于传统社会，在未来社会中，知识体现了公共性、共享性、协同性、开放性等特征。知识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共享性特征。知识一旦形成，便可以传播与扩散。正是这种扩散的需要，使得知识可以共享，具有公共特质。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知识的传播广泛而迅速，人们可以轻松地通过网络和人工智能工具获得各种知识资源。这种传播，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隔阂，消解了国与国的边界，甚至敲击着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知识以开放、共享的姿态，无差别地惠及所有人，使人人都有机会从中获得实用的、心灵的、精神的力量。在未来，人不仅仅是知识的享用者，也是知识的贡献者。人与人协同、人与机器协同共同创造知识将成为可能。
对知识内容的关注将产生新的视角。在学习科学理论层面，知识被分为陈述性知识（是什么），程序性知识（怎么做），元认知知识（为什么）。我们知道，陈述性知识中，既有简单的事实，也有较为复杂的概念、规则、原理等，后者构成了基本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底层知识。即便人工智能能够迅速给出“是什么”的答案，但关于学科概念、规则、原理等知识的意义理解，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内容。知识学习不仅限于学科的陈述性知识，在波动的、不确定的、复杂而模糊的未来场景中，更需要关注以正确的价值观帮助自我选择明确的方向，运用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并确立坚定的信念，激发强大的动力，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这不仅体现了对认知的深度要求，也包含着情感意志等复杂的心理机能。因此“怎么做”“为什么”的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将得到重视。当然，面对纷繁的真实世界，我们会发现单一的学科知识常常难以解决复杂的问题，个人的努力，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如何形成自洽的学习组织，有效地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一“综合运用知识”的知识或将成为新的知识内容。
知识运用将成为重要能力。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完整的表达是“知识就是力量，但更重要的是运用知识的技能”。早在400多年前，培根就发现了运用知识的重要性，只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相结合，才能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获得知识变得不再困难，知识的拥有也突破了地域、阶层、群体、学校的边界，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公平。在这样的前提下，单纯的知识积累、储备与传承，已不再成为学习的主要目的。如何甄别知识的真伪，形成独立的判断力，从而有效地运用知识，并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如何在价值的导引下，做出正确的选择，运用知识“在陌生的环境中自我定航”；如何通过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改变着人对世界的认识、自我的认识，并让自我与社会变得更美好……这将成为重要的能力，也是核心竞争力。
上述设想，基于计算机网络普遍使用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这一背景，其转化为现实，并不容易。2024年11月12日，由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发布的“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素养研究第三轮（ICILS 2023）”结果报告——《数字素养的国际视角——ICILS 2023的结果》中发现：在2013年至2023年的ICILS周期中，全球ICILS成绩呈现下降趋势。在参加ICILS 2013和ICILS 2023的教育系统中，没有一个教育系统在从上一轮到下一轮的过程中，CIL平均成绩有所提高。（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成果，由“教育国际前沿课题组”（IFRGE）成员整理，课题组负责人张永军）这一结果，似乎也呼应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生前曾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当然，这只能从一定程度说明了教育的复杂性，并不会改变知识正在被重新诠释的趋势。认清“知识就是力量”的未来意义，使得我们当下的实践拥有清晰的方向，且更为谨慎而确定。
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未来意义，我们可以从建立知识结构，优化思维品质，培养人文情怀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审视“知识”学习的改变。
建立更为开放而有联系的知识结构。当公共性、共享性、开放性、协同性成为主要特征时，知识不仅突破了内容的局限性，也冲破了获得方式的封闭性，以开放而丰富的样态等待着汲取者。知识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本中、教材里，人将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与纷繁各异、海量的“知识”相遇。如何获得真正的知识？这就需要建立开放而有联系的知识结构。
世界上最伟大的系统思考大师之一德内拉·梅多斯，在他的经典之作《系统之美》中提出：“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对于我们学习知识，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面对海量的“知识”，要学会关注整体性、系统性，聚焦重点。如果只注重局部的、碎片化的知识，不仅让人产生无望的疲累，更无法获得真正有意义的知识。无独有偶，现代课程与教学之父拉尔夫·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也发表过类似于“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他强调“如果组织结构是由许多具体片段组成的，很难实现整合性。……片段越多，要找出每一片段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困难”。因此，要警惕零散的、不相关的、片段化的知识学习，而要重视其连续性、顺序性、整体性。不过，在儿童阶段，知识结构也许并非以知识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呈现，可能会以儿童的活动逻辑被发现，即教师在组织儿童开展活动中，水到渠成地完成了知识的建构。因此，有意义的儿童活动系统，将成为建立知识结构的重要“介质”。
