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时代：希特勒、张伯伦、丘吉尔与通往战争之路》，[英]蒂姆·布弗里著,吕芃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
这部书的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记者蒂姆·布弗里，他的写法是不厌其详，不厌其细，几乎都是当事人出来说话，作者很少站出来议论或评论。作者使用的材料，除了历史档案、文献，还有大量的当时人的日记、书信、游记、新闻报道和回忆录，各种材料互相印证，尽力复原1929—1939十年时间在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事情背后原因的复杂性，与各方面不同的诉求。希特勒的崛起，固有他自身的原因和德国现实土壤的养成，同时也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互相博弈，此消彼长所造成的，看得真是惊心动魄，扼腕痛心，先是阿比西尼亚，接下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直到波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各色人等的做法，今天我们已很难理解，而想想当下所面对的战争，又觉似曾相识。总之，这本书讲的虽是数十年前的历史，但很有现实意义，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惕！
《失去的三百年》，郭建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
郭建龙的《失去的三百年》，副题为“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亦有题注：“从隆庆开关到鸦片战争，中国走了一条三百多年的弯路。”郭建龙的书读过几本，他的写作给我留下两个很鲜明的印象，一是大量占有材料，他看书很多，范围很广，边边角角，不遗余力，真如韩愈所说，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其二是他喜欢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概念，并努力求证，解释说明，有时难免有刻舟求剑之虞，但也常有惊人之语。读《失去的三百年》亦有这种感觉。书中他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试图说明，中国在这三百年间，并非与世界完全隔绝，海外贸易和各种经济活动是很活跃的，对世界也有很广泛的了解，西方国家来此做生意和传教的人也不少，有些人很努力地把欧洲的科学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过很大贡献，如果不是封建集权制度，中国是有机会跟上世界潮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富国强国的。但由于 “人治”带来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耽误了三百年的时间，遂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案板上的“鱼肉”。这种观念和认知在当下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事实上，现在已很少有人坚持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是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走出中世纪而进入近代社会的时间也大大提前了。
《王安石“强辩”考》，周思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周思成的新书《王安石“强辩”考》，副标题为“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作者没有在传统议题上纠缠，而是另辟蹊径，借助“强辩”一词，把一切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问题都牵扯进来，遗憾的是，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无法展开。通常谈论王安石及其变法有一巨大困难，即在王安石身后，反新法派主导了历史叙事，王安石本人和变法都被严重地污名化了，为其正名的呼声一直微乎其微。作者选择围绕“强辩”这一行为而展开，恰恰回避了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正面评价，只从“强辩”现场的具体环节入手，呈现双方在“强辩”中的具体表现。尽管“强辩”是反新法派对王安石的恶谥，但作者在论述中并不偏向哪一边，而总能兼顾各种意见，且保持着理性的质疑精神，从人物的性格、理念、行为方式、认知局限、客观条件及心理因素等多个方面，对“强辩”的现场做了尽可能完整的复原，将论辩双方的姿态、面目都呈现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我们于是看到，王安石的“强辩”固有其主观故意的因素，也有不得不然的客观原因，而反新法派在“强辩”中表现出来的“风采”，也是不容小觑，不容抹杀的。
《大宋病人》，韩福东著，新星出版社2024年4月
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写起来却不容易。即使在今天，要确诊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也是很难的，何况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而且病人还是个皇帝。但不得不说，作者对患者致病原因的发掘、搜寻和分析，是有理有据的。我尤为好奇的是，他为何不惜花费许多精力，去挖掘一个历史人物的病史，其意义究竟何在？作者在作品中并未明言，我也只能依据读后的感受做一些猜想：首先是仁宗、英宗两朝的社会政治生态，呈现出与以往诸多叙事不同的另一种面貌，由此也会使人对北宋的君臣共治天下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想象。其二是作品中的几位主人公，如仁宗和英宗，曹太后和高太后，韩琦、欧阳修与司马光等诸多人物，他们各自的面貌以及在政治活动中的种种表现，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有些甚至可能颠覆我们的认知。其三是从作品所引述的司马光、吕诲、富弼等朝臣的奏折以及皇帝、太后们的反应中，的确可以看出宋代皇家对朝臣的态度与后世明、清的大大不同，难怪很多人视此为政治清明的理想盛世。其四是仁宗、英宗两朝皆须真实面对的社会经济危机——三冗，即冗员、冗兵和冗费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原因。其五是仁宗与英宗权力的交接过程，真是惊心动魄，甚至不能不对英宗的命运产生一点点同情，他的生病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综上所述，这本书为了解仁宗、英宗两朝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另类视角，给读者许多新鲜的感受，这或许正是作者选择书写这个病人的初衷吧。
《苏东坡时代：儒家王朝的士大夫》，孔见著，海南出版社2024年4月
