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之力,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李娇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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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记者 姚颖康 徐彦 倪雁强 摄

图像,一眼明了,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和地域差异,成为人类沟通的桥梁。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艺术图像,更能唤起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共同文明遗产的情感和爱护。

11月27日,在第二届“良渚论坛”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研讨会以“多彩的世界:艺术图像中的文明叙事”为主题,搭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汇聚六十余位来自海内外艺术史界和文博收藏单位、文化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艺术图像与中华文明重大议题,带来极具前沿性和深度的学术交流。

在他们的讨论分享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珍贵艺术图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图像时代。在学者们看来,看问题、做研究,不再仅仅依靠文字和语言就能解决,还需要大量图像、形象以及物质材料,这是一个时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会场报告厅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人类最早的画”——法国拉斯科洞穴的壁画。通过这幅壁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向我们讲述了图像的意义。任何艺术一旦成形,就成为文明的形迹,不断增加人类精神的成就。然而不管怎样分类和研究,图像的价值仍在图像本身。

朱青生认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有两个重大的学术意义。首先,是艺术史的学术意义,“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完整地揭示了中国艺术的审美核心价值和创作的主要手法——即以“笔墨”为核心观念的中国卷轴(书)画。其次,这个工程揭示了绘画并不一定是对于事物的模拟、描写和再现,而是“有生于无”的创造。

我们可以看到,在浙江大学倾力打造“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十多年时间里,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艺术与考古学院,建立了涵盖艺术学、考古学、设计学等的学科方向,构建了从考古发掘到艺术史研究,再到展览展示、设计转化的全链条学术生态。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让文明在交流中迸发更精彩的光芒。以“大系”为主题的展览,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海外13个国家巡展,“大系”相关图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200余家海外机构收藏,逐渐变成世界人民互相之间共享文明的一座桥梁。

某种意义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本身就是科技的产物。

在论坛上,来自波茨坦应用科学大学的安德里亚斯·比纳特教授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真实的艺术品与技术复制品创新结合的典型。通过仔细扫描,高清打样等,实现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可再读性,是以极高质量和可靠性创造出的独特数字副本。”

有趣的是,沿着这条“科技之路”不断走下去,我们能够从古画中,获取此前从未知晓的信息,并改变我们的认知。

在宋徽宗朝时,出现一大批门幅相近的宫绢,都用于绘制设色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估测,宋徽宗朝用宫绢量达20余万尺。

通过显微镜和织物密度分析仪对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绢本画作进行分析,余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宋徽宗的用绢相当于“一级宫绢”,经纬密度均在50根/厘米以上,《千里江山图》用绢相当于“二级宫绢”,经线密度在40根/厘米以上、纬线密度在50根/厘米以上,其余皆相当于“三级宫绢”,经纬密度均在45根/厘米以下。

“由此可见宋徽宗对《千里江山图》的重视程度,几乎给了王希孟最好的绘画材料。”余辉说。而对宋徽宗的《瑞鹤图》检测发现,经线密度为49-53根/厘米,纬线密度51-55根/厘米,使用的宫绢是最高级的,毫无疑问是宋徽宗亲笔。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名作《听琴图》,此前一直被传是宋徽宗的作品。但经检测,经线密度为42-48根/厘米,纬线密度则只有34-40根/厘米。“所以,《听琴图》不可能是宋徽宗亲笔所画。”余辉说。

随着科技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历史迷雾被拨开。

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问世以来,绘画史学者身处一室便可畅游于中国历代绘画的璀璨长河,这在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我们依然要看到,现在对图像使用的保护和限制,是一把双刃剑——

版权,是一种奖励创作、促进创新的方式。在版权保护期结束后,作品应进入公有领域,造福人类。北京大学长江讲席教授白龙展示了一幅来自他的家乡意大利的名作,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这幅达·芬奇的画作,本可以为公众所用,但在意大利,如果一些公司使用这幅作品作为标志,可能会被起诉,甚至面临两百欧元的罚款,这样的法律框架是遏制创造力的。”白龙说。

他认为,在意大利,管理文化遗产的版权法律影响了艺术的自由传播与交流,给使用者制造了障碍。很多艺术作品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包括《大卫》、《维纳斯的诞生》等,使用它们的复制品需要申请并会产生高昂的费用。

从这个角度观照“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白龙希望能引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相关思考: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是无价的文化财富,它们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保存好,也取决于如何融入当代的文化。”

实际上,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限制性的版权问题依然存在。白龙认为,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不应该被当做静态的遗物,只放在玻璃橱窗里供学者研究,而要为全社会共享,让所有的评论家、教育家不要有担忧,能公开探讨这些历史名作,并且鼓励艺术家再创作,鼓励公众与艺术互动,使它们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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