梅多斯还指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不存在孤立的系统；如何确定系统的边界，取决于你的分析目的。”同样，知识也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的边界既存在于知识内部，也存在于更为开放的个人经验、课程内容、社会生活的联系。知识结构的边界有多大，需要符合学习者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实际。譬如，当下提出以“大观念”统摄知识，是建立知识结构的重要方式，能使学生获得一般性、普遍性知识。但从教学实践看，观念并非越“大”越好，而是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学习者，思考“观念”统摄知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同样，用“大单元”承载有联系的知识，这样的单元多“大”合适？也需要针对教学实际，进行合理建构。“系统结构决定系统行为。”建立怎样的知识结构，可能就会产生怎样的学习行为。对于知识结构的研究，或许会成为改变学习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培养更为独特与深刻的思维品质。马斯克曾大胆地做出过这样一种假设：未来纸质阅读可能成为一种特权。因为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难以通过长文阅读、沉浸式阅读或批判性阅读来建立专注和持久的注意力，正因这种注意力将变得越来越稀缺，使得持续的纸质阅读将成为少数人的一种特权。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一种“低智化”现象可能出现。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需要思考，人工智能会通过高效的计算，迅速给出满意的答案，替人们做出“优化”的思考和选择。而这种“优化”的结果，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算法影响的“信息茧房”，其本身会形成固化模式、认知偏差，使得思维变得狭隘，价值取向单一。当人们习惯了人工智能“投其所好”而带来的“轻而易举”的快感时，可能会摒弃长期的、专注的、独特的、深刻的思维活动。因此，如何摆脱“算法操控”，培养思维的独特性，如何摆脱“数字依赖”，培养思维的深刻性，将成为知识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任务。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写过一份邮件，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尽管这是针对科研人员提出的要求，但从一个方面也说明，即便是知识获取极大便捷的人工智能时代，专注、坚持的意志品格，独特、深刻的思维品质也无法“一键输入”获得。
如何培养更为独特与深刻的思维品质？就学科知识学习而言，需要引导学生直面结构化的内容，去探究“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知识，并通过学习实践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坐听现成答案”；不仅如此，更需要引导学生动脑、动手，用自己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创造性地去解决生活中真实的“怎么样”“为什么”的问题，使学科间的知识得以综合贯通，真正为了解自我、了解世界，改变自我、改变世界服务。
形成更为温暖与善意的人文情怀（姿态/关怀）。2021年，《半月谈》杂志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合作，在全国若干省份调研发现：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生命无价值感的“四无”青少年越来越多。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估计，全球约有3.8%的人口（约2.8亿人）患有抑郁症，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上升。由此不难发现，知识改变着世界，但未必能改变自我。物质水平提升，但人的幸福感却未必同步增长。
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在研究“是什么力量让少数人能在集中营存活”时发现，并非健康、智力、生存技巧，而是对生命的积极乐观态度与坚持力。的确，如同走路，让我们迈开脚步的是基本技能，然而支持我们走得更远的是技能之外的毅力、乐观、合群等积极的品格。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那些帮助个人正确地认识自我，和谐地与人相处，积极追求幸福感的知识。这类知识，是温暖的、感性的、细腻的，甚至是混沌的、模糊的、缄默的，它们与人的内心丰润，自我建设、社会交往等有关，影响着人的生命质量。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回答面对未来和不确定性，社会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时，提出了社会与情感能力，并把它定义为人的综合能力，是人一生中社会经济结果的重要驱动力。OECD将社会与情感能力划分为“任务能力、情绪调节、交往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五大领域，在每个领域之下设置3项子能力：如“任务能力”包括责任感、毅力、自控力；“情绪调节”包括抗压力、乐观、情绪控制力；“交往能力”包括乐群、果敢、活力；“协作能力”包括共情、信任、合作；“开放能力”包括包容度、好奇心、创造性。这些非认知能力，在帮助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实现自我价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也提出在培养学生关键能力的同时，应当充分关注正确的价值观和必备品格的培养。这部分“知识”是学科知识之外的“知识”，它们的加入，让我们看到教育的完整性，它基于对完整的人的理解，指向促进人的完整性的实践。然而，这部分“知识”，又是学生无法通过“算法”“大数据模型”直接获取，需要教师用心、用情、用教育的智慧，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实施影响与改变。相对于学科“知识”教学，这是当下教师专业素养的“陌生地带”，是面向未来需要形成的新素养。
在未来图景中，“知识就是力量”这句经典名言显然并没有过时。知识将以新的结构呈现，以新的作用成为改变个人、社会、世界的雄健的力量。而当下教育，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面对知识的重新定义，需要做好新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