读了孔见的《苏东坡时代：儒家王朝的士大夫》，有如下一些感受：一、苏东坡不是供人描绘、书写、观赏的标本，他就生活在宋代这条历史长河之中。作者表示，他不希望把苏东坡从这条“河”里打捞出来，而试图把他放回河里。他要书写的首先是这条“河”，然后描述苏东坡是如何在这条“河”中从学习游泳到劈波斩浪，成为时代弄潮儿的。二、作者笔下的这条历史长“河”，没有被人为地截断，而是直上河源，探寻“河”之源头。如果说宋朝是个“儒家王朝”，那么，它实际上来自遥远的周朝，在这里，我们甚至会看到宋这个“儒家王朝”的原初面貌。三、北宋自始至终重文抑武，形成君臣共治之局面，儒家士大夫唯有在北宋才有限地实现了做“帝王师”的理想。四、士大夫群体对君子人格的推重和追求，以及自觉修为，亦是北宋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他们围绕“义利”问题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在儒学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儒学自身带来的问题。五、苏东坡是时代造就的硕果，同时，他也为这个时代贡献了独特的精神人文财富。他把儒、释、道成功地融化到生命中，丰富了传统士君子人格的内涵，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形态，让后来者高山仰止，望尘莫及。
《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 何晋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通常我们阅读古代典籍有两个障碍，一是文字，即文言文。二是古代文化知识。今天向各位介绍的这本书，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两大障碍。书名为《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书名所蕴含的意味我们暂且放在一边，它所吸引我的，却是书的编排方式和叙述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不是直接把古文翻译为白话文，而是用白话把古文的意思讲出来；其二，不再是编年体的流水账，而是以人物为统领，把《春秋左传》中的人和事重新编辑整理，形成比较集中的叙事；其三，对《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和区别，各自的内容、特点和渊源，介绍得清楚而明白；其四，对于古代文化知识的介绍，详尽而实用，如天干地支，以及如何以干支纪时、纪日、纪年，夏、商、周三代历法的区别，春秋时期女子姓名的取法，春秋时期所确立的国君继承原则，子以母贵，《春秋》为何始于隐公，春秋时期的盟、誓等等，这些都是阅读《春秋左传》必备的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设计了许多图表，如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三代历法对照表、春秋大事记年表等，一目了然，非常便捷，可见，作者和编辑心里是装着读者的。
《湖山：张岱与他的美学世界》，老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书和人是什么关系？有人说，读什么书便成就什么人。反过来，书对人是不是也有要求呢？即什么书要求什么人读。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非老桥这样的风雅人不能读也。犹如与张岱同时代的张潮所言，人与物为知己，物亦以人为知己。老桥是否与张岱和《陶庵梦忆》互为知己呢？读老桥的书，深感非知己不能深入张岱的美学、精神世界。老桥把他的书命名为“湖山”，抓住了张岱美学精神的精髓。他把张岱的美学世界概括为雪、茶、食、园、夜、友、月、灯、梦，强调的生活之美，自然之美，正是张岱美学世界的核心内容。这个世界正是超脱于世俗人生，空灵而一尘不染的庄禅世界。而张岱又是经历了由繁华到衰败，由富足到穷困的巨大落差的，这方面他有点像贾宝玉，悲凉之气，遍被华林，但他却没有消极、沉沦，我们不得不赞叹审美的魔力，使人在剧烈变化的乱世，也能在审美世界安置自己的心灵，使其永远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
《满世界寻找敦煌》，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24年5月
很早就听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荣新江先生“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结果，是把敦煌学从国外搬回国内。当下敦煌学在国内已成显学，不能说没有荣先生的开拓之功。这本书就是对自己四十年来“满世界寻找敦煌”艰难历程的回顾和记述。书中历数他在欧美、日本和中国寻找敦煌的具体收获，介绍英、法、德、俄及北欧、日本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的收藏，既有关于学术的发现、研究和见解，也有当时的旅行见闻，以及行程中他的感受。读这本书，我们在羡慕荣先生能有这么好的机遇之余，也进一步理解了他的寻找对敦煌西域文献和历史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很多难得的历史文献都是经他手与公众见面的，有些甚至是他从各国图书馆、博物馆，一笔一划手抄回来的。这种治学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更是中国敦煌学研究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生动缩影。
《惠通桥之战》，余戈著，天地出版社2024年5月
余戈是写微观战史的高手，以前读过他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这本书所写的“惠通桥之战”也发生在滇西北战场。它是怒江上的一座桥。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惠通桥是十万远征军的生命线，兵力输送和物资补给，都仰仗此桥；此后随着战事发展，这座桥被主动炸毁，由此构成了怒江这道天然防线；在滇西反攻阶段，修复惠通桥，夺控滇缅公路，遂成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成为沟通滇北和滇西两个战场的战略支撑点。余戈在书中借助新发现的原始档案，全面、细致地还原了围绕惠通桥的战事和众多人物的细节。而且，他以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冷静客观地叙述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围绕惠通桥展开的攻守较量，生动再现了中国抗战史上的这场命运攸关的战役。
《藏春：元大都规画》，武廷海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
元大都的规画建设在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秉忠受命主持其事，以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而名垂青史。研究元大都城市规划，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武廷海是其继任者。他的研究从邵雍易学与《皇极经世》入手，从刘秉忠的思想文化切入，给研究元大都规划带来一系列认识上的突破，特别是发现了“藏春”作为其内在精神的意义。藏春是刘秉忠的号，他自称藏春居士或藏春散人，其中不乏道家意味。作者在书中指明，研究元大都规划，综观城市功能、形态与组织，难点就在于了解其深藏之意。书中叙事围绕元大都规划的相地、城制、营城、街巷、建置、易简六个环节，提出了24个“猜想”，然后以“猜想—证明”的方式，系统探究元大都规划的一系列理论及实践问题，环环相扣，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